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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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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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