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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5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红军编制要与红军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相适应，决定将全国红军编为4个军团，即红3、4军组成红一军团，红2、6军组成红二军团，红5、6军组成红三军团，红11、12军组成红四军团。6月11日，党中央又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围攻长沙，红二军团出兵武汉，红10军进攻九江，红7军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驱使红军去打大城市，显然是“左”倾冒险主义，但又是党中央的命令，如何能既不同中央决定公开对抗，又能团结争取受李立三主张影响的同志，使红军不受挫伤而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各个歼灭敌军，发展胜利，这是当时红军中遇到的大难题。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转战湘赣期间，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顺利地实现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另一方面又有效地扩大了江西根据地，为建立强大的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表现出了极为高超的斗争艺术。

6月下半月，毛泽东在汀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当时前委是领导军队党和地方党的，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红4军第1、2、3、4纵队负责人外，还有闽西特委的负责同志。李立三主持工作的中央派来涂振农在会上做了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5月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其内容：一是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8月底以前扩大到50万人；二是红军的编制要适应进攻时代；三是批评红4军不打硬仗，放弃了大城市；四是命令红军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规定红军的战略战术，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等等。

毛泽东和朱德在组织上表示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但对李立三的整个方案持怀疑态度。毛泽东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做了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李立三中央决定攻打南昌、九江的方案执行是慎重的，但也预见到了国民党新军阀必将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将开始用运动战方式同敌人作战。因此，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做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的军事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从汀州会议到以后的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人”这一段时间，是中央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转折过程。所以这次会议可以看作第一个战略转变的开始。

汀州会议后，赣南、闽西的红军进行了整编。红4军在整编前指挥4个纵队和1个特务营。第1纵队，原系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保存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也保存了叶挺独立团勇猛的战斗作风，在井冈山时称28团，这时有3个支队，即3个营。第2纵队系由毕占云率领起义的1个营和军部特务营编成，只有2个支队，实即2个营，部队建立较晚，基础稍弱。第3纵队即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加上秋收起义后的工农武装编成的。它是毛泽东率领上井冈山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干部也有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蒋介石叛变后，我们利用了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这一合法番号，收容了从各地被赶出和自己逃出的共产党员。开始时缺乏战斗经验，被称为“学生军”，后来逐渐锻炼成为能攻善守、能打硬仗的部队。在井冈山时期称31团，此时也有3个支队，即3个营。第4纵队是由闽西地方部队升级的，成立不久，战斗力较弱。军部特务营只有3个步兵连和1个侦察通讯队。汀州会议对于政治、军事路线问题没有多少争论。整编时原红4军1、2两纵队仍编为红4军第1、2两纵队，闽西地方武装升级编成红4军的第3纵队。这3个纵队不久就改称第10师、第11师和第12师。以红4军的原第3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12军，并从3纵队抽出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第1纵队，后称第34师；由3纵队抽出1个支队，加上江西地方武装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的第2纵队，后称第35师；红12军的第3纵队，即第36师是在后来打开吉安后才以教导队为基础扩编成立的。红4军原第4纵队和闽西几个县的地方部队抽出人员、武器补充主力后，在闽西另行编组闽红12军。江西的地方武装以2、4团为基础扩编为红6军，不久又改称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从3纵队、支队政委中选拔罗荣桓任红4军政委，蔡会文任红3军政委；伍中豪任红12军军长，谭震林任12军政委。

原红4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改为红军第一路军指挥部和政治部，统率红4军、红3军、红12军3个军。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参谋长是朱云卿，郭化若任参谋处长。各军司令部、政治部都是新建的。根据中央指示，还由毛泽东、朱德、曾山、李文林、黄公略、彭德怀、林彪、邵式平等17人组成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

整编以后，部队向何处去呢？　一天，朱云卿和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和朱德正在商量部队行动问题，见他们来了便问：“你们想打大城市吗？”

“当然想呀。“郭化若说，“不过——”

“只能是一种想法而巳。“朱云卿接过话说。

“我们能打下大城市吗？”毛泽东又问。

“我们部队现在这种军事素质和技术装备，打大城市是有困难的。”郭化若回答。

“可是，中央又命令我们去打。”朱德说。

“对。”毛泽东用手把桌上的茶杯推了一下，“打不了，人家又在背后推着我们去打。怎么办呢？你们是起草作战命令的，我看可以做‘推’字的文章，这次行动叫推进，向南昌推进。先下命令集中，造出向南昌推进的声势，然后再搞个推进的计划；边推边看。朱总，你看呢？”

“要得。”朱德说，“这样，中央的命令传达了，而且，部队在‘推’进，也有行动。人家推我们，也算是一推就动。”说完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朱云卿说：“‘推’字的含义，就是只传达李立三的命令，不作具体部署。”

“是一种应付上面的行动。”郭化若说，“作战命令的措词就要精心推敲了。”

按分工，作战命令是由朱云卿主持，郭化若负责起草的，这次要做“推”字文章，朱云卿叫郭化若考虑文字命令，他搞个推进计划表。两种作战文书拟出后，送毛泽东、朱德审查，毛泽东很满意。于是1930年6月22日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向红4军、红12军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只把党中央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做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红一军团由福建开到江西广昌集中后，再到兴国地区集结，红3军亦归建。7月11日，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并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在向北推进中，一军团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军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敌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置是：抚州地区1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1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1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既不去白色区域攻打大城市，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决定渡江后，司令部参谋人员还未进房子，就马上着手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江。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指挥机关和部队才在樟树驻了两三天。第三天司令部于黄昏时分批随前委渡过了赣江，经过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在南昌城下壮了军威，扩大了我军影响。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六、二打长沙时毛泽东两次让步

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

在西进路上，18日到达黄茅。侦知湘赣边之文家市有敌一个旅，而且不知我军的到来，于是军团决定消灭它，再向西进。19日毛泽东写信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的大致内容是：红一军团在攻击牛行车站，举行“八一”示威后，散开工作，筹款和宣传群众。因恐久待敌人而敌不来，待敌人兵力集中后向我进攻，陷于不利地位，而此时报载何键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洲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目前何键有10团以上兵力，集中浏阳，向我第三军团前进，右路兵力分布文家市、孙家煅两点，约10团左右，左路在许东门一带。我们昨日到此，决定明日解决文家市、孙家煅之敌，再击敌人左，要求第三军团在平江一面打来，以消灭敌人主力，直下长沙。此次敌深入赤色地区，我们赶至他们面前，他们还不知道，而敌又在屡次失败之后，消灭此敌是可操胜算的。

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突然强袭包围文家市，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打了个大胜仗，全歼了文家市之敌。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敌一部无线电台的，敌人跑了，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毛泽东非常惋惜，并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打下文家市，毛泽东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参谋处长。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4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的“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　“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　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去了，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打长沙，打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在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时立即要求进行阵地攻坚战，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革命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当时长沙城内有敌军31个团，我们的兵力共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敌人兵力超过我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中央命令要打长沙，三军团中的少数领导干部也坚持要打，理由是“中央命令”，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怎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最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部队该如何行动呢？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默默地吸着烟，脸上表情很严肃，他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说：“让步。”为了团结红三军团，毛泽东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0年8月24日在永和市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8月28日方面军总部又发出“向长沙攻击前进”，占领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黄中铺、龙头一带的命令。29日，方面军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火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军即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拥护立三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执不下，郭化若等人都把眼光移向毛泽东，毛泽东在默默吸烟，脸上表情很严肃，突然站起来说：“我看留下红3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4军、红12军展开向长沙进攻，看朱总意见怎么样。”朱德马上表态同意。留一个军作预备队，这是总司令、总政委有权决定的，总前委也无法反对。于是大家无话。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动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3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4军、红12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制歼灭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动的敌军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査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出发，后来郭化若对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