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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第7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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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那些没完没了的扰攘,有效避免了倒幕派再利用“天皇敕许”对幕府的掣肘和攻击。

    讨论这份敕许的草案时,小栗忠顺很想在其中加入“今后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之类的字眼,但徐四霖表示反对。

    徐四霖认为,将公卿的最后的一点象征性权力完全剥夺,不利建立“统一战线”——京都朝廷现在台上的,可都是佐幕派。另外,这样做,幕府专权的痕迹太重,日本国内会有很大的反弹,包括佐幕诸藩恐怕都会有不少不以为然的。现在大乱方平,天皇西渡,人心惶惶,一切还是要以“安静”为主。

    真正的原因是:天皇现在在我手里,如果“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我还能拿手里的这个天皇干什么用?

    登基大典之后。女天皇一行登上“富士山号”。第二特混舰队和幕府船队即启程前往大阪。

    关卓凡没有安排第二特混舰队的军舰作为女天皇的座舰。是担心舰上的洋人面孔过早地给女天皇以过大的刺激。再有,“富士山号”的船舱是按“和式”风格布置的,也更符合女天皇的生活习惯。

    以江户到长崎的海途,本来舰队是不需要在半途停靠大阪的,之所以先到大阪,是因为关卓凡答应了女天皇唯一一个“政治性要求”:去国之前,回京都拜祭皇考和皇兄。

    皇考仁孝天皇也罢了,皇兄孝明天皇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下葬。唉。

    京都是女天皇的故乡。四年前和宫下嫁,首途关东之时,十五岁的内亲王以为再也不能生返故乡,泪眼婆娑,曾赋和歌曰:

    此身虽可怜惜,为君为民之故,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

    想不到四年之后,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可不久就要去国了。

    这一次,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乡,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国。

    我的命运。就是朝露和浮萍吗?

    *

    长崎。

    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拧亮煤气灯,摊开纸笔,做“阶段总结”。

    长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团灭,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本时空,永远不会再有“明治维新”这四个字,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幕府的“改制”,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皮肤下面,什么也没有改变,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二次长州征伐,“西法”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幕府的“改制”,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幕藩体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不废“幕藩体制”,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可是,“幕藩体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废“幕藩体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杀了。

    所以,幕府统治日本一天,日本没戏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但关卓凡却认为,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况恶化,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

    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时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揆”,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即“暴动、起义”之意。

    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而幕府的“开国”,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

    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纷纷破产;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日本国内银贵金贱,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为挽救财政危机,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或者滥发“藩札”——相当于纸钞,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互相作用,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

    农民、普通市民、下级武士,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

    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大和国宇陀郡、安艺国佐伯郡、赞歧国多度郡、隐歧国原田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大阪、兵库,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

    就在关卓凡进入江户内城的时候,江户发生了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的“请愿”事件,只不过幕府拼命捂着,没让关贝子亲眼看到而已。

    轩军撤出日本之后,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的“一揆”吗?

    非常有可能,届时,不但武士阶层会参与,寺庙宗教势力也很有可能介入。

    倒幕势力会趁机再次发难,甚至夺取“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日本乱一乱,关卓凡并不反对,而且,乱的愈久愈好;关卓凡反对的,是“由乱而治”,是“大乱后大治”。

    还有一种可能:萨摩藩等“进步力量”无心继续倒幕,但又不愿和幕府绑在一块下沉,于是加速离心倾向,最终要求独立。

    这也不错,如果萨摩藩们真有这个志向,不妨暗中推上一把。

    当初幕府提议“封建萨摩”,岛津久光不是怦然心动了吗?

    时过境迁,没有长州藩需要“分而治之”, ;萨摩藩想独立,幕府自然是不干的。那么双方只好开打——这一次俺们中国就不参合啦——没有外援,幕府自然不是萨摩藩的对手,仗打完了,中国出面调停,萨摩藩也就顺理成章地独立了。

    其他各藩,最好有样学样,日本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许多小国组成的地道的“邦联”。

    如是,来自日本的麻烦便永久性地消除了。

    算盘打得挺响,真要做起来,难说能走到哪一步。嗯,一步一步来吧。

    西征日本,直接的收获:

    从“长州灭商事件”中刮来的上千万两白银。

    日本海关的百分之五十的控制权——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美国人的。

    从幕府那里拿来的,一大堆日本国内商事“专营权”,“买办”就是大浦庆了。

    一女一男两位人才。女是楠本稻,男是大村益次郎。

    大村益次郎最终同意为关贝子效力——如果他不愿意,关卓凡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这个人,反正是绝对不能留给日本的。

    还有一位美女天皇。

    嗯,不算少了。

    (《乱清》第七卷《血樱》完结,明天开更第八卷《无限风光在险峰》)

    *(未完待续。。)
第一章 电奏

第二章 该晋他个什么位子
    慈安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小会儿,才明白慈禧话里的意思,脸登时红了,也压低了声音,说道:“不能够!……再说,人家是……皇帝呢。”

    慈禧在心里面“哼”了一声:皇帝又怎么样?自己还是太后呢,“他”不是照样……

    想到这里,面庞微微发烧。

    这个“题目”暂时不能谈下去了。慈禧定了定神,说道:“不说这个了。关卓凡就要回国,第一件大事是叙功。该给他晋个什么位子,咱们倆心里得有一个谱儿。”

    慈安说道:“自然是晋贝勒。这个……会有人不服气吗?”

    慈禧微微一笑,说道:“会有人的。不过,就怕不是嫌高,而是嫌低了。”

    这个“有人”,指的可不是关卓凡,而是一大班爵位较低的宗室和没有爵位的闲散宗室。

    近来,宗室里边,兴起了一股将关卓凡“拱上去”的风潮。

    关卓凡本来就是宗室的“偶像派”,不过,形成这股风潮的催化剂,是以下两件事:一,轩军在日本的胜利;二,“奉恩基金”即将发放。

    后者尤为激动人心。

    “顾问委员会”已经放出话来:“奉恩基金”第一期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只待“管部”的关贝子回国后“画行请旨”,便可发放。

    “顾问委员会”公布了有爵位的宗室的“恩俸”发放标准;同时,开始接受闲散宗室的“恩补申请”。

    其实,早在肃顺上台之前。宗室和八旗的日子就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肃顺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地“砍钱粮”,不但普通旗人生计艰难,连有的闲散宗室,都闹到了“举家食粥”的地步。

    恭王杀掉了肃顺,可肃顺的满汉政策,却全盘继承下来,宗室和八旗只好继续“过紧日子”。

    “奉恩基金”的成立,让怨气冲天的宗室们看到了希望。不过。希望和事实毕竟还是两码事。之前,这个“奉恩基金”只能叫做“希望”,而现在,“希望”即将变成“事实”。

    宗室,尤其是下层宗室,开始真正地把关卓凡当做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满足精神需求的“偶像”。

    于是,要求恭王退出军机、由关卓凡全面掌政的声音起来了。

    只要不是在朝堂上,哪怕是在公开的场合,宗室们谈论这些。也是没有任何顾忌的。这班人,连太后的“段子”都敢编排。讲到兴起处,一个个口沫横飞的,区区一个恭亲王又算得了什么?

    “恭老六不行,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啦。”“恭老六那人,就该回家抱孩子!”“恭老六在边上碍手碍脚的,关三怎么干活?”“没有恭老六惹厌,两个小寡妇那儿,关三还不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不晓得他们三个,哎呦,啧啧……”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关卓凡归国,该给他晋个什么位子,操心这个问题的,绝不仅仅就慈禧一个人。很有一班闲散宗室,认为关卓凡可以越过多罗贝勒这一层,直接封多罗郡王。

    这批人的代表人物,叫做宝廷。

    此人是国初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直系后裔,其处境算是当时闲散宗室的典型:出身显赫,境况窘迫。

    宝廷娶亲之时,家徒四壁,连摆一桌喜酒的钱都没有。

    宝廷身上没有任何爵位,但他却“少负诗名”,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已有“纳兰性德之后国朝第一人”的名声。宝廷还没有能够考取任何功名,但已被视为“八旗文气所聚”,这是他能够领袖同侪,一言一行都有人追摹的重要原因。

    宝廷好使酒负气,浪迹山林;其为人,放荡不羁,疏狂磊落,自称“胸无宿物”,素有“敢言”之誉。因为这番“魏晋名士”派头,不论在宗室中还是在文坛上,宝廷的话,都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宝廷这么评价关卓凡:“内,扶社稷将倾之危;外,定强盟、收顺藩——这是列土分茅之功啊!国朝中兴气象大著!夏赏五德,爵以劝功,古有明训。朝廷不宜因循,若酬以王爵,则人心振奋,天下大治!”

    这一段话,被他的追随者们奉为圭臬,到处宣传。

    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关卓凡如果封王,那么郡王、亲王相距不过一级,关卓凡在身份上就基本可以和恭王“相敌”了,则以关卓凡的声势,恭王不往后退,亦不可得。

    这班宗室,理直气壮,有人刚说一句“异姓不王”,就被他们骂的狗血淋头:“关三既入玉牒,用黄金带,就是地地道道的宗室,怎么还能说是‘异姓’?你这么说,居心何在?”

    这话传进关某人耳朵里可不得了!

    这可不比说谁谁没本事——这不过是发发牢骚;说谁谁眉来眼去——这不过是花边新闻。说关某人“不是宗室”,莫说关某人要你的脑袋,“上头”也不能答应啊。

    嘴快的那个家伙拼命陪笑,又是三叔四哥地叫,又是请吃馆子请听戏,折腾了好一轮,才算把这事揭过去。

    再也没有人敢提“异姓不王”这四个字了。

    事实上,清朝也没有“异姓不王”的规定。除了蒙古,国初时候一大堆异姓王,还有几位是死后追赠的:

    扬古利“追赠武勋王”,这位是打朝鲜的时候挂掉的。

    黄芳度“追赠郡王”,这位是黄梧的儿子,死于郑经之手——老子背叛了郑成功,儿子被郑成功的儿子干掉,也算报应。

    福康安父子都追赠“郡王”。只是这两个“郡王”不好比。福康安那个是实打实的,儿子是按规矩袭贝勒的;傅恒的那个,是死后多年才追赠的,还是因为福康安的缘故,父以子贵,纯属荣誉称号。

    不过,康熙之后,满蒙之外,确实没有异姓生前封王的,可这顶多算一个“潜规则”。

    宗室里面有人“拱”关卓凡,这个情况,慈禧是大致了解的;慈安虽然懵懂,但也隐约知道一点。

    慈安说道:“你说的是宝廷那班人?唉,他们的用心虽好,可是,关卓凡还这么年轻,现在就封了王,以后怎么办?总要留出进身之地才好。”

    这番话,非常有道理。慈安仓促之间,是不大可能说出这种水准的话的,证明:这个问题,母后皇太后也是思考了好一段时间了。

    不过,慈禧另有想法。

    慈禧说道:“姐姐说的对。不过,到底该晋他个什么位子,要看功劳。功劳够了,亲王也晋得;功劳不够,贝勒也晋不得!我想,今儿‘叫起’,咱们就跟军机们好好聊聊这个事情。”

    慈安皱皱眉,担心地说道:“六爷他们,会不会又说什么‘恩自上出,臣下不敢妄拟’,结果说了一圈车轱辘话,最终还是不得要领?”

    慈禧心中暗赞:这个姐姐,颇有长进嘛。

    她的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讥笑,说道:“那是肯定的。不过,这算做臣子的‘题中应有之义’,咱们也不必强求。就问问他们:打日本这事,国朝也好,前朝也好,以前有没有相仿佛的‘故事’?到底该算份什么功劳?看看和宝廷那班人说的,能不能对得上号?这些事体弄清爽了,自然就知道该给关卓凡晋个什么位子了。”

    慈安心中佩服,说道:“你脑子真好用,就这么办。”

    慈禧说道:“军机上的几位,各怀心思。我想,‘进讲’的时候,还可以让翁同龢说说,彼此印证,应该就差不多了。”

    慈安点头,说道:“你想的周全。嗯,倭师傅那里,咱们要不要也请教请教?”

    慈禧刚想说:“罢了,这位老先生,咱们就不招惹了。”突然心中一动:倭仁可是大学士!而且……

    于是点了点头,说道:“好啊,倭师傅虽然稍稍古板些,可为人端方正直,说话一定公道。”

    *(未完待续。。)
第三章 福康安?
    “叫起”之前,“电奏”的副本已经送到了军机处,军机诸公都知道了“日本诸事已毕”的详情,入觐之时,虽说“各怀心思”,但养心殿东暖阁里,还是一片喜气洋洋。

    参与美国内战,固然获得完胜,但毕竟只是以一偏师“助剿”,打赢这场战争的主力还是人家美国人自己;可征日不同,幕府无能,实实在在是全靠中国一手底定局面。而且,战后日本政治尽在掌控之下,日本于中国,虽无藩属之名,却有藩属之实。

    乾隆朝“十大武功”之后,这算是头一遭了。

    德川庆喜接任十五代幕府将军后,立即致书中国皇帝,自称“臣源庆喜”,称中国为“天朝”,日本为“小邦”。虽然德川庆喜不是日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这封书信相当于自置日本于中国的藩属地位了。

    这就是宝廷嚷嚷的“收顺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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