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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新世界的销售，创造了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奇迹：　写字楼卖到了每平方米3600多美元，是当时市价的三倍。邓智仁的利达行仅收取这个项目的佣金就达1亿元。

邓智仁几乎是以闪电之势，挟其成熟的香港式房地产策划和营销手段，在京城房地产市场赢得无限风光。同行们还未回过神来，他已经在一边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了。我们的话题，就从那个让邓智仁难忘的岁月开始。

从1984年到1993年，邓智仁对房地产市场的触觉一直非常敏锐，从未失手，让利达行这个1。2万元港币起步的小公司变成了年利润2000多万的香港地产服务业霸主。1992年，北京市政府赴港招商。一个叫刘常明的开发商告诉邓智仁说，他在北京有个飞达玫瑰园，劝邓智仁投资，必有赚头。

这时，刘常明的身份也是当时十分受宠的“港商”，然而他其实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1984年前后，一位叫赵章光的温州人发明了一种中药成分的生发剂“章光101”，由于效果显著，很快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广受欢迎。刘常明结识了赵章光，并成为日本市场的总代理商，在短短的一两年里，他就摇身进入当时在国内还属凤毛麟角的“百万富翁俱乐部”行列。

自此，刘常明频繁穿梭于京港之间，成为两地商务交易的大红人。北京市在香港举办第一届投资贸易洽谈会，刘常明自然充当了牵线接待的中间人，他在香港盛情款待京城要员，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因受贿锒铛入狱的铁英便成为刘常明盛筵中的首席座上宾，他送给铁英的大量礼物中仅两块劳力士总统型手表便价值15。3万元，相当于当时铁英15年的工资。

刘常明出手之豪爽可见一斑，当然他也得到了铁英更为豪爽的回报。1992年前后，京城房地产业遽然升温。精明的刘常明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发财机遇。很快，他击败众多竞争者，抢到了昌平县沙河镇的这块地。此地离北京仅半小时车程，地平天旷，风景宜人，非常适合建造高档别墅区。更吸引人的是，这里与明陵地脉相连，是一块众所周知的风水宝地。

玫瑰园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兴建，由刘常明的香港飞达公司跟昌平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合资开发。玫瑰园占地49。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别墅800余套，每套售价300万元。这一项目宛如芙蓉出水，甫一开盘就被誉为“首都第一别墅”。刘常明由此成为新闻焦点人物。

刘常明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认认真真地造别墅，他无非是拿玫瑰园设了一个局，企图炒一把楼花圈一笔钱就溜之大吉。事实也似乎正是这样，玫瑰园自轰轰烈烈地开盘以后，便没有真正地破土动工过，刘常明雇美国规划师拿出了一套十分精致豪华的规划图和别墅设计图，然后频繁地刊登广告，四处招商。他像一个诡秘的猎人，把一块天大的馅饼挂在半空中，等着猎物自己撞上门来。

果然，猎物很快就来了。此时，邓智仁从小平南方讲话中嗅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俯瞰北京城，以那独特而高远的专家目光，一眼就瞄上了玫瑰园。又是那么的巧合，玫瑰园的主人竟是他的香港客户，两位都梦想成为李嘉诚的男人就这样坐在了一起。于是，邓智仁以香港利达行40％的股权作抵押，通过四家公司集资1亿港币，首期动用6000万港币，以投资的形式购买了北京玫瑰园两万多平方米的别墅，并借此成为该项目的销售总代理。

让香港人去北京买房子，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项目，为此利达行动用了3000万元港币在香港做推广。邓智仁推销玫瑰园的第一招是“围魏救赵”：　先推销北京，再推销玫瑰园。他挟资1000万元，先后组团赴香港、美国、韩国推介北京，凭借其娴熟的营销技巧和人缘，玫瑰园一开盘就卖出了80套。

开局的第一碗开胃羹实在是太鲜美了。邓智仁认定这就是他苦觅已久的大金山，是他成为“李嘉诚第二”的开山之作。就在这时，发生了刘常明挪用首批购房款的大丑闻。邓智仁处心积虑，步步进逼，通过一连串的股权转让最终以8000万港币冲抵债务整体收购玫瑰园的开发权。刘常明空手套白狼，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1994年初，欠下巨额债务、心态失衡的刘常明在家命归西天，有传是吸毒过量，有传是自杀身亡。

在法人代表、董事长的宝座上还没坐暖，邓智仁就突然发现，刘常明提供给他的许多批文竟多处违规。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检查时判定：

玫瑰园别墅手续不全，是一个不合法的项目。

这完全出乎邓智仁的意料，他几乎是被一步步拖入了失败的深渊。

“不合法的项目是怎么破土动工而且拿到香港招商的？”邓智仁到今天都不可理解。但是钱已经没有了，留给他的选择，要么是自认倒霉，要么是接下这片荒地上的烂尾楼。接近一个亿的投资，作为一个资本并不雄厚的代理公司，放弃是不可能的。为了救活玫瑰园，邓智仁被迫赤膊上阵，从代理的后台走向开发的前台。1993年，利达行在北京注册，正式接手玫瑰园。完全不熟悉内地情况的邓智仁为了办理手续，让玫瑰园“复活”，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奔波于政府机关，前后竟耗去了13个月的时间。

直到今天，邓智仁还愤愤不平地说，这就是一个“局”！

邓智仁认为，刘常明当年可能是勾结了某些政府部门来香港套骗资金的。接手玫瑰园清理财务时，他发现了一笔高达800万元的交际费，那还是人们普遍收入还不高的1995年。此间邓智仁还带来一名港商，欲在内地投资搞开发，可地方开口就要一部汽车，说是跑手续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能不败吗？”邓智仁深感无奈。

去国土局申请土地使用证的时候，由于久批不下，已经没有了耐性的邓智仁跑到那里冲他们局长拍桌子：“你三天之内不给我，我们法庭上见！”那个时候还没有民告官的先例，不过三天后，土地使用证还是下达了。

整整一年，邓智仁这个房产代理的奇才，一面在北京替他人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楼价新高，一面默默地品尝自己投资失败的苦果。为了玫瑰园，邓智仁耗尽了利达行的老本，结果买来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而此时，邓智仁苦心造就的香港利达行却因无人经营，债台高筑，被债务人香港至祥公司兼并，邓智仁遭遇到第一次重大打击。

1997年3月，在多方股权转让无果的情况下，精疲力竭的邓智仁终于下定决心从已经整整纠缠了他四年之久的玫瑰园噩梦中逃出。香港金时有限公司老板陆苍成为下一个玫瑰园主人。他入主条件之低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替邓智仁还清数百万港币欠款及送给邓智仁五套别墅。邓智仁将偌大一座玫瑰园及北京利达公司几乎白送给了他，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玫瑰园所欠下的“天文数字”的债务：　6。5亿元。

事实证明，陆苍也无力回天。玫瑰园最终走上了破产清算的道路。

邓智仁败走玫瑰园时，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是全北京最失败的人。”

用失败者来给邓智仁下定义显然过于简单，但不可否认是，北京房地产市场今天的繁荣，或多或少凝聚了邓智仁这批“外来和尚”的贡献，他们带来的销售理念培养了北京本土开发商的市场意识和专业精神。

2003年“非典”之后，53岁的邓智仁关闭了利达行代理公司，在网上留下一篇《壮志未酬再未酬》的文章后，彻底退出了公众视野，结束了他在内地12年的房地产生涯。

1995年

●　1月，建设部公布《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　1月，国家土地局、国家体改委下发《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对土地使用权登记作了相应的规定，要求在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必须办理土地登记，然后才能进行土地资产评估及资产处理，根据处置结果再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　1月，全国评出34个物业管理优秀示范住宅小区，其中深圳占八个，而前十名中，有六个来自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也是全国物业管理的发祥地。

●　3月，王志纲在广州创办王志纲工作室，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生平第一次为自己开价，创策划收费“天价”，中国的策划人从此有了收费标准。

●　5月1日起，北京市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北京开发建设的内销商品房实行销售许可制度，没有此证房产不得销售。

1996高层研讨沪上实践

开放

这是谁也不能制止的愿望

从荣到枯

一生一句圣洁的遗言

一生一场精神的大雪

——李琦《白菊》

1996年的夏天北京持续着高温天气，比北京天气更热的是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这本由几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鼓捣”出来的作品，让很多人热血沸腾。此书被认为是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情绪自然反弹的标志之一，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和争议。没有经过严格的政治学训练很难正确地评判该书观点的正确与否，但绝大多数读者还是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想要说“不”的国家必须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说“不”的国家必然是强大的。

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美籍华人，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这年11月5日，46岁的骆家辉当选华盛顿第21任州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州长。他安在州长府的家，距离100多年前他的祖父从广东台山漂洋过海到美国后住过的房子不过一英里。这位在当选后不久即出访中国的州长这样告诉中国媒体：“我们花了100年，才走完这一英里路。”

中国老百姓最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国家的经济。在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人朱镕基的卓越指挥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经济终于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这一年乃是“九五”计划的开端之年，从上到下，大家在享受着“软着陆”的愉悦的同时，又都在兴奋地盘算着起飞的到来。

在经历了1992年和1993年“房地产投资热”后，随后两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增速明显回落，但由于我国各地均处在第一轮的房地产改革过程中，全国的房地产投资总量仍然很大。一方面投资商不断加大房地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消费者购房能力不足，商品房的空置率迅速上升。

1996年中国房地产进入了调整时期，行业平均利润率仅为0。91％。这一调整主要是针对从1992年以来由于供求关系不对称而产生的大量积压商品房。

据统计，1995年底，全国商品房累计空置建筑面积已经达到5031万平方米，比1994年底增加了53％。在空置的商品住宅中，普通商品住宅为3618万平方米，占72％，别墅和高级公寓占28％。

这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进程不相适应。

在传统的住房制度下，住宅需求受到制约，住宅消费市场难以扩大，住宅建设难以成为现实的增长点。中央领导和一大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　必须加大房改力度，改革现有的实物福利分房制度，而建立住房新制度则是改革的重点。

1996年7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听取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汇报时指出：　目前国有企业亏损增加，经济效益下降。现在的关键是打开市场，搞活流通，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朱镕基认为，当前最有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是住宅，要推进房改，盘活存量，搞活流通，促进住宅建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他指出，住宅建设是个大的需求，也是可以解决、能够办到的。发展住宅建设，不仅能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还可以刺激钢铁、建材、化工、电子、装饰材料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他强调：　发展住宅建设，一要推进住宅商品化，二要有个好的规划。住宅建设离不开城市基础设施，要方便群众，方便生活，房子建得再好，交通条件不好也卖不出去。

会议一结束，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侯捷马上赶回部里，当天就召集有关司局长连夜开会研究贯彻意见。第二天，建设部就抽调有关司局专业人员，对发展住宅建设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的结论是：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住宅建设，但福利住房制度仍使住宅产业难以形成合理积累、循环发展的机制。到1996年底，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四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还有300万户，城镇住房的供需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640个城市中尚有3000多万平方米的危房需要改造，改善居住条件是城镇居民现阶段的最迫切要求。因此，加快改革我国现有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住房制度十分紧迫和必要。

朱镕基讲话后的第六天——7月16日，建设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加快住宅建设，加速培育房地产市场，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请示》。

该《请示》提出了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分析了加快城镇住宅建设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建议是：　选择合适的政策定位，做好住宅建设的供应、分配机制的转换，提高住宅商品化程度，就能缓解经济通胀，增加市场商品的有效供给，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激励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刺激消费，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随后，建设部马不停蹄地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华东、东北等六大片区会议。侯捷部长和叶如棠、谭庆琏、毛如柏、李振东副部长分别带队参加了六大片区会议，传达了朱镕基副总理的讲话精神及建设部的初步意见，与参会的省市领导共商发展住宅建设大计。侯捷部长前往杭州参加了华东地区的会议，到会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分管城市建设的副省长听了侯捷部长通报的情况后都很振奋，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建设部尽快推动工作的进展。

按照会议日程，留半天时间组织大家参观杭州的住宅建设，可当会议组织者和杭州市政府有关人员商量落实参观计划时，那时的杭州居然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住宅小区让大家看。

那段时间，侯捷全身心地扑在住宅建设这项工作上。这位从黑龙江省一个县的最基层一步步走进京城的建设部部长，有着浓厚的百姓情结。他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饱含感情地说：“老百姓拿出一辈子的钱来买房多么不容易，一定要让他们买到价格不高质量好的房子。”他的那句影响广泛的经典名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实乃真知灼见。可以说，没有住房上的“全面小康”，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小康”就失去了最重的分量。

全国六大片区会议结束后，按照侯捷部长的指示，建设部房地产业司经过综合分析，认真测算，深入研究，对住宅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可能性作进一步的论证。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记者朱剑虹、《经济日报》记者谢然浩、《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龚后雨也就发展住宅建设等问题发表了大量报道，将住宅建设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始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当北京的决策层正在酝酿出台住宅建设新策，刺激住宅消费之时，上海市长宁区已“领跑”于市场前沿，率先开始了实践。

长宁区在对房地产市场的状况进行分析时发现，公房出售后再进入市场严重制约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由于受五年后方能上市的限制，使这一块规模庞大的存量房产缺乏流动，即限制了房地产二级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抑制了一级市场上有效需求的形成。1996年初，长宁区组织力量对已售公房五万户中的5000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多余房屋可以出售的22户，不到1％；愿意将现有房屋调小和通过利用地段及差价换房获利的75户，占1。8％；希望通过出售现住房获得的资金再添一些钱去购买新房，扩大居住面积，改善居住条件的共1385户，占三成多；暂不考虑将现房上市的2674户，占六成以上。

通过调查，了解到两方面的信息：　一是大多数人将已购公房上市出售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利，而是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二是有1/3的居民有利用现住房为基本条件去改善住房条件的强烈愿望。调查的结果使大家恍然大悟：　开拓房市只把眼睛盯在无房户上是个误区。相对而言，无房户还是少数啊！他们得出结论：　因势利导，调整政策，开启大门，允许已购公房提前上市，把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有房住户引入房市，充分调动居民买房的潜在能力，拓展住房有效需求，使住房市场向百姓靠拢，建立一个既能增强二级市场活力，又与一级市场直接挂钩的全新市场空间。

经过慎重研究，长宁区政府提出了以差价购房为突破口，推动房地产市场联动的试点意见。鼓励居民将现有住房上市出售，通过支付差价，以小换大，以近换远，以差换好，以旧换新。试点方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后，试点工作很快在长宁区展开。

第一批参加试点的20户居民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