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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闹这一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总理。她骂了1个多小时，
把周家鼎，杨德中等同志都骂到了，甚至限令杨德中同志4天之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江青又，把周恩来、汪东兴及几位总理秘书叫到钓鱼台，很激
烈地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不会的。成元功14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这里长
大的。”
　　　　江青不容分辩地说：“那至少也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
　　　　结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进了“学习班”，八个月后又被赶到江西“五七”
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泽东一再声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于江青确实
曾代表过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起阶段。周恩来一再对江青调和，隐忍不发，
重要原因之一也在这里——不能不考虑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还有个“王莽谦恭末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
真伪复谁知”的说法。江青有野心没功劳，连个“谦恭下士”的时候也没有；她不是居
功自傲，而是无功藐视天下人，这样无知无德无能的人也想搞政治，争权力，实在是个
人的悲剧，历史的笑话。
　　　　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
要否定历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呼求民主与科学。先是袁世凯，后是蒋介
石，破灭了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希望。
　　　　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这种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为现实。物质决定精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不发展生产力，不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把中国从一
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不可能彻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实证明，当
我们共产党人发动和依靠民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来消除封建思想时，它却在最
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来。比如反封建的伟大战士毛泽东，晚年却造就了个人迷
信和“一言堂”的封建产物。比如那么英明而又机敏的周恩来，晚年也顺从毛泽东的意
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
　　　　后人谈及他们晚年的错误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离开当时社会生产
力发展水平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形势。
　　　　不发展生产力，不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度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
立起来的。我们庆幸的是，邓小平现在正是按着这一规律来作出决策，带领中国人民走
上胜利富强之路。


十三、周恩来逝世全过程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
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
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英四百
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
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
达每分钟130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得
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
个人不伯死。”
　　　　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
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
与斗争中。遗憾的是，也曾表现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中。那时他
曾激烈地说：“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
　　　　这一次“庐山会议”同林彪的斗争，远不象上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深明
这一点。他公开不点林彪，但点了他的总参谋长：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调得动军队去跟你
干坏事！
　
　　　　毛泽东这一次的游泳，实在是与政治上的风浪有关，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喷涌而
出。
　　　　吴旭君妥协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体确实不适，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泽东点头认可。双方互作妥协而形成“协议”。就这
样，带着一身大汗，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跳进了游泳池。
　　　　这次游泳后，毛泽东有点感冒，他像过去一样，小病小灾不肯用药，锻炼抵抗力，
挺挺就可以过去。然而，年龄不饶人。感冒似乎挺过去了，长期吸烟造成的气管炎却因
此发作，拖下来始终不愈。气管炎对60岁以上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入秋后往往会诱发各
种大病。轻则高烧不退，重则引起其他器官发生毛病。
　　　　偏偏这年一入秋，失败了的林彪不肯改错而选择了出逃。这件事对毛泽东打击很大，
几天睡不好觉，大量吸烟又大量吃安眠药，本来久病未愈的身体受到了“雪上加霜”
的损坏。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突然休克；虽然很快唤醒．但身体明显垮下来，抢救中使
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庆幸的是有出类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全国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政
府机构照样继续运转。至此，毛泽东不得不把周恩来作为他首先倚重和必须依靠的同事
战友。
　　　　从表面看，周恩来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在毛泽东之下了，这同位居林彪之后的情形就
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统帅时，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和要求，
而总理有什么大事向主席汇报也不能绕过林彪。现在似乎情况大改观，办各种事要简单
多了。
　　　　其实不然。“中央文革”仍在，并且参与一切重大决策。况且，毛泽东对“中央文
革”—帮人，总的来说还是保护的态度；有批评有支持，基本态度是不许否定。
　　　　总理处境的艰难很快便明显化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中央
文革”一帮人在中南海批了总理12天，说他没及时向主席汇报，“是李鸿章”，“卖国
主义”。
　　　　那段时间，总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欢。但以他一贯的精神和作风，从
不肯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
郁和愤懑全留给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
　　　　当时，康生已经患了膀胱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
活安排，都须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的大事小事，周恩来总要设法抽出点
时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
品质以及经历都与周恩来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弥合的感情距离。
　　　　每次见面．康生那莫测高深的毫无生气的平板面孔，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
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桧比他坏，但据说秦
桧也有仨朋友；他没像秦桧那样卖国，但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头的身
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很大马棒。
　　　　他有许多同党和爪牙，但同党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趋炎附势，或者投机钻营，或者
利害关系一致。正像人们常说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不变的友谊。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狱，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没有哪个能讲清。就是对林彪、江青、
陈伯达、张春桥这样的“战友”，他的态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
生把替毛泽东作联络工作的王海蓉、唐闻生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
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之后4个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传记》作
品认为这是他“灵机一动”的最后“投机”，是因为发现毛泽东已经警惕江青一伙手伸
得太长，而江青注定要完蛋。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全面，甚至牵强。也许有这种因素？但
不该忘记，康生本质上就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他早不说晚不说，临死留下“江
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的话，有其策略上的考虑。整个“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级
“顾问”，他明白在打倒“刘邓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出于策略不能动江青、张
春桥。就是同林彪“斗争”时，这些人的力量也须借重。临死时，他自然不愿留下“历
史的遗憾”，敌对的“分子”他已费尽心机全打倒，没什么对手要打了，他的最后一棒
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地打在同党的头上。
　　　　他希望历史为他重重写一笔“剑与火的化身”，希望留个“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
一生”。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与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
的化身。
　　　　生活中这样的病态人物不是绝无仅有，康生不过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这样一个“狂”人，对总理能为善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有次医务人员悄
悄对我说：“卫士长，叫总理少来看他吧。”
　　　　“怎么了？”我问。
　　　　“每次总理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小护士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朝身后左右
瞄了几眼。
　　　　“骂什么？”我也朝四周警惕张望，声音压得很低。
　　　　“他、他，”小护士那副紧张害怕又按捺不住的复杂表情至今还活灵活现在我脑中，
“他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还说……这个人就是右。”
　　　　我当时又气愤又担忧，周恩来刚从康生病房里出来，我就跟上去小声说；“总理，
有个情况必须向你汇报……上车我再说。”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
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坦然一笑，把身体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
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句议论康生的话也没讲过。
　　　　就在这件事后的一个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来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对中央各首长的保健医生们或大或小都是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膀肮
癌比较特殊，如果肿瘤不是长在膀胱的进出口处，患者没有感觉，很难早期发现。所有
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起居有何变化，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
　　　　由于膀胱癌早期患者无感觉，不会在饮食起居上发生变化，所以全靠化验数据来判
断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规，对中央领导要每月化验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将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
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
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
“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
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
　　　　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
一是肿瘤……
　　　　康生的例子摆在那里，不能大意。两天后，张医生慎重措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
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
硬化，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
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
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
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
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
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
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
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
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
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
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
及人身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眼
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
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
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
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
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
就赶紧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
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多于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
“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
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
我们劝他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
　　　　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
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
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
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
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
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
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
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
时……
　　　　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
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
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
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