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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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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难想象，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和他的对什么都不满意的南方老爹是如何度过纽约夏日的后来几天的。我们参观了一系列旅游景点，去了我们俩都没去过的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楼顶，乘环曼哈顿的观光艇绕城一周。还去了音乐大厦，在那儿观看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主演的喜剧，整场时间都在打盹。（我记得在整个过程中，苏菲和内森带给我的哀伤始终像裹尸布一样笼罩着我。）我们还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以为老头子会反感那种地方，结果他兴致勃勃，那明亮简洁呈直角形状的孟得里安斯令这位工程师十分高兴。我们在霍恩—哈达特用餐，他惊讶于那里的自动售货机；到内迪克和斯托弗尔，还有——我当时认为很高档的介于商业区与住宅区之间的“老饕餐厅”品尝美味。我们去了几个酒吧（其中包括偶然碰上的位于四十二街的一个淫荡下流的年轻人的聚会场所，在那里我观察到父亲像戴了一个假面，一下子脸色青灰，像燕麦粥，随后又不可思议地完全变了形！）不过，每晚我们都在对潮汐镇的花生地的谈论中早早就寝。我父亲打鼾，而且相当厉害。我的上帝！第一天晚上，我还能在他打鼾的间隔迷糊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鼾声真是惊天动地（由于中隔膜松弛移位，他的鼾声响如雷鸣。据说夏天若不关窗，那声音足以惊醒隔壁的人。）最后那天晚上，他的鼾声成为我失眠交响曲的一部分。令人无法忍受的烦躁和狂暴阵阵袭来：一阵急速而痛苦的负疚，继而一阵狂躁的令人痉挛的性欲冲动，最后移向令人深情难忍的对南方的甜蜜回忆，折磨得我整晚无法合眼。
我躺在那儿，心里充满内疚。我想起我还是个小孩子时，父亲从未处罚过我，只有一次——那是一次罪过，为此我甘愿受罚。这事与我母亲有关。在她临死前的那一年——我十二岁，癌细胞已侵袭到她的骨质中。一天，她那孱弱的腿不听使唤了，摔了一跤，小腿胫骨骨折，以后便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从此她只能缠上绷带，拉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她不喜欢躺在床上，只要可能便尽量坐着，每次都把缠着绷带的那条腿伸出来，放在脚凳或别的什么东西上。她那时刚刚五十岁，但我意识到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有时能看见这种恐惧。我母亲不停地阅读——书成了她的麻醉剂，直到剧痛无法忍受时才用真正的麻醉剂代替赛珍珠。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满头灰发，以及那张戴着眼镜伏在《你再不能回家》上的和蔼消瘦的脸（早在我看沃尔夫的书之前，她已是一个沃尔夫的痴迷读者；她同时也看那些书名美丽的畅销小说，如《尘埃是我的归宿》、《太阳是我的克星》之类，如果没有那个架在矮凳上的金属夹板，这该是一幅多么安详温馨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图景。我还记得当天冷的时候，她总在腿上搭一块磨损的针织软毛毯。虽然弗吉尼亚潮汐镇很少有真正的低温天气，但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会很冷，而且因为这种时候极少出现，一旦冷起来更让人难以忍受。在我家那小小的厨房里有一个很小的烧煤的炉子，起居室里有一个玩具似的壁炉可以供一点点暖。
就在这个壁炉前，我母亲在整个冬日的每一个下午都躺在那张沙发上看小说。我是这个家里惟一的孩子，不算十分溺爱但还是备受骄宠；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极少，其中之一就是在下午放学后赶回家检查壁炉里的火是否燃着，因为我母亲虽说没有完全瘫痪，但已经没有力气往炉里添木头。家里有一部电话，但放在前厅，要下几级楼梯，她无法下去。那么你们一定能猜到我犯了什么错：一天下午，我把她忘在脑后，和一个同学以及他的哥哥开车兜风去了。我们坐在那辆崭新的时髦的帕卡德·克利帕尔轿车上，简直要为那车发狂了。它那时髦高贵的神气完全迷住了我。我们怀着愚蠢的虚荣心开着它穿越乡间小路。随着下午过去夜幕降临，温度也同时在下降；大约五点钟，克利帕尔在离我家很远的一片松树林中熄了火。我突然感到一阵浸入骨髓的寒冷，这才想起被我遗忘在家的妈妈。我吓得差点晕倒。耶稣基督，罪过……
十年后，当我躺在麦卡阿尔宾五楼的那张床上，听着父亲的鼾声，又一次被这内疚（当时无论如何消除不了）刺激得无比痛苦，但这痛苦中也掺杂着对老头子的感激。他对我的玩忽职守采取了宽容态度。他毕竟是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我并没有间接地提到这点），心慈手软。那个灰蒙蒙的下午——我记得当我们驾驶着那辆克利帕尔往家疾驰时，天空中正飘着细碎的雪片，被风吹得上下翻飞——我父亲已下班回到家里，在我回去之前半小时来到了她的身边。当我回到家时，他正自言自语地在那儿揉搓着她的手。那简陋房屋的灰泥墙壁根本无法抵挡寒风的侵袭。壁炉的火在他回家前半小时已经熄灭，他看见她在毯子下瑟瑟发抖，嘴唇青紫，脸色像粉刷过一样惨白。房间里烟雾弥漫，她曾试图燃烧那拐杖得到温暖。上帝知道她是怎样被爱斯基摩似的彻骨寒冷吞没的——用来抵御死亡的畅销书全被她压在腿上；她用我至今难忘的艰难动作拉扯着金属夹板，那夹板越来越冷，像尖硬的石头一样压在那条痛苦、无用、长满癌细胞的腿上。当我冲进房门时，一个东西猛地抓住我的灵魂：她的眼睛——那双淡褐色的备受折磨惊恐不已的眼睛，一与我的眼睛相遇便迅速移开。那眼神移动得如此之快，如同大刀砍下一只手一样迅疾，然而正是那飞快移开的眼睛使我一下子产生了罪恶感。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使她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她哭了，我也哭了。就这样，我们如同隔着一片辽阔的荒凉湖泊，互相倾听着对方的哭声。
我现在能肯定，我父亲，这个一向温和宽容的人对我说了些十分严厉的话。但我已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寒冷——柴禾间浸入骨髓的寒冷，还有黑暗。他把我弄到那儿，要我在那儿一直呆到黑夜完全降临，直到凄清的月亮挂上天空，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冻僵为止。我记不清我在那儿呆了多久，哭了多久，我只记得我和我母亲一样被冻得浑身发抖。我是罪有应得，任何一个罪人都应毫无怨言地接受惩罚。我想我大概被关了不到两个小时，但我宁愿一直呆到早上，或直到被冻死——只要能赎清我的罪过。我父亲的惩罚是否正好成全了我赎罪的愿望呢？他尽可能用平静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罪过已永远无法洗清，因为在我心中，它一直是导致我母亲死亡的一个不可推卸的原因。
母亲死得很惨，是在剧痛中死去的。六月中旬，也就是那件事发生十个月后，她服下大量吗啡，在迷迷糊糊中死去。而在头一天晚上，我一直在那间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对着那堆余火想了又想：我那次的失职是否就是她再也不能恢复健康的原因？罪过，可恨的罪过。负疚之感如潮水一样向我袭来。它就像伤寒一样，使一个人在这罪恶毒素的重负下度过一生。我躺在麦卡阿尔宾凸凹不平的床垫上辗转反侧，想起母亲的眼睛，悲痛像一块尖利的冰块直刺我的心。我又一次问自己，我的那次过失是否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是否已原谅我。去他妈的，我想。这时，隔壁的响声惊动了我，我马上想到了性。
我父亲那松驰移位的中隔膜像突然被吹进了一阵风，鼾声变得像丛林狂想曲似的充满喧闹——猿猴叫，鹦鹉闹，粗哑的喇叭声……但透过这些嘈杂的声音，我仍能听见隔壁房间两个人正在狂欢——这是我父亲对性交的说法。叹息声，床垫嘎嘎的响声，欢愉的叫喊声。我心想，上帝啊，难道我永远只能充当别人做爱的孤独听众，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参与者？我痛苦地承受着煎熬。我回想起我与苏菲、内森的相识便是这样开始的。斯汀戈，一个不走运的偷听者。父亲此时像隔壁那两个带给我痛苦的人的同谋似的，突然咕哝了一句翻过身去，一时没了声音，使隔壁的一举一动真真切切地传进我的耳朵。那声音离我很近，几乎就在眼前——“噢，蜜糖……”那女人喘息着说，伴随着一阵有节奏的滑腻声响（像扩音器一样使我的想象力膨胀），引逗得我把耳朵紧贴在墙上。他们在黑暗中的严肃对话令我惊讶不已：他问他的那个东西是否够大，她是否达到了“高潮”。她回答说不知道。真急人，急人。然后突然一阵沉寂（我想一定是在改换姿式），我大脑里的棱柱窥视镜试着映出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那令人瞠目结舌的“69”式，但我马上放弃了这个想象，逻辑强迫我更换在我的性爱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两个来自塔诺卡的永不满足的蜜月旅行者。在我脑中展开的色情表演时而变成火锅，时而变成杀戮。（当时我根本无从想象，也不会相信，这预示着黄金岁月的来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后，就在下面大街的雾蒙蒙的电影集市里，只需五美元就可以像西班牙征服者占领新世界那样，自由自在地观赏性表演：闪着光泽的肉红色的阴门像卡尔斯巴德洞穴的入口一样高大耸立；细密的阴毛像西班牙苔藓似的茂密丰厚；像安装上马达一样的用力射精的男性生殖器；身材高大面容恍惚嘴唇潮湿的年轻的印第安公主，极尽想象之能事地做着各种可能的极其详细的口交和性交姿式。）
我梦见了拥有奇特的口舌的亲爱的莱斯丽·拉普德斯。和她在一起的那段经历带给我深深的耻辱，使得我在这几周将她从记忆中彻底抹去。但现在，我幻想她用“上位”骑在我身上，这姿式是著名的家庭性爱顾问范·德·威尔德和玛利·斯托皮斯博士推荐的，几年前我在家时曾偷偷学过。我让莱斯丽跨坐在我身上嬉戏着。她的胸部磨擦着我，我淹没在她瀑布般倾泻而下的头发里。她的话灌进我的耳朵（现在全是毫不做作的恳求）听来十分惬意。自从产生青春期萌动之后，尽管我的解决方式颇具创造性，但几乎总是用清教徒的节制方式通过硬邦邦的手予以解决；但今晚，我的欲望像狂奔的野马把我完全拖垮。啊，天哪，当我在幻想中与莱斯丽以及另外两个摄魂夺魂的妖妇疯狂做爱时，我肿胀得疼痛难忍。这两个妖妇当然是玛利亚·亨特和苏菲。想着这三个人，我意识到她们一个是南方式的清教徒，一个是莎拉·劳伦斯式的犹太女子，最后一个是波兰人——一个以多样化为其特征的混合体。还有，这是三个死人，不仅在类型上还是意识上都是死人。不，并不是真的死去（只有一个，性感的玛利亚·亨特已见了上帝），但就她们与我的生活的关系而言，她们早已毁灭了，死去了，完蛋了。
狂热的幻想令我茫然。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这三个瓷娃娃全都从我的手指缝间滑落下去摔得粉碎，还是因为她们最终的不可得（我意识到她们都永远离开了我）煸动了这次地狱般的欲火？我不知道。我扼腕痛惜，为想象中无所顾忌放荡不羁的男女混交头晕目眩。我脑子中的性伙伴迅速变换着。不知怎么的，莱斯丽变成了玛利亚·亨特，我和她在奇萨比克海湾的沙滩上纠缠在一起。那是仲夏的正午时分，她狂醉的眼睛在我的幻想中转动着，嘴咬着我的耳垂。想想吧，我想，想想吧——我成了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和玛利亚长时间地狂欢；就在我父亲的鼾声里。他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到卫生间去小便，我们仍像水貂一样缠绵着。我脑子一片空白，等着他回到床上，鼾声再起。接着，与拍打在岸边的带着绝望和欲望的悲伤浪花一样，我发现自己正在与苏菲疯狂做爱。当然，她才是我渴望已久的爱人，但这太令我吃惊了。因为那年夏天我对苏菲的渴望一直是孩子气十足的理想化的罗曼蒂克。事实上，我从未让与她交欢的生动场景真正出现在我的脑海或扰乱我的心灵；现在，当失去她的绝望像一双手卡住我的脖子时，我才第一次领悟到我如此绝地爱着她，我的欲望是那么的强烈。我呻吟着，声音很大，把父亲惊醒了——我拥抱着我梦中的苏菲，完全沉醉在其中；我大声叫着她的名字。父亲的身体在黑暗中动了一下。我感觉到他的手伸过来触摸我：“儿子，你还好吧？”他忧心忡忡地问。
我佯装未醒，嘴里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句。但我们俩都清醒了。
他担忧的声音变得愉快起来：“你在叫什么？肥皂？在做噩梦吧？你一定是洗澡时遇上鬼了！”
“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撒谎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电扇嗡嗡地转着，断断续续地传来城市嘈杂的夜声。最后他说：“有什么事让你心烦？我能看出来。你想让我知道吗？也许我能帮上点忙。是个女孩——一个女人，对吗？”
“是的，”我犹豫了一下，“一个女人。”
“你想给我讲讲吗？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麻烦。”
我粗略地讲了一下。很简略，但大致清晰：一个无名的波兰难民，比我大几岁，美丽得无法形容，战争的受害者。我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奥斯威辛，但没提内森。我曾爱上她，但由于种种原因成了泡影。我略去了一些细节：她的孩子，她如何来到布鲁克林，她的工作，她不可能再留在这儿。我告诉他，一天前她消失了，我对再次见到她不抱任何希望。有好一阵子我没有说话，接着用无所谓的口气加了一句：“我想我会应付过去的。”我示意我想改变话题。一谈起苏菲，痛苦便开始向我袭来，五脏六腹一阵阵痉挛，揪心般地疼痛。
父亲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安慰话，然后沉默下来。“你的工作进展如何？”他终于问到此事。在此之前我一直避开这个话题。“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
我感觉浑身开始放松下来。“不错。”我说，“我在布鲁克林写得很顺利。至少在这事发生前，在这女人的事出现之前一直很顺利。我指的是这次分离。这事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搅乱了。我什么也干不下去，都停下了。”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一想到要回到耶塔，在没有了苏菲和内森的令人窒息的真空笼子里重新开始写作，我就难受得想死。那里会令我想起我们共同度过而现在已消失殆尽的快乐时光。“我想我会很快重新开始的。”这话并不发自真心。我感到我们的谈话慢慢停了下来。
父亲打了个哈欠。“唔，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的话，”他睡意浓浓地咕哝着说，“南安普顿的那个农场还给你留着。那是个写书的好地方。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孩子。”他又打起鼾来。这一次没有动物园嘈杂的喧闹声，而是像炮轰一般惊天动地，就像向斯大林格勒发起的一次总攻。我绝望地用枕头把脑袋严严地捂起来。
但我还是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甚至小睡了一会。我梦见了那个已经死去的捐助人——黑奴男孩阿提斯特，但这梦又和另一个有关黑奴的梦搅在一起，也就是我几年前知道的那特·特纳。我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天已放亮，我在晨曦蒙胧中盯着天花板，听着下面大街上警车尖利的鸣叫声。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令人难以忍受。我焦虑地听着这声音，直到它渐渐变弱，最后成为一阵模糊的颤音，消失在拥挤不堪肮脏杂乱的住宅区里。我的上帝，我想，在这个世纪，南方的静谧与这都市的尖嚣怎么能同时存在呢？真不可思议。
那天早上我父亲准备动身回弗吉尼亚。也许是纳特·特那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那天早上躺在床上，一股思乡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也许是因为失去了在布鲁克林的心爱的人，于是父亲提供给我的旧农场成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所在。不管怎样，当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的咖啡店里，吃着抹上厚厚一层黄油的薄煎饼时，我告诉老头子也替我买一张票，然后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与我碰头。他惊得目瞪口呆。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然后去农场。我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轻松和愉快中宣布道。他所要做的便是给我一个上午，让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结账，然后永远离开。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至少当时不是。我从布鲁克林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我还是决定留在这个城市。因为那天早上我在粉红色宫殿的楼上碰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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