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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
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二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
“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
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
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
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
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
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
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
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施施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
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
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
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
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
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
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
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
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
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
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
国共产党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
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
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
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
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
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
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
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
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
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
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
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
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
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
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
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
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
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
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
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
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
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
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
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
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
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
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
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
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
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
的伪国大，虽然推迟4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
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
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
思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
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
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
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
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
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
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
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做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
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规律。在搞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和陈
云观点比较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完成得很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是稳
步而又快速的。毛泽东批“反冒进”，直到后来搞起“大跃进”，打乱了建设步伐。当
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
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
他不肯作检查。等毛主席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
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
又要搞运动了，陈云便又生病躲开了。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
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
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
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
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
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
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
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
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
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
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
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
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
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
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
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
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
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
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
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
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
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
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
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
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
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
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
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
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
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
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
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
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
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
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
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
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
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
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
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
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
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
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
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
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
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
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
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
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
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
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
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
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