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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丁世杰也是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当然这只是“挂名”，丁世杰并不参加天津驻军的实际工作。

　　　　华尔这个军团长。性质颇为微妙。他以客卿身份参加轩军。以“松江军团军团长”名义。成为关卓凡在美指挥作战的副手。其权力，其实是有限的。

　　　　本来，“松江军团”只是一个“战时机构”，就是说，是“临时性”的。现在，“松江军团”不但变成永久性的，还和轩军二合为一，则华尔这个军团长的权、责为何。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必须加以明确。

　　　　“军事委员会”的建立，表明：轩军调动、指挥的权力，在爵帅一人之手；其他的人，只有“管理和建设”之权责。

　　　　战时，经爵帅授权，将领们才拥有对本部的指挥权。

　　　　还有，五个师长，参与军团层面的工作，使轩军的的日常管理。成为“集体负责制”。一方面，军团的决策经研议而得共识。执行起来更加顺畅；一方面，也可预防有人专权，削弱关卓凡对轩军的控制。

　　　　最重要的是，既然“涉及轩军之调动、指挥，一律报委员长批准”，那么，轩军以外的人，就不能“调动、指挥”轩军了。

　　　　不过，关卓凡留了一个“后门”：在必须做出关于轩军调动的重大决定、又无法联络到爵帅的情况下，由七个委员投票，决定如何进止。

　　　　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士兵委员会”。

　　　　关卓凡的这个决定，对诸将之震撼，不在“扫盲工程”之下。

　　　　“士兵委员”每个连队一人，由全连士兵“自行推举”，军官不得参与，不得干涉。

　　　　每个班先自行推举一位“士兵代表”，然后全连的“士兵代表”开会，从中自行推举出一位“士兵委员”。

　　　　就是说，“士兵代表”既是“推举人”，也是“被推举人”。

　　　　“士兵委员”任期一年，期间退役、阵亡、升职，即行“补充推举”。

　　　　“士兵委员会”本身并不开会，每一位“士兵委员”联络“士兵代表”，了解情况，然后每月一次，向“军事委员会”直接“汇报工作”。

　　　　汇报内容，就是两项：

　　　　第一，在训练和作战之外，长官有没有虐打士兵？

　　　　第二，长官有没有克扣士兵的粮饷被服伙食？

　　　　其他事项，原则上不予受理。

　　　　“士兵委员”汇报事项，“军事委员会”必须认真记录，存档备案。同时，将“节略”上报委员长。

　　　　与会诸将心里都在说：爵帅的这一手，太厉害了！实在是在全军每一个连队都派了耳目！而且，说是一个“士兵委员”，其实是所有的士兵一起盯着——军官想要行差踏错，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了！

　　　　关卓凡说道：“咱们轩军，官也好，兵也好，都是兄弟。既然都是兄弟，怎么好又打又骂？上阵见仗，你是要人家替你卖命的，平日里，怎么敢虐打军士？打起仗来，不怕人家在背后打你的黑枪？”

　　　　他微微扫了诸将一眼，见个个神色郑重，全神贯注，心中满意，又说道：“训练的时候，有的兵笨一点，有的兵懒一点，急起来踹两脚，在所难免；打起仗来，怕死的，当逃兵的，当场枪毙也不稀奇。所以，特别指明，‘训练和作战以外’——所以，这个‘士兵委员会’，绝不会对长官平日的管教、训练，造成任何关碍。”

　　　　关卓凡说道：“各位都是带老了兵的，晓得当兵的最在乎哪些事情？除了行军法，你不打他，不骂他，不克扣他的粮饷，这样子带出来的兵，上了战场，哪有一个做缩头乌龟的？”

　　　　诸将都是心悦诚服的表情。

　　　　当时的军队，不论哪个国家，长官打骂士兵，都是家常便饭。

　　　　以后世标准，不同层级军人间过于显著的差别待遇，也非常普遍。而这种差别，相当程度上来源于军官对于资源的过度侵占。这种情况，和长官打骂士兵一样，各国相差仿佛，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所以，如果关卓凡真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他的轩军，一定是当世第一军，什么英国法国普鲁士，都要给他跪。

　　　　还有一层意思，关卓凡没有说出来。

　　　　将监督上官的权力——虽然这个权力还很有限——交到士兵手里，对于当时的士兵来说，完完全全是“开天辟地”。这种从天而降的“主人翁责任感”，能带来怎样的战斗力的提升，是当时的治军者无法想象的。

　　　　关卓凡的“士兵委员会”，灵感当然来自原时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那次著名的“改编”，但也颇有不同。关卓凡手里，“士兵委员会”的权力被大大缩减，本质上是一种积极性很高的“坐探”。不过，相对于本时空这个时代，已经足够用了。

　　　　关卓凡还不能高喊“官兵平等”，但却可以要求“官兵友爱，同甘共苦”。

　　　　他明确要求：实行连、排、班编制后，一，排长要和士兵同宿；二，连长使用的卧具必须和士兵一样。

　　　　和连、排、班编制配套的，是建立“三级连队会议制度”。

　　　　第一级，班务会议，每周一次，全班参加，班长主持，周日晚饭后进行。

　　　　第二级，排务会议，每半个月一次，班长、副班长参加，排长主持。

　　　　第三级，连务会议，每个月一次，班长以上人员参会，连长主持。

　　　　会议内容：

　　　　一，做本单位、本时段的“工作总结”，对参会各人、各部的表现做出点评，“揄扬进步，补阙拾遗”。

　　　　二，传达上峰的各种指示。

　　　　三，研究、布置下个时段的工作、任务。

　　　　信息量很大，将领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脑子里转着念头：这可新鲜，“会议”这个玩意，以前都是高级将领们的事情，现在，大头兵们也要来“会议”了！

　　　　但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士兵们可以由此知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做的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而且上下通达，毫无壅塞，政策施行的质量、效率都会大大提高。

　　　　会议一天两天开下来，将领们对关卓凡愈来愈佩服，都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真正是“仰之弥高”！

　　　　说的俗一点，就是“五体投地”——爵帅真神人也！

　　　　*（未完待续。。）

　　　　ps： ； ；明天一更，放在傍晚。

　　　　*
第七十六章　参谋参谋
　　　　姜德想起一个事情，问道：“请爵帅的示，咱们编成连、排、班之后，这个连、排、班的长官称‘长’，往上去，营、团、师的长官称‘官’，再往上，军团的长官又称‘长’，会不会有一点混乱？”

　　　　关卓凡一愣，随即哑然失笑，用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桌子，说道：“姜德说的有道理……”

　　　　他沉吟片刻，说道：“好，从今以后，所有主官，一律称‘长’！”

　　　　顿了一顿，又补充道：“团长以上，称‘首长’！”

　　　　与会将领都是精神一振。他们的心目中，大多隐约觉得“长”比“官”大。你看：军团长称“长”，委员长称“长”，“长”的意思，不就是“大”么？还有，长官长官，“长”在“官”前面嘛。

　　　　这个“首长”，听起来更是通身舒爽！就好像自己升了官一样，一时间，腰板都不由挺得更直了。

　　　　姜德提醒了关卓凡，名号绝对不是一个小事情，孔老夫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半点都不得错的；而且，这么做，无形中增强了将领们的荣誉感，从精神层面，将轩军和朝廷进一步区隔开来。

　　　　会议的最后一个大的版块，是关于军事建设的。

　　　　首先是要建立参谋制度。

　　　　轩军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参谋”，更加不要说“参谋长”了。

　　　　轩军只有“幕僚”。

　　　　冷兵器时代，军队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战争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只要有一定的天分。振臂一呼。一样能干这个活儿。因此，有“幕僚”在旁边出出主意，提点一下，就够了。

　　　　进入热兵器时代，特别是拿破仑战争以来，军队组织、战争形态都愈来愈复杂，需要愈来愈多的专业人士专事后勤组织、情报搜集和战役策划。这个活，只读过“四书”的“幕僚”可就干不来了。

　　　　近现代意义的参谋亟乏。是轩军最大的短板，关卓凡和华尔就此讨论多次，都颇以为忧。

　　　　轩军原来的洋教官，英、法、美皆有，军事思想其实是个大杂烩。彼时练兵建军，最大的任务是整顿纪律，教授基本军事技战术，根本顾不上“参谋”两个字。就算想到了这一层，合适的参谋人选也极少。

　　　　赴美一年，轩军的军事建设完全“美化”。可是。参谋制度原本就不是美军的强项，美国人自己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呢。因此。仗打完了，轩军参谋制度的建设，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参谋”这个东东，最早是法国人弄出来的。1795年，贝尔蒂埃创立参谋系统。一年后，拿破仑接管军队，将之发扬光大，整出了“总参谋部”。法军打遍欧洲，“参谋”这个玩意，便在欧洲各国落地开花。

　　　　其中青出于蓝的，是普鲁士。1806年起，普鲁士就建立了培训中级参谋的系统；1814年，普鲁士正式建立总参谋部和军、师一级的参谋部。

　　　　普鲁士后来能够痛扁老师法国，德意志能够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一度还牛气哄哄，和这套参谋制度大有关系。

　　　　但普鲁士的东西，关卓凡并不容易学。

　　　　普鲁士已经“军”、“国”合一，关卓凡的轩军，距离这个位面，还差得太远。

　　　　而且，普鲁士的总参谋部，不仅是一个参谋机构，还是一个地道的指挥机构。中国的“国情”，轩军的“军情”，都不允许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一群参谋。

　　　　抄普鲁士—德意志这一套最起劲的，是原时空的日本。

　　　　只是起劲得过了头。参谋们不断地“下克上”，终于凌驾于军衔远远高于自己的前线指挥官，一步步把日本推入一场不能承受之重的战争中。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大本营的参谋们根本就是在打电子游戏了。他们呆在东京，看着地图、海图，把前线的军队搬来搬去，随心所欲，昏招不断。日本最后覆亡，这班自以为牛掰的参谋应该负重大的责任。

　　　　平心而论，日本的参谋还是牛的，可是没有牛到可以和他们拥有的权力相匹配的地步。日本成也参谋，败也参谋，对于关卓凡来说，也算是一个前车之鉴。

　　　　不能走普鲁士的路子，更不能走日本的路子，那么，走哪条路好呢？

　　　　老老实实，俺从哪里来，就走哪里的路子好了。

　　　　参谋的职责：整理战斗信息，为军事主官提供资料和建议；经军事主管授意，向下面的战斗单位布置战斗任务。

　　　　这种“保守型”的参谋制度，对于轩军来说，也得分成两步走。新设置的参谋人员，主要任务是上述要求之前半部分，即情报收集，战情分析，战役策划。上述要求之后半部分，得迟一点再说；现阶段，在这方面，参谋顶多起一个“上情下达”的作用。

　　　　关卓凡决定，在军团一级设参谋长，级别为“副师级”。

　　　　原时空关卓凡所法，参谋长相当于单位军事主官副职，前者较后者只低一级；轩军的军团参谋长，则较军团长整整低了三级。原因是参谋制度初建，还很不成熟，承担不了军团副主官的任务，只能一步步来了。

　　　　师一级暂时不设参谋长，只设“高级作战参谋”，级别为“副团级”。

　　　　团一级设“作战参谋”，级别为“副营级”。

　　　　军团参谋长的几个候选人中，第三师第九团即白人团的团长沃纳。施罗德，算是首选。此君打小自普鲁士移民美国，毕业于艾奥瓦州军事学院。进入轩军之前，曾在俄亥俄军团服役，职位：作战参谋。

　　　　俄亥俄军团是谢尔曼的嫡系，而施罗德就读艾奥瓦州军事学院的时候，校长又正是谢尔曼，因此，施罗德算是谢尔曼嫡系之嫡系了。

　　　　西部战区南下的时候，施罗德是左、右两路大军的主要联络人。

　　　　关卓凡对施罗德的表现很是满意，于是向谢尔曼“挖角”。谢尔曼倒也大方，而施罗德是个狂热的“战争爱好者”，美国没有大仗可打了，也愿意“来东方发展”。于是出任整编后的松江军团第三师第九团团长，来到了中国。

　　　　关卓凡要求“军事委员会”尽快按要求拟定各级参谋人选，上报委员长批准。

　　　　对于各种操典制度的执行，关卓凡提出四个字的要求，“严、整、精、细”。

　　　　“严”是“严格”，“整”是“整齐”，“精”是“精确”，“细”是“细致”。

　　　　其中所谓“整齐”，就是执行操典制度，必须由头至尾，无缺无漏，不可有所偏废。

　　　　原时空，清末以降的旧军队，操典制度本身未必粗疏，但执行起来，从上到下，从将到兵，大都相互糊弄，十停里做不到三停。这种满身漏洞的军队，见起仗来，遇上认真执行操典制度的军队，自然就被打成了筛子。

　　　　关卓凡说道：“俗话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操典制度‘差之毫厘’，不用等上战场，‘失之’的，就是性命！”

　　　　他扫视诸将，声音变得严厉：“比如军火库里的弹药，码堆虽然齐整，弹种、批次也分得清楚，但作业通道宽窄不一，有的通道的宽度没有达到操典标准！遇到紧急情况，谁敢保证不会忙中出乱，撞塌一堆弹药，引发不测？”

　　　　华尔和张勇的冷汗马上就冒了出来。

　　　　轩军天津驻地的军营都是“临时建筑”，空间略有不足，轩军的弹药又特别“充裕”，库房里弹药码堆的“密度”不得不大了一点。想着过了年，新军营包括新库房很快就会建成，现在只好先“委屈”些日子。

　　　　没想到爵帅的眼睛这么毒！

　　　　*（未完待续。。）

　　　　ps： ； ；明天两更。

　　　　*
第七十七章　大熔炉
　　　　本来，军火库是总军需官贝灵格的责任，但人家贝灵格不止一次对华尔和张勇就此提出异议，可两位军团长也有苦衷。

　　　　轩军是打平了捻匪才决定常驻天津的，诸事仓促，现在的库存弹药，大部分是其后才从上海装船北运。两地未通电报，讯息不畅，终于一不小心，就超过了天津驻地临时库房的正常存储量。

　　　　华尔和张勇当然不会以此辩解卸责，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刷”地站了起来，说道：“是，属下处事不当，请求处分！”

　　　　关卓凡“哼”了一声，说道：“好，华远诚、张克山，罚俸二月，以示惕厉！”

　　　　华尔和张勇胸膛一挺，同时立正，大声说道：“是！”

　　　　这个“俸”，可不仅仅是“正俸”，而是他们所有的“正项”收入。

　　　　华尔的“正俸”，只有“三等子爵”一项，每年三百六十两，月俸不过三十两。

　　　　张勇的“正俸”，包括一等子爵，每年四百一十两；提督从一品，每年一百八十两；另外，身为提督，张勇每年还有两千两的“养廉银”。合计每年两千五百九十两，每月二百一十六两。

　　　　他们收入的大头，是做松江军团军团长、副军团长的俸银。

　　　　当然，这个俸银，包含朝廷行政职务的正项收入。华尔在朝廷里没有行政职务；张勇的行政职务是提督，其正俸和养廉银，是包含在他的松江军团副军团长的俸银里的。并不重复发放。

　　　　军团长的俸银是每年八千四百两。副军团长的俸银是每年七千二百两。则华尔每年“正项”收入为八千七百六十两，每月七百三十两；张勇每年正项“收入”为七千六百一十两，每月六百三十四两。

　　　　所以，“罚俸二月”，就是扣华尔一千四百六十两，扣张勇一千二百六十八两，相当不少了。

　　　　其余将领，无不凛然。

　　　　补充几句。

　　　　清朝的官员。给幕僚的“束修”，迎来送往的费用，都要出自自己的“正项”收入。这个措施，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当然不合理。但农业社会的统计监督手段有限，如果这一类“公出”，另列开支，则不知道能从中生出多少花样情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