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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刚才曾叫我“亲爱的”！）——也不谈我俩；而是讲起了一个已死去多年的旧情人。难道她忘了仅仅在几分钟前她刚刚把我引进那个我十四岁起就渴望进入的圣堂吗？难道女人们都像关掉电灯一样如此迅速地熄灭她们心中的欲火？托泽夫！她和她的这位旧情人快让我发疯了。她刚才对我的突如其来的激情表现不过是把我当作托泽夫的替身，用我的肉体来填补她空虚的幻象——我几乎不能再想下去，这一切像一把冰冷的刀子刺透了我的心。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她有些支持不住了；她的声音已变了调，嘴唇也变得麻木，十分笨拙地动着。她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应该引起警觉了！我把酒瓶从她手中拿掉。
　　“这事让我很难过，斯汀戈。我真的很难过。这事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如果托泽夫不死就好了。我很喜欢他，甚至超过对内森的爱。真的！托泽夫从不像内森这样虐待我。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会结婚，如果真这样的话，一切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有一件事——他的姐姐，汪娜，我早该让他摆脱她那邪恶的控制了。酒瓶呢，斯汀戈？”在她说话时，我把剩下的一点点酒倒在了身后的沙子里。“酒瓶。汪娜那个Kvetch，她简直是个邪恶的Kvetch！（我爱Kvetch。内森，又是内森式的语言！）她应该对托泽夫的死负责。对，我承认……是该有人对那些出卖犹太人的人复仇，但为什么偏偏是托泽夫？为什么？那是汪娜定的，她有这权利，这个Kvetch。是的，她是那个地下组织的头儿，但让你的兄弟充当这个城市的惟一杀手，这公平吗？我问你，公平呢？他每次杀了人都要呕吐，斯汀戈。呕吐！那一切都快把他变疯了。”
　　她的脸变得灰白。我屏住呼吸。她极度绝望，到处摸索着酒瓶，嘴里嘟囔着。“苏菲，”我说，“苏菲，酒已喝完了。”
　　她完全沉浸在回忆里，似乎根本没听见我的话，而且她的眼泪也快流出来了。突然我第一次明白“斯拉夫式忧郁”这个词的含义：悲伤与痛苦像黑色阴影扫过雪地一样掠过她的脸庞。“上帝诅咒你这个妓女！汪娜！她是一切不幸的制造者。一切！托泽夫的死，我到奥斯威辛……这所有的事！”她开始抽泣，泪水像断线珠子似的挂在她脸上。我难受地动了动身子，不知该如何是好。虽然厄洛斯爱神已经飞走了，我还是伸出手去将她搂过来，让她躺在我的怀里。她把脸靠在我的胸口。“哦，上帝诅咒你！我太难过了，斯汀戈！”她嚎啕大哭起来。“内森在哪儿？托泽夫在哪儿？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哦，斯汀戈。我不想活了！”
　　“嘘，别这么说，苏菲，”我轻声说，一边用手抚摸着她赤裸的肩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抱紧我，斯汀戈，”她绝望地喃喃着，“抱紧我。我觉得我要掉下去了。噢，上帝，我快要完了！我该怎么办？我这么孤独！”
　　不胜酒力，伤心，疲乏，加上闷热——所有这些使她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也喝了不少啤酒，再加上精力耗尽，不知不觉也睡着了，紧紧贴着她的身体像裹在一张保护网里。我漫无目的地做起梦来，又是我一生中常常做的那种毫无目标地追逐某种东西的梦中之梦：爬上陡峭的三角形楼梯，坐着一条小船沿河而下，穿过荒凉的小巷和迷宫般的院落（在那儿我看见我崇拜的都克大学的英文教授，穿着一身花呢西服站在一辆急驶的汽车上），穿过了灯光陆离的地下室和隧道。还有一条奇异可怕的排水沟。我的目标像以往一样无法明确，好像与一条走失的狗有关。这时我醒了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发现苏菲不见了。我大叫了一声，但这一声却被卡在喉咙里，出来时变成了一声呻吟。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急忙穿上游泳裤，爬到沙丘上——这样可以看见整个海滩——但什么也没有。她不见了！
　　我又到沙丘后面去寻找——只有一簇簇凋萎的杂草，没有人。附近海滩上也没有，远远的只有一个模糊的人影蹲在地上，好像在冲我招手。我朝那人影跑去，渐渐看清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在使劲嚼一块“热狗”，他的黑发从中间分开贴在头皮上。他和气地冲我咧嘴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你见到过一个人……一个金发姑娘吗？就是那种金发碧眼……”我结结巴巴地问道。
　　他肯定地点点头，笑了笑。
　　“在哪儿？”我松了一口气。
　　“我不会说英语。”他回答说。
　　至今我仍然记得，就在听他回答的那一瞬间，我越过他那毛茸茸的肩膀看见了苏菲，她的头浮现在绿色的油浸浸的波涛中，只有一个小圆点那么大。我来不及细想便一头扎进水里朝她游去。我是个不错的游泳能手，但那天我真正做了一次奥林匹克式的伟大壮举，劈波斩浪奋力前行，惊吓与绝望使得腿和胳膊的肌肉力量倍增，使我以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巨大力量向前游着。我在温柔的污浊的海水中轻快地划动着手臂；即使这样，我现在仍很惊奇她是如何游到那么远的，而当我踏着假水停下来小憩并确定她的位置时，我痛苦地发现她仍在不停地游着，朝委内瑞拉方向游去。我大叫了一声，但她仍不停地往前游。“苏菲，回来！”我大叫着，其实不过是白在那儿叫喊。
　　我深吸了一口气，心里默默向上帝祈祷——这是我多年来的第一次，然后再一次开始英雄般的壮举，朝那团金黄色的头发游去。我觉得我突然获得一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使我以惊人的速度向苏菲游去；透过被海水腌痛的双眼，我看见苏菲的头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我意识到她已停止游动，仅过了几秒钟我便追上了她。海水几乎淹过了她的眼睛，但她并未处于溺水状态；她的眼睛像一只被逼到角落里的猫一样闪着发狂的光。她喝了几口水，显然已精疲力竭。“别，不要！”她气喘吁吁地说，想用手把我推开。但我游了过去，从后面紧紧地抱住她的腰，吼道：“住嘴！”我已经有些歇斯底里了。我抱住她，她并未像我预想的那样挣扎。我一发现这点顿时松了口气。她靠在我身上，听任我带着她慢慢游向岸边，只是轻轻地哭泣着，泪水和着海水溅到我的脸颊和耳朵上。
　　我刚把她拽上岸，她便四肢摊开倒在海滩上，吐出了起码半加仑的海水。接着她哽咽着，悲痛欲绝，像癫痫突发的人一样趴在那里剧烈地颤抖着。我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悲伤。“哦，上帝，”她呻吟着，“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为什么不让我淹死？我太不幸了——我一直都那么不幸！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我站在她赤裸的身体旁，一筹莫展。沙滩上只有那个刚才和我说过话的孤独的海滨行人，他站在那儿漠然地看着。我注意到他嘴唇上还沾有一抹番茄沙司；他用西班牙话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我几乎听不见他的话。突然我身子一软倒在苏菲身边，这才发现自己早已精疲力竭。我伸出一只手疲软地放在她那赤裸的背上，从那时起便留给我一个极深的触觉印象：她的脊椎像骨架一样高高凸起，节节分明，整个身条像一条蛇似的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天开始下起小雨，雨点打在我的脸上。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这时我听见她说：“你应该让我淹死，斯汀戈。没有人有我这样多的不幸。没有！没有谁像我浑身充满不幸。”
　　但最后我给她穿上衣服，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到布鲁克林的粉红宫殿。喝了咖啡后，她终于清醒过来，然后睡了一觉——持续了整个下午和晚上。醒来后她仍然紧张不安——显然，刚才那游向海洋深处的孤独之旅的记忆刺激着她，使她烦躁不安——但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在悬崖边已走得很远的人来说还算恢复得不错。至于身体受到的其他损害似乎很少，只是灌下去的那些海水使她不停地打嗝，并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不时呕吐。
　　后来——唔，上帝知道她已将我带到她过去经历的一些最深的深处，但也给我留下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她感觉到除非她完全回到过去，把那些曾向我隐瞒同时也对她自己隐瞒（谁知道呢？）的事情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她便不能真正回到现在。于是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周末的余下时间里，她告诉了我有关她过去的更多的事。（比以前更多，但仍不是全部。有一件事仍一直埋葬在她心里。）我终于辨别出那个“不幸”的轮廓，这“不幸”从华沙到奥斯威辛，再来到布鲁克林这条惬意快乐的资产阶级街区，像个魔鬼似的一路无情地追逐着她。苏菲是在1943年三月中旬被关进监狱的，那是在托泽夫被乌克兰暗杀者杀害的几天之后。天空灰蒙蒙的，寒风阵阵，低矮的云层仍让人感到残冬的气息。她记得是在那一天的午后，当时她正乘坐一辆急驶的只有三节车厢的电力火车返回华沙。列车突然在华沙郊外急刹停下，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她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这不仅是一种凶兆——她将确凿无疑地被送往集中营。这个令人发疯的可怕念头甚至在盖世太保警察到来之前便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十几个人走进车厢，命令所有人下车站队。她明白这是一次围捕。在火车剧烈的减速中她一直担惊害怕，那个突然的急刹车，车轮摩擦轨道产生的刺鼻的金属焦臭味，都预示着厄运的到来；或坐或站像挤在罐头里似的乘客同时往前一扑，手乱抓一气想找个支持点。末日到了。她想，这不是一次事故，是盖世太保所为。接着她听见一声命令：“下车！”
　　他们马上发现了那块十二公斤重的火腿。她的计策——把肉用报纸裹住塞在衣服下面佯装孕妇——现在看来太陈旧过时了，几乎马上就会引起怀疑。这根本不是个好办法，但她还是那样做了。那个卖肉给她的农妇一再要她用这个办法。“你至少可以试一试。”那女人说，“如果他们看见你公开拿着这肉肯定会抓你。还有，你的穿着打扮像个知识分子，而不像我们这些农妇。这会有用的。”但苏菲既没想到会遇到围捕，也不知道它的彻底性，所以盖世太保的打手把苏菲使劲推压在一面潮湿的砖墙上时，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傻乎乎的波兰女人的笨拙诡计的轻蔑。他从外衣口袋掏出一把小刀，轻快地切进那个隆起的假腹中，一边斜眼睨视着她。苏菲嗅到那家伙呼出的奶酪味。当刀子刺入那块火腿时，他说：“你能说说这是什么吗，宝贝？”她吓得只能说出一些绝望的求饶的陈词滥调，让她痛苦的是她那口纯正的德语居然得到了他们的赞扬。
　　她觉得她肯定要受刑，然而她却逃脱了。那天德国人似乎一直都在大吵大嚷，成百上千的波兰人被赶到街上围成一堆，然后被监禁起来，这样她所犯下的罪行（私买猪肉）——在别的时候肯定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在混乱中被忽略或遗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被注意，还包括她那只火腿。在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总部（那个令人恐惧的撒旦的前厅在华沙的复制品）里，那块火腿正在戴着手铐的她与戴着单片眼镜的一个狂热分子之间的桌子上闪着淡红色的光。那个德国人——简直就是奥托·克鲁基尔的翻版——不停地走动着，他要知道她是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他的翻译，一个波兰姑娘，一直咳个不停。“你这个走私犯！”他用拙劣的波兰语大声叫道。当苏菲用德语回答他时，得到了那天的第二次赞美。她展示了一个大大的牙齿几乎全露出来的纳粹式的笑容，简直于1938年的好莱坞电影一般无二。但这笑容并不是令人愉快的笑，难道她不知道她的行为有多严重吗？难道她不知道任何肉类，特别是这种品质的肉只能供应给第三帝国吗？他用手指甲挖下一块肥肉送进嘴里。他一点一点地慢慢咀嚼着。（“高质量。”他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咆哮起来：她从哪儿弄到这肉的？谁提供给她的？苏菲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农妇，知道等待她的将是可怕的惩罚。她尽量拖延时间应付着他：“长官，这肉不是为我自己找的，是为我妈妈弄的。她住在城的另一边。她病得很厉害，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似乎这样的利他主义陈述能对一个纳粹产生什么作用。这时有人敲门，电话铃也疯狂地响了起来。对德国人和他们的围捕来说，这是多么忙乱的一天了。“我才不管你他妈的妈妈呢！”他吼叫着，“我只想知道你从哪儿弄来的肉！告诉我，马上！否则我要打得你非说出来不可！”但猛烈的敲门声仍在继续，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位盖世太保军官不得不暂时放下这个波兰母狗，厉声叫着让下属把她带走——这是苏菲最后一次见到他和那块火腿。
　　如果换一天她可能根本不会被捕。当与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陌生人中同关在漆黑一团的牢房里时，这个讽刺一次又一次地击打着苏菲。这些人大多数——虽不是全部——很年轻，二三十岁。他们的举止——也许只是因为他们顽石般地沉默——告诉她他们是抵抗组织，即家乡军的成员。这时她突然想到如果她再多等一天（像她原来计划的那样）出城的话，她就不会在那趟列车上。她现在才明白他们遭到的伏击可能就是为了抓这群混在那辆列车上的家乡军成员。为防止有人漏网，纳粹采取了不放过一个的政策，而苏菲恰好成为其中之一。她坐在石板地上（已是半夜时分了），绝望得透不过气来，想着吉恩和伊娃在家无人照料。牢房外的走廊里一直充满嘈杂声，脚步声，和人身体拥挤推搡的声音，白天抓来的受害者还在继续被塞进来。有一次她透过门上的小孔瞥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心一下子猛跳起来。那是张年轻人的脸，上面血迹斑斑。她只知道他的名字，阿德斯洛，地下组织刊物的编辑，他曾在汪娜和托泽夫的房间里和她说过几次话。不知为什么，她当时确信汪娜也被捕了。这时她突然想到另一点——圣母啊，她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祷——这一发现使她像被打湿的树叶一样瘫软下去：那只火腿无疑已被遗忘，而她的命运却无论如何与这些抵抗组织的成员紧紧拴在了一起。这样的命运带着一团阴影突然向她袭来，将她紧紧缠在“恐惧”之中。
　　苏菲整晚没睡。牢房里又冷又黑，她甚至分不出旁边那个人是男是女。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这个身体被猛推进来倒在她的脚边。当黎明的曙光照进房间时，虽说并不出乎意料，但还是吓了她一跳。那个人是汪娜。在微弱的光线下，她慢慢看清汪娜脸上那一大块青肿的伤痕，看上去像捣碎的紫葡萄。她想把她叫醒，但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来；正在这时，汪娜醒了，呻吟了一声，直楞楞地盯着苏菲。她决不会忘记汪娜脸上惊愕的表情。“卓娅！”她大叫一声，抱住了她，“卓娅！你怎么会在这儿？”
　　苏菲泪如泉涌，靠在汪娜的肩头绝望、伤心地痛哭起来，一直哭了很久才能够开口说话。汪娜的耐心像往常一样令人宽慰。她低声安慰着她，两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充满母亲和姐妹一般的关怀。苏菲在她怀里本可以睡着的，但她深受焦虑的折磨，于是在控制住情绪后，她开始对她讲起在列车上被捕的经过。这只需三言两语就可说清。她听见自己像连珠炮似的说得非常快，很快说到折磨了她十二个小时的问题：“孩子们呢，汪娜？吉恩和伊娃，他们安全吗？”
　　“是的，他们很安全。他们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纳粹伤害不到他们。他们每天都在我们住的房子里抓人——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孩子。他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扫。”一丝痛苦的表情掠过她那张宽大的脸，现在它已被蹂躏得不成样子了。“噢，上帝，他们今天抓了这么多人。我知道他们杀了托泽夫后就会对我们下手的。这是一场大祸！”
　　至少孩子们没有受到伤害。她感谢汪娜，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接着她忍不住伸出手指，在那张受伤的青紫肿胀的脸颊前舞动了一下，但没有碰它，又把手缩了回去。她这样做时又开始哭起来。“他们对你干了些什么？汪娜亲爱的？”她低声问道。
　　“一个盖世太保把我从楼上推了下去，然后使劲用脚踢我。唔，这些——”她往外看了看，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还好，我想他们没有打坏我，是我让这伤显得很糟。”她又抱住苏菲，小声哄着她。“可怜的卓娅，我没想到你掉入了他们的魔窟。”
　　汪娜！苏菲怎样确定她对汪娜最终的感情呢？那是各种情感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感受：爱，嫉妒，不信任，依赖，敌意，崇拜……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们很相似，但又截然不同。最初是对音乐的迷恋把她们吸引到一起的。汪娜到华沙的公立艺术学校学声乐，但战争毁了这一愿望。苏菲也同样如此。当苏菲与汪娜和托泽夫偶然住进同一栋楼房时，巴赫、莫扎特将他们牢牢地粘在一起，成了好朋友。汪娜个头很高，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