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戒。③彭城是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它今天还是一个铁路交汇处），很可能吸引
了许多外国人，其中当然也包括佛教和尚在内。但是，皇帝对佛教之着迷，
表明甚至在京师洛阳也是很虔心礼佛（他与黄老合在一起）的。后来，到了
公元　１　世纪的中叶，佛教已经由中外商人汇集之西北诸绿洲而深入到中国的
中原和东部了。
五年以后，即公元　７０　年，楚王英又被卷入另一次叛乱阴谋之中。这一次
他和几个道教方士在一起，方士们造作了有利于他的预言，他被判处死，但
皇帝又一次只是把他废黜并把他发配了事；他被发配到长江以南的丹阳郡（安
徽）；楚王英在这里于第二年自杀。可能至少有几名佛教人士陪伴他到那里，
这可能表明佛教第一次传入了中国南方，即江南地带。
但是，刘英的佛教社团在彭城存留了下来；一个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它在
当地的官员笮融的庇护下兴盛起来；笮融因彭城刺史曾授权让他管理粮食运
输，因此而发家致富。彭城刺史陶谦和笮融一样，也是来自丹阳。陶谦身名
大显是因为在公元　１９４　年后镇压黄巾军有功，也因为他在公元　１９０　年董卓的
政变中忠于朝廷；那次政变使洛阳遭受了很严重的烧杀之祸。①京师的居民特
别流落到彭城地区避难，这个地区很富庶，所以他们能托庇于此，不致受到
京师扰乱之害。
今天我们得知，笮融大约在公元　１９３　年曾在彭城附近造了一座大佛寺，
上覆以尖顶，另加九个仿印度塔形式的圆盘，中伫一衣锦的镀金佛像。这个
建筑物有几层楼高，中可容“二三千余人”在那里念经。为了招徕当地民众
参加他的佛教社团，笮融自己主动给这些老百姓豁免国家的徭役；在庆祝佛
的生日和浴佛节的时候，他举办大规模的集体庆祝活动，长长地布席于路，
让参加者有饭吃，有酒喝。参加的人数可达万余人，所费以百万计。②
这些数字当然是被非佛教徒的历史学家夸大了的，因为他们不赞成佛教
徒在奉献中大量靡费钱财，也不赞成对信教者豁免赋税（这种豁免到后来只
给予受戒的僧徒）；笮融的跟随者，即新入教的中国教徒，肯定不在这样的
僧徒之列。笮融和楚王刘英一样，没有落得好下场。公元　１９３　年，曹操袭击
并荡平了彭城；笮磁逃到了长江地区，据说跟从他的有一万多彭城男女居民，
并且还随身带有三千心腹骑兵。很可能，他的佛教宣传的真意确是想在这样
的大激战中为他自己招集随从，同时很可能，这些追随者就是黄巾军的孑遗。
可是，我们未见资料上有关于笮融的佛教杂有道教之说，象这个时期通常的
情况那样。无论如何，笮融这一事件的功绩是它使我们对佛教在汉代民间中
的传布情况能略知一二。老百姓的宗教生活实际上在历史材料中被忽视了。


③　　“斋”，是个道教术语，但斋戒三个月则当是佛教传统的一部分。
① 关于公元　190　年的诸事件，见上面第　5　章。关于笮融，见《后汉书》卷七三，第　2366　页以下；泽克：《佛
教征服中国史》，第　27—28　页；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　78—81　页。
② 有一份材料说，信徒的参加者有　5000　家；见《资治通鉴》卷六一，第　1974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
《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　58—68　所载公元　181—220　年大事记》〔堪培拉，1969　年〕，第
137　页）。关于这些集会后来发展为“无遮大会”的事件，见下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的开头部分。
　





洛阳佛教的开始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汉王朝楚国的佛教社团实际上只是一定已在京师成
长起来的社团的一个支派，关于这一点虽然我们知道得不多。在公元　３　世纪
之初，我们知道京师洛阳有个许昌寺院。这个名称表明，它一定由刘英的母
舅名许昌者早在公元　１　世纪所建。可能是在刘英于公元　７１　年处死和彭城国除
之后，他把来自彭城的僧众安置在他的第宅之中。①我们知道，大约就在那个
时候，汉明帝在做了一次梦兆之后便派了一个使团去打听西方佛教的事情。
这个使团据说带回了两名印度僧人，即迦摄摩腾（Ｋāｓ＇ｙａｐａＭāｔａｎｇａ？）和
竺法兰（Ｄｈａｒｍａｒａｔｎａ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并为他们建立了白马寺；取这个名称
是为了纪念那个驮回佛经的吉祥动物。
可是，这是一个在以后很晚时间才出现的传说，显然这些僧人的名字不
大可能是凭空捏造的。这两名和尚据说是最早翻译了印度经文，即《四十二
章经》，人们传统地把它定在公元　６７　年，但实际上它的翻译似乎不会早于大
约公元　１００　年。②这部经文与其说是一部翻译作品，不如说是一部介绍佛教教
义要旨的入门书籍，特别是按照所谓小乘教义介绍佛教的道德的书。它不是
用佛祖讲法的形式，而是仿照中国的《孝经》之类的经书或老子的《道德经》
的形式。今天，我们仅拥有大加修改过的经文文本，其中道教的影响很明显。
①
自此以后，只有在译书的版本记录或在书目介绍中才可对汉代洛阳的佛
教情况略知一二。这些译文或者译自梵文原文，或者更可能的是译自中亚的
普拉克里特语（Ｐｒāｋｒｉｔｓ），因为大多数译者并不全是印度人：其中有两名
安息人、两名粟特人以及一些伊朗人、三名月支人（Ｉｎｄｏ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只有
三名印度人，甚至他们也是通过西域才来到中国的。②
译者中最早和最出名的是安世高，即安息人世高，他于公元　１４８　年来中
国，协助他的是他的同胞安玄，此人是一名商人，公元　１８１　年来到洛阳，并
懂得中文。③很显然，安世高和安玄翻译的东西都由中国佛教徒提出，因为它
们或者论及中国人在自己的传统中所熟习的小乘教义中命理学之类的内容，
或者论及精神修养和呼吸功夫，这就使得佛教的瑜珈（ｙｏｇａ，中国叫做“禅”，
ｄｈｙā－ｎａ）和道教的同类功夫很相近。另一方面，所谓大乘的翻译风气则大畅
于第二代的翻译家，他们于公元　２　世纪之末和　３　世纪之初在洛阳工作；这个
时期是佛教的两乘在印度和西域过渡的时期，也是道家哲学在中国本地开始
复兴的时期。关于“空”（ｓ＇ūｎｙａ－ｔā）的教义和对于来世的“净土”的信


①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358、403　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32、328　页。
② 见汤用彤：《〈四十二章经〉的版本》，J。R。韦尔译，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1936），第　147—
155　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29—30　页；吉冈义丰：《四十二章经与道教》，载《智山学报》，
19（1971），第　257—289　页。
① 见下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中的有关部分。
② 关于安息（帕提亚），大约是　rsk　的译法，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年至公元　23　年的早期
阶段，附鲁惟一导言》（莱顿，1979），第　115　页以下。关于月支，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19
页以下。
③ 见罗伯特？施：《高僧传》（卢万，1968），第　16　页注　59。
　



念，必然会吸引中国的文人学士，因为他们正开始背离越来越暗淡无光的儒
家关于今世的宇宙－政治观。第一部关于佛教“般若”（ｐｒａｊ？　ā）的书是公
元　１７９　年由一名月支人和一名印度人翻译，而由一些中国道教徒协助；这些
道教徒中有一人有“祭酒”职称。①
这些最初的译本充满了道家的说法，这是中国合作者利用这些说法来翻
译佛教的专门用语：例如瑜珈（ｙｏｇａ）或菩提（ｂｏｄｈｉ）被译为“道”（ｔｈｅ　ｗａｙ）；
涅槃（ｎｉｒｖāｎａ）被译为“无为”（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或“ｎｏ－ａｄｏ”）；绝对（ｔａｔｈａｔ
ā，“ｓｕｃｈｎｅｓｓ”）被译为“本无”（ｎｏｎ－ｂｅｉｎｇ），而佛教的圣人（ａｒｈａｔ）
则变成了道教的“真人”（ｉｍｍｏｒｔａｌ）。用这种办法，佛教的“般若”雷同
于道教的“真知”，它被称为“玄学”。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使文人们厌烦
的笨拙而晦涩难懂的话，这特别是因为那些写中文译本的人文化方面的经历
很平庸。
但是，外国和尚经常出入于朝廷中受过教育者的贵族之门。早在公元　１００
年，张衡（公元　７８—１３９　年）就在他的形容长安的诗作（《西京赋》）中提
到他们，公元　１６６　年洛阳朝廷正式兴起了拜佛的仪式，与此同时也礼拜老子
（根据史料，也礼拜黄老，在此前一年，即公元　１６５　年，桓帝（公元　１４６—
１６８　年在位）因无子嗣，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苦县去祭祀老子，此地在洛阳之
东，据说是老子的出生之地；这里的庙里有一幅孔子的壁画，传说孔子曾问
道于老子。上面提到的《老子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②桓帝受他的配
偶——窦后——的影响，这位窦后和前汉的同宗窦太后一样也是支持道教
的。
公元　１６６　年，皇帝自己也在洛阳宫内祭祀老子以及佛祖。我们知道这一
点，是因为那时襄楷的奏疏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位道教中心地、今山东省籍
的星象家；他从原籍来到京师是想警告皇帝注意灾象，并且指责他的暴政和
与他的后宫妇女们所过的放荡生活。①他在谏草中写道：“又闻宫中立黄、老
〔据另■异文为“老子”〕、浮屠之词，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
省欲去奢。”因此，他引了两段《四十二章经》的文字；他又提到了干吉的
《太平经》，②所以他问皇帝究竟是否遵道而行事。他在奏疏中说到他相信佛
祖事实上就是曾去夷狄之邦的老子。③他也怨积于胸地提到宦官们往往侵夺权
力。
这些祭祀者在宫内的一座特别华丽的建筑物内举行，桓帝曾为它举行落
成典礼，这是因为史称桓帝“好音乐”，这两位圣人在这里被供奉在通常是
皇帝专用的华盖里。祭祀的举行极尽浮华夸饰的能事：祭坛上铺以经过刺绣
的羊毛织品，使用的是金、银器皿；供上牺牲礼品，并且奏祭天的宗教音乐。


① 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35　页，关于《｛三十二音节｝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Astād■sāhsrik
ā…prāz■pāmitā…s■tr）。关于黄巾军在不久以后用了“祭酒”这个称号，见上节。
② 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29　页；又见上文有关老子部分。
① 关于这段文字的编译和注释，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36—38　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
佛教史》（长沙，1938；重印，北京，1955），第　56—59　页；特别是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
73—78、586　页。关于襄楷，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
拉，1976）。
② 见上文有关部分。
③ 关于老子“化胡”的理论，见下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隋朝的佛教和道教》的有关部分。
　



它使人不禁感到，这种把佛和神化的老子拉在一起的做法不过是一位傀儡统
治者在汉宫廷的时尚是模仿西方蛮夷习俗和他们的衣着、椅子、乐器和舞蹈
之时的非非之想。就在那一年，一个西方人来到中国，并以罗马帝国的马可？奥
勒留的使节的身份出现；中国人想像中的以大秦为名的罗马帝国，是某种异
国情调的海市蜃楼。④宗教的历史在前进，随之把佛变成了老子的上等助理祭
司。























































④ 见上面第　6　章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接触》一节，以及本章《汉代民间的道教》的末尾部分。
　



公元　３　世纪的哲学复兴

上面我们看到，汉朝政治秩序的崩溃如何把文人引得离开了儒家的价值
观并离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①他们被宦官集团所迫害，并且在公
元　１６６　年到　１８４　年之间被放逐到外地（党锢事件），这使得他们把自己树立
成清议的代表；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要靠评断得失来纯洁朝廷的风气。
在汉代的政府体系中，州牧或地方官可以在他的治下挑选那些以学识、
才能或道德品质见长的人，或者挑选他认为够条件承当官吏职责的人。这些
人便是所谓经过“州举里选”的人。②这种选用人材的办法必须考虑公众意见
和地方贵族人物的评判，因此这些贵族人士能借机利用他们的影响以服务于
自己的目的。贪污腐化和裙带关系风靡一时。
在这种不正之风的背景下，文人们纷纷写嘲讽之作，用尖锐泼辣的语句
来描述讽刺的对象，例如他们与道：③“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又例如这时也有关于曹操的品评，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除
进行这种批评之外，人们还对性格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稍后把它加以系统
化的有刘劭的《人物志》：这本书兼有儒、道、法三家的影响，但其主旨却
是要依据各人的命分和天赋给予他们的性格来确定选拔官吏的标准。④
为了避免清议人士的批评，政府转而对文人学士们采取攻势。它单独负
起了品核人物为官吏候选人的工作。建立了视察员的制度，使他们负责发现
和挑选那些经过评论而适于推荐到中央政府并准备予以任命的人。这种制度
被称为“九品中正”制。①它是在曹魏的初期（公元　２２０　年以后）才由官方开
始采用，但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汉代末年。事实上它是这样一种荐举制度：
它为独断专行和任人唯亲大开了方便之门，也使得国家的官员都要俯首听命
于那些急于控制文人的军人独裁者。
从这时候起，这种文人越来越脱离公共生活，清议便逐渐被代之以清谈，
即谈哲学，谈文学，谈艺术——所有这些题目都用马拉梅的午后集会方式加
以谈论，即用机巧、论难和才华进行辩论。这种事情部分地是那些尚无一官
半职的知识分子用来消遣时间之道，但是，他们也用宗教的语调——先是用
道教语调，后来又马上转而用佛教语调——来展开哲学的辩论。它的发展趋
势只限于社会上的遗闻佚事方面，按照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意见，它为紧接汉
朝黑暗时期之后的哲学复兴铺平了道路。②
于是我们看到了古代世界的各种哲学流派出现了新面貌；其中不仅包括


① 见本章《东汉时期哲学的衰颓》的有关部分。
② 关于“州举里选”在早期文献中的起源和发展，见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东京，1955—1960）第
11　卷：第　11841　页，词条　39571（24）。又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32　页以下；以及上面第　8
章。
③ 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　230　页；马伯乐与白乐日：《历史与制度》，第　116　页
注　2；以及唐纳德？霍尔兹曼：《中世纪九品中正制度的起源》，载《高等实验学院论文集》，1（1957），
第　402　页。
① 关于“九品中正”，见霍尔兹曼：《中世纪九品中正制度的起源》。
② 对于“清议”和“清谈”的关系的确定问题，尚有某些疑点。见冈村繁：《清谈的系统和意义》，载《日
本中国学会报》，15（1963），第　100—119　页；这篇文章摘载于《汉学书目评论》，9（1971），第　770
号。在　19　世纪，“清议”这个名词用于指“清高地”支持传统的人，他们反对从西方输入现代思想。
　



墨家和法家，也有所谓的名家在内。如果按照西方中世纪哲学用语的意义把
“名家”译成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ｍ，那可能是译错了。名家学派按照法家和儒家的精
神，主张每一个“名”（ｏｎｏｍａ）、每一个术语、每一个头衔，不管它是行政
方面的或者社会地位方面的，都应该配得上相应的“实”（ｐｒａｇｍａ）；换句
话说，这意味着应该调整使每个人得以量才授职的这种属于社会的和政治的
范畴的秩序。①甚至经学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这个老的争论问题又被提了出
来。
魏国的一位高级官员王肃（公元　１９５—２５６　年）据说曾伪造《书经》的古
文本，想以此证明他攻击汉代注疏的正确性；他又据说曾伪造《孔子家语》；
孔子这位圣人在这本书里被描绘成一个纯粹的普通人，从而揭穿了汉代传统
把他变成的半神的形象。②但是，最重要的是道家卷土重来，恢复了它的辉煌
的过去。

正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