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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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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珍惜之物
忍耐着每一分，每一天的磨难……
传令官的叫喊，士兵的脚步
耗尽了他的荣耀与意志：
夜晚的光芒
是人用内心，点点添继……
接着他朝我转过身来，说：“孩子，写吧，把你的才华尽显出来。”然后，他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就这样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
我在那儿停留了很久，想着我的未来。现在看来，它是那么昏暗不清，就像新泽西大草原延伸到天际的云雾缭绕的地平线。我还很年轻，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会让我真正害怕，但也不至于幼稚到没有一点忧虑。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看过的那些荒唐可笑的手稿是我的前车之鉴，让我知道这抱负是多么令人伤感。我能实现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吗？
但由于某些原因，范内尔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内心其实是那么空虚。虽然，以我的年龄来说，我已经走了比我的同龄人更多更远的路途，然而我的灵魂却仍然幽闭在那穷乡僻壤，既未遭遇爱情，也与死亡无缘。除了一个陌生人的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没意识到，无需多久我就会面临它们。
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即将在我紧接着的目的地为布鲁克林的生活旅程中尽显无遗。当时，我只知道，我将最后一次从二十楼上走下去，走出冷冰冰的绿色电梯，来到喧嚣、混乱的曼哈顿大街上。在那里，为庆祝重获新生，我要了一瓶昂贵的加拿大麦酒，以及来到纽约后第一块牛腰肉做的牛排。
第二章 黑奴的馈赠
那天晚上，在第五大道的“老饕餐厅”吃完那顿孤独凄凉的“大餐”后，我仔细数了数手中的钞票，估算了一下所有值钱的东西，总共不过五十美元。尽管我也说过，我并不真的担忧自己的未来，但当时还是忍不住有些恐慌，毕竟在短时间内我肯定无法找到工作。其实，我根本不必担心，因为 几天后，我就会收到一笔意外之财，它可以帮我暂渡难关——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我这次被幸运之神撞个正着，以及许多年后我又一次被幸运之神抓住，都非常离奇古怪，而且都与美国黑奴有某种关系。这件事与我即将在布鲁克林开始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为它太不同寻常，我觉得应该讲一讲。
这事主要与我的曾祖父有关。当祖母告诉我那些关于黑奴的事时，她已是一个年近九十的干瘪的小老太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我居然和旧时南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的那些并不遥远的祖先们就是拥有黑奴的主人。我的祖母出生于1848年。十三岁那年，她就有了两个黑人女仆，年龄只比她小一点儿。在整个南北战争时期，尽管林肯总统签署了黑奴解放令，可她们一直像亲人一样留在她的身边，直到战争结束。我说“亲人”丝毫没有讽刺之意，因为我敢肯定她确实很爱她们。当她回忆德露茜亚和拉茜达（这是她们俩的名字）时，那苍老的声音里充满深情。她告诉我，这两个小女孩对她是“多么多么地好”。在内战时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又是怎样到处寻找羊毛为她们织袜子。这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波福特县，祖母在那儿度过了她的一生。我记忆中的她也是从那里开始的。在我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和父亲在每年的复活节和感恩节都去看她。我们开车从弗吉尼亚的家中出发，穿过沼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花生地、烟叶地和棉花地，以及黑奴破旧的小木屋，来到死气沉沉的帕利柯河边小镇。我们总是用最动听最温柔的话祝福老祖母。自从那次中风后，她就几乎全身瘫痪了。我二十三岁时，就是在她的床边，我第一次听到德露茜亚和拉茜达的故事，还有露营晚会、打火鸡比赛、缝纫会，在帕利柯河上的划船比赛，以及内战前其他的欢乐。她的声音里充满甜蜜与欢快。她虽然很虚弱，却喋喋不休地一直叙说着，直到昏昏睡去。
然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祖母从未对我和父亲说起过另外一个黑奴男孩。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阿提斯特。跟德露茜亚和拉茜达一样，他也是她父亲“送”给她的，但不久就卖掉了。她只字不提的原因是，这个男孩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身世。不久之后，这从两封有关的信中得到了证实。我曾祖父把男孩卖掉后，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便把这笔钱换成联邦金币，装进陶制瓦罐中埋在后花园里的一棵杜鹃树下。这当然是对北方佬的一种防范措施。他们确实在战争将要结束的前一个月来到这里，房前屋后到处是踢踢踏踏的马靴声和闪亮的军刀。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又在祖母惊恐的目光中把花园彻底搜查了一遍，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我有时仍能回忆起祖母对那次事件的清晰详细的描述：“那些威猛的男人冲进我们的家。他们只是奉命来搜查我们的房子，但他们实在缺乏教养。我敢肯定他们是俄亥俄人。他们甚至把火腿从窗口扔出去。”当曾祖父从战场上回到家时，失去了一条腿，膝盖骨被打得粉碎；还瞎了一只眼，是被弹片炸伤的。这都是在卡舍斯维尔战斗中受的伤。他把金币从地里挖出来，在重新安置好新家后，把它们藏进地窖里的储物架的一个隐蔽的格子中。
这宝藏完全有可能就这样永远隐藏下去，永不为人所知。因为，它不同于报上常常刊登的那些工人们用铁锹挖出了大捆美钞或成堆的西班牙金币的传奇故事。这笔钱好像命中注定要石沉大海了。在上个世纪末的一次打赌中，我的曾祖父死于一次意外事故。他的遗嘱没有提及这笔钱。大概是因为他把所有遗产传给他的女儿时，这些金币自然也在其中。当四十年后她去世时，在遗嘱中居然提到了这笔钱，还特别提到由她众多的孙子来分享它。但由于年事已高，她在苍老糊涂之余，居然忘了说出金币的埋藏地点，而是把藏钱的格子和她在银行的保险箱混在了一起。这当然让这份特殊遗产无法执行。大约有七年多的时间，没人知道它们在哪儿。还是我的父亲——她六个孩子中惟一的儿子，在白蚁、蜘蛛、老鼠聚集的一个长满菌霉的阴暗角落里发现了这个宝藏。在整个一生中，他都虔诚地、孜孜不倦地探寻着家族及家族世系的历史。他把阅读浏览那些早已过世的表亲们的通信当作一种极大的乐趣，像一个着了魔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究，对着满满一抽屉偶然发现的罗伯特与伊丽莎白·勃朗宁的不为人知的秘密情书而兴奋异常。他一封封地阅读着他母亲那些褪色的信，突然发现其中一封不仅详细描述了藏宝地点，而且还详述了卖黑奴男孩的经过。当我正准备搬离大学生俱乐部时，我收到了一封信，是父亲从弗吉尼亚写来的。他在信中把我们那南方家族里几代人身上发生的故事都告诉了我，并且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几件大事做出了评价。
最亲爱的儿子：
你二十六号的信已收到。从信中得知你现已失业。斯汀戈，对这一消息我觉得很遗憾，因为这会使你的经济紧张一些，而我却不能帮你什么。我早已被你那两个姑妈带来的无休止的麻烦与债务搞得焦头烂额。她们住在北卡罗来那州，过早衰老，生活无靠，怪可怜的。但是，我想过几个月这种状况会有所好转。我可能还会为实现你的作家梦助一臂之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认为你离开麦克格雷公司是件好事。这家公司缺乏人情味已是路人皆知。它不过是那些商业巨骗们的宣传喉舌，这些骗子骗取美国人民的钱财已有几百年了。自从你曾祖父从战场上回到家后，他已是跛着一条腿、瞎了一只眼的残废。他和他儿子——我的父亲想合伙搞一家小型烟草加工厂，结果被那些该死的“强盗们”逐出了这个圈子。他们的梦想就这样破灭在华盛顿·达可和他儿子巴克·达可的手里。从此以后，我对随意践踏弱小群体的可恶的垄断资本深恶痛绝。（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讽刺，因为你是在这样一个用“达可”们的钱修建的学校里完成了学业，尽管这不是你的错。）
你一定还记得弗兰克·霍布斯，他和我一起在造船厂干过多年。在很多方面，他都称得上是一个身体结实、心地善良的好人。他出生在南安普顿的一块花生地里。但是你也许还记得，他的信念非常偏激，还经常口出狂言。因此，我们并不经常讨论理想或政治这一类的话题。最近，在纳粹德国的诸多恐怖暴行被揭露出来之后，我发现他居然是一个反犹分子。他坚持认为，是那些犹太金融家们掌握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对此我当然嗤之以鼻，因为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荒唐愚昧的观点。即使我承认罗斯齐尔德和沃伯戈是犹太人的姓氏，我也会告诉他，贪婪不是某个种族而是全人类的偏好。我会在这些名字旁边打上钩，如卡内基，洛克菲勒，弗里克，梅隆，哈里曼，亨廷顿，惠特利，达可，等等等等，我会告诉他这些无休无止甚至令人恶心的名字。但这对他没什么用，他会马上把怒气发泄到另外一些更容易对付的人身上，比如说“弗吉尼亚的黑鬼”。这不用我说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很少谈起这类话题，因为我已经五十九岁了，已不能再和别人打架了。不过儿子，如果黑人真是他所常说的那种“下等人”的话，不管是什么人吧，那只是因为他们的确受到歧视，被我们剥夺了做人的资格，他展现给世界的面孔只能是一张卑贱的下等人的面孔。但这种情形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地球上并没有一种力量能让不管什么肤色的人永远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我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黑奴能否得到完全的解放。对此我也并不乐观。但你们这代人一定能看到这一天。我愿以任何东西为代价，让我能活下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那时哈里·伯德就可以看见黑皮肤的男人和女人们不再坐在汽车尾部，而是和白人一样，在弗吉尼亚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乘车游览。为此，我情愿被人忿恨地称作“亲黑派”，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地里都这样叫我，包括弗兰克·霍布斯。
我转了一大圈才回到这封信的主题上。斯汀戈，你可能还记得，多年前宣读你祖母的遗嘱时，我们都被她说的一笔钱搞得稀里糊涂。这钱是她在遗嘱里留给她的孙子们的，但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迷现在解开了。你知道，我正在参与《南方联邦之子》这本历史书的编写工作，我负责撰写本地的内容。在写到你曾祖父那一章时，我仔细翻阅了他与家人的所有通信，里面有许多是写给你祖母的。在一封1886年从诺福克发出的信中（他那时正为他的烟草公司出差在外，也就是该死的巴克·达可毁掉他之前），他说藏金币的地点不在保险箱（你祖母显然糊涂了），而是在北卡罗来纳的老房子的地窖中，在一个用砖砌起来的储物架的格子里。我影印了这封信，现在就将复印件寄给你，因为我知道你对奴隶制感兴趣。如果你想写写这方面的文章，这些写得非常优美的信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帮助。
这笔钱是卖一个十六岁的黑人男孩得来的。他的名字叫阿提斯特，是你祖母那两个女仆德露茜亚和拉茜达的哥哥。这三个孩子是1850年底，你曾祖父从弗吉利亚的得兹堡拍卖场一起买回来的。那时他们已经是孤儿了。这三个黑人孩子都送给了你的祖母，两个女孩在家里做活，男孩大部分时间在别人家里做做临工什么的。
接着发生了一件丑闻。在你曾祖父写给我母亲的信中，他比较隐讳地谈到了这件事。显然，阿提斯特在他的第一次性冲动时，对镇上一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女孩进行了“不适当的冒犯”。这是你曾祖父的原话。这自然招致了灭顶之灾。你曾祖父想到了一个当时任何人都会选择的一条路。他把阿提斯特送到纽伯恩。他认识这儿的一个买卖黑奴的人贩子，他们把黑人卖到佐治亚的布郎斯威克附近的森林中去采松油。他以八百美元的价格把阿提斯特卖给了这个人。这就是我们老家地窖里藏的那笔钱。
但是，儿子，这故事还没完。这封信最令人心碎的，是你曾祖父对这次灾祸的结局的陈述。我早已发现，这故事增添了奴隶制的可悲与罪恶的色彩。我这样说，你也许能猜到这故事的结局。原来，阿提斯特根本没有“冒犯”那白人美女。那女孩是个癔病患者，不久后又指控另一个黑人男孩“冒犯”了她，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于是她的精神完全垮了，并承认她对阿提斯特的指控也是捏造的。你可以想象你曾祖父当时有多么气愤。他在写给我母亲的这封信中，说自己被一种犯罪感所折磨。他说，他不仅对一个黑奴犯下了不可原谅的过错，拆散了一个家庭；更严重的是，他把一个十六岁的无辜孩子卖到了一个非人的地狱。他说他后来又是写信，又是派私人邮差专程送信到布郎斯威克，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买回那孩子，但那时的通信既缓慢又很不安全，阿提斯特最终没能找到。
你曾祖父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藏钱的地点。我在地窖里按图索骥，找到了那个地方，发现了这八百美元金币。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经常在那儿堆一些木柴，或藏一些苹果或马铃薯什么的，离那藏钱的格子只有五六英寸远。你可以想象，在经过那么多年后，这些金币已大大升值了，其中有一些现在已是稀罕之物。我抽空到里奇蒙德的一个古钱币签定人那里，让他估了估价。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古钱学家。他提出用五千五百美元收购这些金币，我接受了。这已是出售可怜的阿提斯特的价格的七倍。这本身应该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但你知道，你祖母在遗嘱里说要把这笔钱平均分给她的每个孙子，否则对你的帮助可能会更大一些。你的姑妈们不像我，在这人口激增的年代，那么深谋远虑地只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而她们——我那些不可思议的酷爱生育的姐姐们——总共给这世界添了十一张嘴，不仅个个健康，饥渴，而且全都穷得丁当响。因此，你在卖阿提斯特的钱中能分到的不到五百美元。我希望这周就能把支票汇给你，或最迟在把一切事务处理完毕之后……
爱你的父亲
1947年6月4日
多年以后，我想，如果当时我能主动把这笔钱里的相当一部分捐给全国有色种族促进会，而不是全部留下来的话，我可能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宽恕，减轻了自己的罪孽；此外，这件事还能成为罪恶的奴隶制的证据。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非常关心黑人的命运，但最终我还是很高兴地留下了这笔钱。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黑人对奴隶制的控诉愈来愈强烈。作为一名作家（一个说谎的作家），我也从黑奴悲惨的命运里获取了好处。我像一个色情受虐狂一样，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之中：一想到阿提斯特，我就对自己说这是什么世道，一朝为奴终身受苦；但同时，在1947年，我和任何一个黑人或“黑鬼”（我们那里都这样叫）一样，太需要这四百八十五美元了。
为等父亲的这张支票，我在大学生俱乐部多住了一段时间。如果精打细算，我可以用这笔钱过完整个夏天，或许还能坚持到秋季。可是住在哪儿呢？显然，我已不适合继续在大学生俱乐部住下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这地方让我感觉自己一天天变成行尸走肉。我一直无法摆脱这种情绪，甚至偶尔放纵自己也无济于事。我在半夜里跑到华盛顿广场游荡，把手放在裤兜里，偷偷地做些见不得人的动作。我知道，我的这种孤独感已近乎病态，这种痛苦让我几乎无法忍受。我怀疑，如果离开曼哈顿的话，我会更加失落迷茫，至少这里的街道房屋让我感到亲切，多少有一种家的感觉。但我承受不起曼哈顿高昂的物价；我甚至租不起房间——一个单人房间的房租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支付能力。于是，我只得在分类广告中寻找在布鲁克林的住处。
6月里晴朗的一天，我提着在海军陆战队用过的挎包和手提箱，深吸着弗兰特布西略带咸味的清新空气，走出了位于教堂街的地铁站。我走过一大片刚刚抽芽的梧桐树，来到耶塔·齐墨尔曼夫人的公寓前。
耶塔·齐墨尔曼夫人的房子也许是全纽约最彻底、最肆无忌惮的单色调建筑物，或至少在布鲁克林是这样。一栋用难以形容的木材和灰泥建成的楼房随随便便地立在那里，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修建而成。如果不是它那势不可挡的令人震撼的粉红色的话，这里也许早已成为希望公园旁破旧的居家寓所了。从二楼的窗户到楼顶的天窗，再到地下室的窗框，到处都是单调的粉红色。第一次看见这房子时，我立刻想起米高梅公司的电影《奥兹的男巫》中一个城堡的场景。所有屋子全都是粉红色：地板，墙壁，天花板，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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