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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芬克。如同对这些无声信号的回应，那群聋哑孩子突然像海边的小鸟似的，一下不见了人影。我们沿着水边走着，灰白的天空下只剩下我和苏菲两人。
　　“内森具有犹太人的一切劣质，”苏菲说道，“没一个优点。”
　　“那犹太人就一无是处了？”我大声地回应她说，“就是那个犹太人莫里斯·芬克从我药箱里偷走了钱。我敢肯定！贪婪的爱财如命的犹太猪！”
　　两个反犹狂，一起在夏日里出游。
　　一小时后，我估计了一下，苏菲已喝下大约一、二盎司的威士忌。她像在印地安那盖瑞城的波兰酒吧里的女酒鬼一样大大咧咧地喝着。从她走路还无法辨别她是否已醉，但她的舌头已如脱缰之马一样滔滔不绝。和昨天晚上一样，我只是好奇地听着，看着酒精解除她所有的束缚。她开始控制不住自己。在所有的事情中，失去内森似乎对她影响最大，使她郁郁寡欢，离别的哀愁一直挥之不去。
　　“在被送到集中营之前，”她说，“我在华沙有一个情人，他比我小几岁，当时还不满二十。他叫托泽夫。不知为什么，我从未对内森提起过他。”她咬咬嘴唇，又接着说，“我这样做是因为内森嫉妒心太强，他会因此而惩罚我，哪怕这是以前的事。内森就是这种人，所以我对托泽夫只字未提。想想看，居然会憎恨一个过去的情人！而且已经死了。”
　　“死了？”我问，“怎么死的？”
　　但她似乎没有听见，在我们铺在海滩的毯子上翻了个身。她的旅行袋里装着四听啤酒，这让我又惊又喜，以至于对她没有很快拿出来给我也并不生气。她打开一听啤酒，喝了一口润润喉咙，才把它递给我。她还带了些三明治，不过我们都未去碰它。我们躺在两座沙丘之间的空地上，四周是一些稀疏的野草丛。从这里可以看见大海——灰绿的像机油一样的海水拍打着沙滩，但别人却看不见我们，除了天空中飞来飞去的海鸥。潮湿的空气将我们团团包裹，太阳挂在一层灰白的缓慢移动的炭色云团后面。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海景画面笼罩着忧郁的气氛。我本不希望我们在此长久逗留，但那该死的啤酒使我早些时候的不安和紧张一扫而光——至少当时是这样。而且我淫心未泯，再加上苏菲身穿白色的娜斯特克司牌游泳衣和我一起躺在这么一个不易被人看见的凹陷处，这一切都增加我的非份之想。我又忍不住蠢蠢欲动起来——这是自与莱斯丽那晚之后的第一次冲动。我穿着那条难看的绿色游泳裤身子朝下趴在那里，继续扮演着耐心的听着忏悔的牧师角色。我，再次发现她的话中并没有闪烁其词和模棱两可，她并不想逃避。
　　“不过，我不告诉内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继续说道，“即使他不嫉妒，我也不会告诉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也不会相信。这是犹太人的又一个通病。”
　　“苏菲，我不懂。”
　　“嗯，是太复杂了点。”
　　“给我讲讲。”
　　“同样，它与我对内森讲的那些有关我父亲的事有关。我想想该怎么说来着，它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苏菲，你越说我越糊涂。请直截了当，好吗？”
　　“好吧，斯汀戈。只要涉及犹太人，内森不会相信波兰人中有什么好人。我根本无法说服他，使他相信有一些正直的波兰人曾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过犹太人。我父亲——”她停了下来，喉咙里好像哽了什么东西。她犹豫了好一阵才说：“我父亲，噢，该死的，我已对你讲过——我对内森撒过谎，对你也一样。但你瞧，我最终还是把真相告诉了你，但这些我无法对内森讲，因为……因为我很怕。我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尽管他所做的一切不是我的错，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我还是不得不对内森隐瞒这一切。”她又犹豫了一下。“我的确是出于无奈。关于父亲，我对内森撒了谎，但内森并不相信。后来我明白我决不能再把托泽夫的事告诉他。他是个好人，很勇敢。这是事实。我记得内森总是用十足的美国腔调说，‘你得到一个就会失去一个。’可我什么也没得到。”
　　“托泽夫怎么了？”我有些不耐烦地追问。
　　“我们住在华沙的一栋被炸后的建筑物里。那幢楼房还很坚实，能住人，只是四面徒壁。那是个可怕的地方，你无法想象被占领后的华沙有多可怕。少得可怜的食物，常常只有一点水，冬天冷得要命。我在一家生产沥青纸的工厂上班，手常常被割得鲜血淋漓。我并不是为挣钱而工作，真的，而是为了一张工作卡。工作卡可以使我避免被送往德国集中营当劳工。我住在四楼的一间小屋里，托泽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楼下。他姐姐叫汪娜，比我稍大一点儿。他们都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用英语来讲就是家乡军。我希望能好好形容一下托泽夫，可我做不到。我找不到那么好的词。我很喜欢他，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罗曼蒂克。他个子不大，但很强壮，整天紧张兮兮的，有些神经质。作为波兰人来说他的肤色比较黑。真怪，虽然我们同睡一张床，但我们并不经常做爱，他说他必须保存精力，以投入正在进行的战斗。他没受过多少教育，就像我一样，战争毁了我们受教育的机会。但他读过很多书，很聪明，他甚至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崇拜巴枯宁，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这确实有点怪，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时我也常问自己怎么会爱上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但我们达成默契不谈宗教。
　　“托泽夫是个杀手——”她顿了顿，清理一下思路又说，“杀手。他是一个杀手。这就是他为地下组织干的活。他杀那些出卖犹太人的波兰人。那时华沙到处都藏着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居住区里的犹太人，而是上层社会的犹太人，其中很多是知识分子。当时有很多波兰人把犹太人的藏身之处向纳粹告密，有的是为了奖金，有的什么也不为。托泽夫就是地下组织中专杀这些告密者的成员之一。他用钢琴线勒死他们。他总是先摸清他们的情况，然后下手。每次杀人后，他都要呕吐。他杀了六七个人。托泽夫、汪娜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住在紧挨着的那栋楼房里，我们都很喜欢她——一个叫艾瑞娜的美丽姑娘，大约三十五岁，长得十分漂亮。战前她是教师，教美国文学。我至今还记得她对一个诗人的评价，好像是哈特·克莱恩。你知道他吗，斯汀戈？她也为地下组织工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认为她为地下组织工作——因为后来不久，我们秘密了解到她是个双重间谍，出卖了很多犹太人，所以托泽夫必须除掉她，尽管他曾那么喜欢她。一天晚上，他用钢琴线把她勒死了，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呆在我的房间里，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空地，一句话也不说。”
　　苏菲陷入沉默之中。我把脸埋在沙滩上，想着哈特·克莱恩，感到自己和着海鸥的鸣叫和阴郁海浪拍打海岸的起伏声而浑身发抖。你在我身边，美丽的女神们向我们歌唱，祝福你，悄悄地把我们织入蓝天……
　　“他怎么死的？”我又问。
　　“当他杀死艾瑞娜后，纳粹发现了他。大约是在一周以后。纳粹雇有一大帮专门从事秘密谋杀的乌克兰人。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我们的住处，割断了他的喉咙。我当时不在。等我回去时，汪娜已经发现他死了，他倒在楼梯上，血流遍地……”
　　有很久我俩都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虽然我的逻辑思维告诉我，不必为这许多与托泽夫有关的事而谴责自己，我还是忍不住矛盾地检讨起我最近的生活来。当托泽夫（还有苏菲和汪娜）在华沙无可言状地痛苦挣扎时，斯汀戈在干些什么呢？听着戈林·米勒，喝着啤酒，在酒吧里大声嚷嚷。上帝，这世界多么不公平！在沉默了一阵后，我的脸仍然埋在沙地上，突然我感觉到苏菲的手指在我腿上摸索着，一直伸到大腿根那个敏感的部位，离我的睾丸只有几厘米远。我一惊，并不知害燥地性欲大发；我听见自己从喉咙深处不由自主地咯了一声，那手指马上离开了。
　　“斯汀戈，我们把衣服脱了吧。”我想我听见她是这么说的。
　　“你说什么？”我木然地问。
　　“我们把衣服脱了，赤身裸体。”
　　亲爱的读者，请你想象一下，你一直在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然而某一天早上电话响了，医生告诉你说：“不用担心，一切都搞错了。”或想象一下这个：你的财政严重赤字，你将面临破产，一贫如洗，你已经在考虑用自杀来摆脱困境，这时又是那该死的电话，带给你一个消息——你买的彩票中了五千万美元的大奖。我这样比喻一点也不夸张（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有一次我曾说过我从未在女人面前赤身裸体过），苏菲温柔的提议使我惊喜交加，再加上她手指的抚摸，直截了当的挑逗，我感到一阵气紧，不停地大口喘气。我想我现在正处于换气过度的状态，有一会儿我以为自己要晕过去了。
　　当我抬眼看她时，她正扭动身子脱下她在可罗尼亚专卖店买的泳衣，于是我便从几英寸远的地方看见了我以为要等到中午才能看到的情景：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体，油一样光滑的皮肤，丰满的乳房上两颗逗人的棕色乳头，光滑的肚腹上像一只圆圆眼睛的肚脐，还有（还好，我还能思维）一片迷人的三角形上的阴毛。我觉得所处的文化环境——整整十年远离漂亮女孩以及对人体普遍的封锁——束缚着我，使我几乎忘记女人所拥有的这最后一道防线。我仍然呆在那儿；这时苏菲已转身向海滩跑去。“来呀，斯汀戈。”她大叫着，“把你的衣服脱掉，我们到水里去！”我站起身呆呆地看着她走远。我敢说没有一个贞洁和长期以来被性饥渴所折磨的天主教骑士能像我这样在第一次看到苏菲跳跃的屁股——那令人神魂颠倒的情物时，就这么垂涎欲滴地傻眼干看着。接着我看见她水花四溅地扑进混浊的海水里。
　　我想我一定是太过惊慌以致忘了跟着她下水。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快，我的思维被锁住了，脚也像在沙滩上生了根。情绪的巨大转换——刚刚还在谈着华沙的恐怖，一下子变成了现在放荡的嬉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激动异常却又迷惑无助，没有什么能指点我该怎么办。我在过度的偷偷摸摸中——尽管那地方非常僻静——把裤子脱下，站在翻滚着奇异云彩的灰蒙蒙的天空下，一任我的男子气飘向那无翼天使。我呷着啤酒，醉醺醺的，但心里充满快乐。我看着苏菲游泳。她游得很好，很轻松，但我希望她不要那么轻松。有一瞬间我担心她喝了那么多威士忌酒还游泳。空气很闷热，而我像患了疟疾一样在冷热两极之间不停地战栗着。
　　“嗨，斯汀戈，”她游了回来，咯咯笑着，“Tu　bandes。”
　　“Tu……什么？”
　　“你那儿硬起来了。”
　　她马上就看见了。当她往回游的时候，我曾不知所措地想用床单把它安排好。为了使自己不致显得太笨拙，我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躺在床单上——或者说在我瑟瑟发抖之中尽可能地显出无所谓——用我的前臂把它挡住；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当她猛地倒在我身边时，它忽地一下子跳入她的视线，我俩便像海豚一样滚进了对方的怀抱。从那时起，对这种拥抱的极度渴望把我折磨得彻底绝望了。我一边吻着苏菲，一边像马驹一样嘶叫着，但我能做到的也仅仅是亲吻；我紧紧搂住她的腰，不敢去抚摸她的任何部位，害怕我那双鲁莽的手会损伤她。她的肋骨仍然很脆弱。我想着内森的脚踢，也想着她过去的极度饥饿。我还在不停地发抖；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她嘴里香甜的威士忌酒味。我们俩的舌头纠缠在一起。“斯汀戈，你抖得厉害。”她把舌头缩回去小声对我说，“放松些！”我发现我居然流起口水来——当我们的嘴唇又紧粘在一起时，这愚蠢的流涎使我更加羞愧难当。我不知道我的嘴巴为什么会泄漏，而这一担心妨碍了我对她的胸部，臂部，还有梦寐以求的那个角落的探索。我完全陷入一种莫名的瘫软麻木的状态，就像一万个长老会主日学老师在长岛上空云集，他们的出现使我的手完全残废了。几秒钟像几分钟一样过去了，而几分钟又像几小时一样过去了，而我仍然无法动一动。这时，好像是为了结束我的受难，或许是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苏菲自己采取了一个行动。
　　“你的雀雀长得很可爱，斯汀戈。”她说，一边轻轻地但却很果断地抓住了我。
　　“谢谢。”我听见自己咕哝了一声，脑海里仍然闪过一丝不相信（我想她确实是抓住了我的），但我假装很圆滑老道地问，“你为什么叫它雀雀？在南方我们叫它别的名字。”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内森是这样叫的，”她回答说，“你们在南方管它叫什么？”
　　“有时我们叫它鹤嘴锄。”我小声说，“在南方的北部地区，人们叫它筒或工具，还有的叫做彼德。”
　　“我听过内森叫它是他的D·rk，要么就叫Putz。”
　　“你喜欢我的吗？”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它很可爱。”
　　我已经想不起最后是什么——如果真有的话——结束了这段可怕的对话。当然她是想用夸奖来使我更兴奋——说我“巨大”甚至“大”都行，什么都比那“可爱”强。也许是我突然的沉默促使她开始像个熟练的挤奶女工一样熟练而热切地揉捏着我。她的动作十分剧烈；我听见她的呼吸急促起来。我也同样喘着粗气。这时她低声说：“翻过身来躺着，斯汀戈亲爱的。”我脑子里突然闪出她曾描绘过的与内森贪婪地口交的情形。这一切让我难以忍受——所有的揉捏摩擦，还有（我的上帝，她叫我“亲爱的”）突然间与她共尝禁果的命令。我像一头等待宰杀的公羊一样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我的眼睑紧紧闭上，一下子像洪水决堤似的溢精了，接着便瘫软得像死人一样。在这种时候她肯定是不应该笑的，但她的确笑了。
　　几分钟后，她意识到我的沮丧，说：“别让自己太难受，斯汀戈。这种事时有发生，我知道。”我像一只湿透的纸口袋一样瘫在那儿，眼睛闭得紧紧的，简直无法回想我的这次失败。早泄（在都克大学的心理学成绩4B）。我绝望极了，我想我再也无法睁眼面对这个世界——我简直就是海底里最低级的软体动物。
　　我听见她又咯咯笑起来，于是睁眼往上望去。“瞧，斯汀戈，”她在我不相信的凝视中说，“这对美容有好处。”我看着这个疯狂的波兰妞儿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威士忌，而另一只手——那只同时带给我极乐和极度的羞辱的手——轻轻将我刚溢出的东西抹在她的脸上。
　　“内森常说这玩意儿含有丰富的维他命。”她说。不知什么原因我一直盯着她的纹身，它在此时好像与此情此景很和谐。“别这样悲哀，斯汀戈。这不是世界末日。每个男人都有过这种情形，尤其是年轻人。就拿托泽夫来说吧，在华沙时我们第一次做爱时，他也是这样，与你完全一样。他也是个童男。”
　　“你怎么知道我是童男？”我沮丧地问。
　　“唔，我就是知道，斯汀戈。我知道你和那个叫莱斯丽的姑娘没有干成，你只是编了一个故事说你俩上了床。可怜的斯汀戈——哦，说实话吧，斯汀戈，我并不是真的知道。我只是猜的，但我猜对了，不是吗？”
　　“是的，”我咕哝着，“我纯洁得像白玉一样。”
　　“托泽夫在很多方面与你很相像——诚实，直率，这使他有时显得像一个大男孩。这很难形容。也许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斯汀戈，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托泽夫。如果他不被纳粹杀害，可能我会嫁给他。我们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出卖了他。这成了一个谜。但肯定有人告发了他。我们也常像这样出去野炊。这在战争时期非常难得——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但我们也在夏天到郊外去了一两次，也像现在这样铺上一张床单……”
　　这真令人吃惊。刚刚才做完那事儿——虽然失败了，却是我所经历过的有生以来最震撼灵魂的巨大灾变——她居然没事似的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似乎我们刚才的亲密接触并不比在某个舞厅跳两步舞更能打动她。难道这是痛饮的结果？她的眼睛有些迷乱，嘴巴不听使唤，像土豆贩子似的滔滔不绝。她这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使我痛彻心扉。瞧，她正把我刚才溢出的精液像擦面霜似的涂抹在脸上，不谈我（她刚才曾叫我“亲爱的”！）——也不谈我俩；而是讲起了一个已死去多年的旧情人。难道她忘了仅仅在几分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