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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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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攻防的交互作用，在克劳塞维茨，似乎有点偏见。他认为引起战争行动的是防御，不是进攻，换句话说有防御才有战争行动。他说：“防御的规则是以进攻的规则为根据，而进攻的规则又以防御的规则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但是要使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能够成立，必须从进攻和防御中找出一个起点……如果我们从哲学上来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的概念不是随进攻而是随防御一起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占领，而防御则以斗争为直接目的，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抵御的目的完全是对付进攻，因而必然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进攻的目的却不是对付防御，而是为了别的东西，为了占领，因而并不必然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因此，首先要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到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方法的一方自然是防御者。……只要进攻者不了解敌情，他就一定没有确定行动的根据（包括确定如何使用战斗手段）。他能做到的只是携带战斗手段，也就是携带军队去实行占领。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携带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但是，防御者不仅集中了战斗手段，而且还根据自己的作战企图部署了战斗手段，他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战争论》第六卷第七章）
克氏这种偏见，我以为是发于其唯心论基础上的。他不从战争发展的客观情形与客观规律中去看问题，而从“哲理”上去“索引钩深”，因此，就不免得出错误的结论来。这一错误的意见可以被侵略者利用。其实，双方进攻必定发生战事，双方防御则战事不至发生，这难道不是很显明的道理吗？并且攻防二者之交互作用，克氏亦还未完全说到。例如，在战术上，防者之防御配备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敌军力量、态势、政治情况、过去的行动、惯用的战术、现在的企图之判断，也根据当地的地形、居民情况、自己的任务、兵力兵器资材、内部情况、友军情况等等而决定的。这一配备虽然是在没有看到进攻之敌之部署前即决定的，但却必须根据进攻之敌可能来进攻的方向与部署之判断而定。攻者之进攻部署，则必须待到侦察明了敌方防御配备之后才能最后决定。这就是说，在战术上先有防御配备才有进攻部署。但是，在战略上，如果攻者以敌国首都为目标，（过去侵略者的战略，进攻多以地区为作战目标）则其战略集中的地区与战略进攻的路线，虽也根据巳知的敌国之国防工事位置、敌国之地形、交通以至民情、出产等等而定，但其主攻方向，其兵力部署及其进攻时间，正可自由决定，且也不等到防者之配备完毕而后进攻。防者因其力量对比较劣的关系，在此时不能不被动地依据攻者之部署而定出防御计划，以求从被动到主动，由防御到反攻。这就是说，从战略上的配备与部署来说，可能先有进攻部署，才有防御配备。这也就是说，在攻防交互作用上，是“先中有后”“后中有先”了。有些时候，防者引起战争的事情，不是不可设想的。也有因防者防御力量与设备之加强而使战事消弭的事。例如苏联坚持和平政策，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力量，提高严防意外事变的警惕性，加强边防，能使苏联超脱战争，不为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具，也能使各帝国主义者不敢向苏联边境窺察。可见攻防二者之辩证的关联，似应从具体的战争情况中去观察。
从一般情形上看，与其说《。文。》防御引《。人。》起战争，毋宁《。书。》说进攻引起《。屋。》之为妥。在战争发生的初期也是先有相互进攻的（如果可以说是进攻的话）。人类初有战争行动时，只会使用工具来“进攻”（严格地说，那时只是相互冲突、格杀，尚无攻防之行动，打不过时只有跑，没有防御工具，也不会防御），而后来才会使用工具来防御，因而那时也只有“进攻”和“退却”，而无“防御自然退却可以看作那时防御的变形，而进攻中招架亦可看作防御的因素）。不过，那时（原始共产制末期）的战事，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战争有性质上的不同。那时战事经过的时间极短，所以这种运动还未发生“攻” “防” 二者的对立范畴，我们所说的战争中攻防则是相互依存的对立范畴。我们还可看到古代及中世纪的城墙，是防御的东西，但不是城墙引起进攻与战事，而是进攻与战事引起城墙，这难道还不显明吗？
上面我们说过了攻防以敌我优劣来决定，又说过攻防二者之交互作用。以下让我们来说攻防之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攻防二者不但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而且二者还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机械论者不懂防中可以有攻，于是采取单纯的防御；冒险主义者不懂得攻中也可有防，进中也可有退，于是不肯承认暂时的或局部的防御与退却。那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认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在我国战略防御中有战役进攻，在战役进攻中有战斗的进攻或防御。在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中，防御只是进攻的手段，没有进攻不能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战略防御既不是战争全阶段的东西，也不是抗战战略的全部，而只是一个阶段、一个部分，战略防御必须继之以战略反攻，才能完成战略的目的。克劳塞维茨论防御时也说过：“在防御战局中可以有进攻行动……” “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战争论》第二卷第六篇第一章）。
正是因为对立物之有相互渗透，所以才有其内在的因素而引起相互推移。
敌中有我（敌军中，有同情我国抗战反对其本国统治阶级之侵略战争的反战分子，有被迫或被诱的伪军），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敌之一部可变为我（如敌兵之投诚，伪军之反正，不过今天还只有一部分敌变为我）。我中有敌（我抗日阵营中有暗藏的亲日派、汉奸及其他奸细破坏分子等），所以我之一部有时亦可变为敌（如某些人员某些军队之叛变）。
优中有劣（敌强是敌优，但敌不义、国小、人少、内部困难、失道寡助，故优中有劣广如果劣的因素逐渐加多，优的因素逐渐削弱，则优可变为劣。劣中有优（我弱是我劣，但我正义、国大、人多、新兴、多助，故劣中有优）。如果优的因素能逐渐增多，劣的因素能逐渐克服，则劣可变为优。
攻中有防（敌之战略进攻中有战役或战斗的防御，全局进攻中有局部与一时的防御），如迫使敌之防逐渐加多，攻逐渐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则攻可变为防。防中有攻（我之战略防御中有战役或战斗的进攻，全局防御中有局部与一时的进攻），如能争取我之攻逐渐 加多，防逐渐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则防可变为攻。
胜中有败（在战争中敌之一时的胜利中，有过局部的失败，有过并有着消耗与困难之加多，是胜中有败），如败之成分加多，胜之成分减少，则胜可转为败。败中有胜（在战争中我之一时的失败中，有过局部的胜利，有过并有着某些力量之加强，某些新的建设之产生，是败中有胜、如胜之成分加多），败之成分减少，所谓“积小胜为大胜”，则败可转为胜。
敌之“优” “攻” “胜”可变为“劣” “防”“败”；我之“劣”“防” “败”可变为“优”“攻”“胜”。这里可变的基础，在于敌之“优”中有“劣”、我之“劣”中有“优”的物质条件（包括政治条件），而由可变到变，由劣变到优，由防变到攻；最后，由暂时的失败变到最后的胜利， 则必须经过努力地工作与长期地斗争。必须加强敌伪军工作，使敌中之我扩大；必须加强锄奸工作，使我中之敌消灭；必须加紧团结，改 善政治，发扬人力物力财力，争取国际援助，使我劣中之优加大；必须积极地组织战役进攻，加强敌后游击战，使敌优中之劣加大，使敌攻中之防、胜中之败加多；使我防中之攻、败中之胜扩大。只有如此，我才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
所以说：斗争是发展的源泉。
十一、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战力量变到战略质变的斗争过程
这里要说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只有我方战力“量”之增加与敌方战力“量”之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我之战略防御才能转为反攻。凡不耐烦或不积极努力于这种战力“量”变的积累的，都要反对。
上面已说过由敌我、优劣、攻防、胜败等对立物的相互渗透到对立物的相互推移的发展，必须经过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过程表现为由“敌我”“优劣”量的不显著的渐变，到质的显著的突变。这种发展的过程，不是空洞的公式，而必须有实际的内容；也不是只有量的发展循环无已的渐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显著的飞跃的质变。
发展的内容，是敌我优劣的战争力量之量与质，没有这种战力之“量”的增加，不能达到战略之“质”的变化。因此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反对那种对于为战力之量的增加所必要的设施采取消极态度、观望态度、等待态度、以至反对态度的不进步的顽固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急躁不耐烦进行这种量变的积累，而空洞要求质变或自欺欺人地说现在已经到了战略反攻时期那种自大狂妄的精神。为了加紧这种量的生长、扩大、增加的积累，以求使质变能更快地到来，则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之加强，政治之改进，对亲日派汉奸之打击；在大后方：经济之建设一特别是军事工业及军事交通，民众之动员组织与武装，军队之训练，干部之培养；在前线：积极动作起来，争取局部的战役与战斗的胜利（那些对敌则采取消极避战，对内则加紧反共的军事进攻，是必须立即停止的）。以及支援与加强敌后之游击战争，……都是必要的事情。这些都是救国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都做得好，就算是我们进步了。我们能进步就能反攻；我们不进步，就不能反攻。我们进步得快，反攻到来也要快；我们进步慢，反攻到来也要慢。我们全国人民，都像大旱之望甘雨似的盼着反攻之到来与民族之解放。因此，我们必须以一切力量求进步，以一切力量反对那些阻碍进步的东西。
量变的过程是相当长的。在一个大的质变未到来之前，往往有许多小的质变，这种小的质变，也可以看作全过程的量变。为使全过程量之增加的变化加速，则领导者对此许多小的质变时机之把握，与推动其推移，是非常重要的事。在每一这类小的质变关头，往往会有另一相反力量，欲使运动往另一方向转向，因此领导一不小心，则这种反动力量，因以获胜，而抗战运动随之变质与失败；领导正确则能克服危机，使运动向前发展一步。但是质变在社会现象上，其开始不一定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当质变条件快要成熟而尚未暴露之时，这种发现与把握，更属难能，这正是全局掌舵者之能事。在抗战过程中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由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从战略指导的阶段上看，作为三个阶段，即两次的质变；从战略性质上看，只有一次质变（由防御到进攻），中间相持阶段，只是质变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是很长的，在战略防御之质未变到战略反攻之质时，战力的量变的积累是这一质变的基础。我们应努力做这一积累的工作。在这量变的过程中，遇到过还将遇到许多波折、许多危机，每一危机无论表现为英美之远东慕尼黑也罢，无论表现为曰寇诱降与德意劝降也罢，无论表现为英美之引诱参加英美帝国主义集团也罢，无论是德意日阵线将发动新的攻势而加紧对中国之压力与亲日派之加紧活动也罢，无论是美英借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兴高采烈，因而轻敌反共也罢，都曾经随之而起一度一度的反共高潮，随之是高压政策，这也是抗日运动中进步力量与倒退力量发展的斗争。危机克服下去，则进步力量得以发展（量变）；时局换一局面（小的质变），而抗战也向前进了一步（又是量变）。倘在这些转变的关头，领导错误或因其他原因，也可能发生另一质变，进步力量受到打击，抗战倒退一步，甚至使抗日战争的本体发生坏的质变，变成非正义的战争，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附属部分的不义战（如反共战争，自然也必然还存在着一部分正义的战争，如一部分之继续抗战与讨逆战争）。在运动发展过程中，这一类的关键的地方很多，都是领导者所应特别关心注目的地方，特别费力考虑计划的时候。抗战中基本的质变只有一次，但却有两个方向的质变，一个是随着抗战力量增加的积累，向抗战运动“正”的方向变化的质变，即我军之反攻到胜利；另一个是随着投降力量增加的积累，向抗战运动“反”的方向变化的质变，即直接投降或间接投降，中止全局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变成日寇的牛马奴隶。正面的质变未到来的过程中，反面的质变在每时每刻威胁着我们，克服这些威胁，增加抗战力量，是个长期艰苦的斗争。越接近我们战略的质变，越接近我们最后的胜利时，则斗争越见残酷与困难，这是发展中常见之事。
量变是个长期的过程，质变也不完全是短期的或突然的变化。质变也有其经过的时间，有时时间是很长的，方式是复杂的，进程是很曲折的。我们抗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也大体如此。但是我们有条件有把握走尽这曲折的道路，实现我们的反攻，争取最后的胜利。
十二、在判断情况中辩证法方法的应用
这里要讲的不是情况判断的技术，而是情况判断的方法，并且主要的只讲对敌军的判断。
（1）判断情况的任务，在于发现敌之企图及其可能的行动。因此，情况的研究，要求从情况的表面深入到敌之直接企图，从直接企图到更远大的企图，到其战役计划战役方针发现，更进而到敌之战略企图、政治目的。
（2）研究情况应运用客观的态度观察问题。不可先入为主，不可自作聪明。根据一定时间空间条件，双方力量的对比，及已知敌人的行动，判断敌人可能的行动，不可妄替敌人设想，不可妄冀敌人适合我之企谋。敌人行动可能有多种方案，应计算他采取最好的方案，假设自己将遇到最大的困难。抗战初期，我国不顾敌我力量之对比，企图反攻太原，结果反失临汾。今（1940年）年五月间，豫鄂初捷时候，陈诚将军就武断地说：“此次胜利更确证日寇在军事上已至开始崩溃之时期，此后必无力再行大规模之进攻……”（5月19日重庆各报）。但曾几何时？襄宜之败，接踵随之。最近又有人说：“倭国 ……等国的地位，经我三年坚持抵抗已降为二三等国家。……即欧战爆发，亦无乘机渔利发生威胁的力量。”（刘斐《抗战三年来之敌 我战略》）但德意日三国同盟不久签订，日军之集中于越南、东京区及海南岛、台湾等地，亦有数师团之多，日寇积极南进的布置并未中止，而我大后方亦还有被敌军重新进攻之可能，敌后之“扫荡”则反而加紧。因此唯心的判断只有碰壁。
（3）研究情况应全面地看到各种情况及其相互关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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