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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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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
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
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
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
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
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
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
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
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
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
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
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八、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
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
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
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
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
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
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
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
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
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
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
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
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
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
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
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
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
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
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
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
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
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
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
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
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
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
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
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
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
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
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
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
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
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
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
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
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
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
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
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
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
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
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
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
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
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
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
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
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
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
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
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
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
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
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
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
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
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
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
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
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
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
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
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
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
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
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
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
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
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
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
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
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
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
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
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
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
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
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
“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
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
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
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
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
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
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
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
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
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
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
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
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
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
5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
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
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
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
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
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
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
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
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
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
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
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
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
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
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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