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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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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
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
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
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
“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
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
啊……
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
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
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
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
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
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
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
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
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
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
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
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
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
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
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
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
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
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
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
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
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
4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
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
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
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
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
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
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
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
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
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
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
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
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
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
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
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
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
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
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
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
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
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
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
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
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
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
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
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
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
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
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
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
浓茶水就又坐下了……
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
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
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
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
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
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
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
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
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
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
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
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
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
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
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
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
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
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
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
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
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
“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
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
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
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
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
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
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
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
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
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
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
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
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
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
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
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
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
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
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
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
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
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
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
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
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
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
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
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
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
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
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
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
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
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
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
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
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
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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