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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拆出来的空地改建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也是我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引得全国许多城市都来考察、取经。1990年，有关部门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在困境中，任志强充分发挥改革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把百花市场运作得风风火火，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年底，华远集团领导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集团总经理戴晓明被派去香港工作，总经理一职出现了空缺。无论按照资历还是按照能力选拔，都应该由任志强出任新的总经理，但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却在西城区政府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最终达成了一个只可意会的共识：　任志强主持华远集团日常工作，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任志强并不抱怨，他知道自己的分量，总经理这把交椅他不坐谁坐？五个月后，任志强如愿以偿，他被正式任命为华远集团总经理。努力多年的任志强终于成为舵手，可以扬帆起航大干一场了。在他的率领下，到1992年，华远开发完成了华威大厦、西单大市政一期工程、月坛北小区、志强园小区等多个项目。在实战中，任志强积累了丰富的房地产开发经验，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地产发展商，在京城房地产界渐渐名声大振。

1989年，许荣茂将他的第一块房地产“实验田”选在了老家石狮，据说‘文许荣茂出‘人自当地颇‘书有名望的‘屋许氏家族，回家乡投石问路也算是荣归故里。许荣茂投巨资兴建了振狮大酒店和振狮经济开发区，继而又投资兴建了占地6000亩的“闽南黄金海岸度假村”，成为石狮地区最大的内地房地产投资商。

作为福建商帮的重要代表人物，许荣茂对外界回忆自己的发家历程时，从不否认在证券市场淘得第一桶金的说法，“70年代初，我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起先是靠证券交易获得最原始的积累，但这笔钱绝没有外界传说的5个亿那么多。事实上，我后来的资金主要还是靠实业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深圳和兰州的制衣厂”。

1989年是许荣茂最重要的人生机遇。“这一年我转做房地产。以前做服装特别累，员工多，业务量大，但利润微薄。帮美国人做加工，等于为他人作嫁衣，成衣后贴上他们的标签，没有自己的品牌。这虽然也是实业，但缺少满足感。现在我们建起一幢幢雄伟壮丽的大厦，既能美化城市，改善人们的生活，又给自己带来事业成功的欣慰。”此后的20年里，许荣茂南征北战，不管房地产形势是高峰，还是低谷，他的事业总能蒸蒸日上。通过其1989年的商业行为就可以发现，许荣茂善于把握机会，眼光独到而敏锐。

他在市场最低位，以最低的成本切入了房地产市场。

楼忠福的建筑企业在1989年发展得也不错。

1988年，东阳三建一下子连续出现了五起安全事故，死了四个人，重伤了一个，另外还有一次造成财物损失的火灾。伤亡者几乎都是东阳本地的熟人。连续的安全事故，不仅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楼忠福带来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

楼忠福从整个公司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后，感觉到公司这几年的发展步伐太快了，已经由东阳扩张到了浙江全省、上海、北京、陕西、江西、青海、湖北等省市。职工人数也超过了5000，承包工程队有57个，施工班组达到148个。过快的发展和过长的市场半径，让原来的管理架构和体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现实需求。

到了1989年，楼忠福当机立断给迅速膨胀的公司做一次“一分为三”的减肥手术——把东阳三建分成东阳三建、吴宁建筑公司和城关建筑公司。这个手术的目的，一是为了理顺和加强内部管理，二是分散风险，保护东阳三建的核心力量，尽早争取企业升级。

楼忠福企业调整的步伐，恰好和1989年经济放缓的步伐吻合。1988年一系列不幸事故引发的反思，反而让楼忠福在1989年走出了幸运的一步。这真是应了老子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世间的事态是变化无常的。

逆流而上的还有叶立培。

叶立培1944年出生于上海，曾执过教鞭，当过数学教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捞天下”，第一个自由职业是做火车押送员。当时，跟着火车跑一趟能挣100多元，为了多挣点钱，叶立培不辞辛劳，最远从上海跑到新疆，而且一干就是5年。1978年，叶立培移居澳大利亚，做起杂货、纺织等跨国贸易。

1989年，在国外游刃有余的叶立培毅然回师国内，在深圳投资房地产。叶立培认为，中国人讲究“衣食住行”，“住”最为重要，整个地球上仅有15％的面积可供人居住，而这15％的面积除去高山、耕地、道路外，所余更是寥寥无几，有限的资源可令房屋增值。叶立培开始进军内地房地产市场。

1989年正是深圳房价开始滑坡的时候，叶立培大胆地在深圳进行了大手笔的房地产投资。1990年国家开始开发上海浦东，他又果断抓住机遇，开始把投资重点转向上海，成立了上海仲盛集团。

叶立培挺进上海地产业时，资金并不是很阔绰，当时只有1000多万元。他看中了虹口区古北被农田包围的一片荒地，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是上海当时最大的批租地块。他联盟几大银团总投资40亿港元，堪称20世纪90年代上海滩最大手笔的住宅投资项目，当时地产界惊呼为“疯狂计划”。最后楼盘均价为1300—1400美元/平方米，销出七成单位，其余三成成为仲盛物业的酒店式公寓，投资价值高达29。8％。

1990年上海“西郊花园别墅”地块拍卖，当时应者寥寥，叶立培却以他独到的眼光以1500万美元拍得，然后靠海外银行融资建成88栋别墅，在上海地产界一炮打响。从此，叶立培通过不断发展仲盛集团，资产总规模达到数10亿元，其全资拥有的控股公司和房地产项目公司遍布香港、上海、深圳、北京。

在公众眼中，叶立培的横空出世，是在2002年。这年10月，福布斯100位中国大陆富豪榜公布，之前从未上任何榜单的叶立培，一鸣惊人地出现在了第六的位置上，资产5。4亿美元，成为当年中国最大的财富黑马。

不过，未来挥斥方遒、纵横捭阖的“房地产大腕”们，当时大多还是涌动在房地产大潮中的普通一员，房地产舞台中央的聚光灯离他们还很遥远。

1989年，那时候连“顺驰”这个公司名称还没有冒出来呢。这一年孙宏斌26岁，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进入联想刚刚一年，很快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这个IT精英，不会料到，一场人生最大的劫难正在悄无声息地等候着他。

1989年，怀揣着对电影的一腔热情，已转业到镇江电视台的张宝全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且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对于32岁的张宝全而言，他的导演梦可以开始了。

1989年，33岁张玉良刚刚从上海郊县调入市区，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干部。早日当上处长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

此时的张宝全、孙宏斌、张玉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久就会和房地产行业结缘，成为房地产商人，而且如日中天，闻名遐迩。

这样的人物故事还有很多。

35岁的广东顺德人杨国强，也是在1989年才正式踏上事业征程的第一个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24岁之前，杨国强的人生履历大致可以用五个字概括：　农家穷小子。1978年，杨国强进了顺德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六年后升任区建筑队队长。

做了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的杨国强显然迅速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也有据可证：　担任经理四年后，即1993年，杨国强和杨贰珠等拍档竟能出资3395万元，收购北滘建筑工程公司，正式开始了私营化运作。庙还是那座庙，方丈却变成了老板。由此我们不能不叹服杨国强的高明。

今天被人们尊敬地称为“财富双雄”的广州富力集团董事长李思廉、总裁张力，他们的财富故事也是在这一年埋下的伏笔。

1989年，35岁的张力辞去衣食无忧的公务员工作刚刚一年，初涉建筑装修。这是个不安分的人，在生意场上生龙活虎，勇于开拓，人送绰号“豹子头”。32岁的香港人李思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曾在证券金融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改做贸易，经常来内地联系货源，因此隔三差五往返广州。

俩人性格反差很大，张力性格外向率直，而李思廉内敛含蓄，但两人有着一个最大的一致，就是喜欢踏实认真地做事，厌烦装腔作势的空谈。

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张力和李思廉第一次谋面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交谈甚欢、相见恨晚。不过，两个人开始在房地产领域的合作那是四年后的事情。

中国房地产业刚刚起步，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而专业人才离不开高等院校的培养。1989年，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国家教委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批准在高校设立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当时，业内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然而，九年后——1998年，教育部颁布新专业目录时取消了该专业，并分别将其并入工商管理和工程管理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被撤销后，后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一些，但是真正从一个学科建设上还没有大范围地放开。

再过十年后——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建业住宅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在出席第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要求恢复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的议案。

与住房保障、房价这些热门话题相比，胡葆森的这份议案虽不那么抢眼，但却被专业人士称之为“恰到火候”的建议。因为人才断层已威胁到房地产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恢复房地产学科的提议并非无源之水。胡葆森认为，教育部1998年的撤并，没能全面体现房地产这一学科的时代特征。如工程管理专业一般以特定工程为对象，开设土木工程的课程较多，一旦加入维护、运营、销售等功能，其知识就显得捉襟见肘；而工商管理专业则缺乏建筑学、项目施工、工程预算、金融地产、物业管理等专业课，只适用于通用的企业管理。因此学科撤并后，整个教学体系就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节奏产生了不适应。

这位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忧心忡忡地表示：“200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21。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18。42％。如果没有一个学科去支撑，这种快速扩张带来的人力掣肘，就会成为今后房地产行业的最大阻力。”

针对教育界“重新划分房地产学科不科学，而且在欧美都没先例”的担心，胡葆森也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议案中提到，全球40至50个大专院校都设置了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其中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香港大学等名牌大学。

从表面看，胡葆森的建议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却反映了房地产专业人才的严重断层。

“对这个建议我举双手赞成。”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表示。他认为，房地产融合了建筑知识、城市规划、经济学、管理学、房地产法规等诸多方面，出于它的公共性和特殊性，有必要促成其形成一个复合型的新学科，而目前房地产专业人才一般师从工程管理和工商管理专业，与行业的主流方向有一定距离。

在上海城开集团总经理倪建达看来，房地产行业在2000年后发展迅速，除专业人才奇缺外，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招募更是千金难求。如果专门设出这一学科，我们最缺的项目经理、企划总监、营销总监、规划设计师，就可以不完全依赖企业“土生土长”的培养，毕竟“学院派”的系统训练是不可或缺的。

广州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也对越来越严重的人才短缺发出感叹：“我一只手有‘财’，另一只手却没‘才’，现在恒大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安营扎寨，如果有更合适的人，我们的开发线路一定能拓展得更宽。由于目前房地产行业人才稀缺，有些房地产公司只好直接通过猎头‘挖角’，高管跳槽成了家常便饭，造成行业新一轮的人才恶性竞争。”

1989年

●　6月，深圳市政府批准实施《深圳经济特区居屋发展纲要》。《纲要》的主导思想就是建立后来被概括为“双轨三类多价制”的住房供求和保障体系。

●　7月，上海市公布《新建商品房屋注册登记暂行规定》。

●　8月，我国第一家房地产交易所——深圳市房屋交易所正式成立。

●　11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关于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中几个涉及政策性问题的原则意见》。

●　11月，深圳将过去的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所有权证合一发放为《房地产证》。这是全国首次实行房、地统一登记、两证合一，标志着深圳顺利完成了从土地、房屋分离登记发证到房地合一登记发证的重大改革。

●　11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了《土地登记规则》。该《规则》指出土地登记是依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登记。

●　12月，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1990浦东开放上海突破

在江与海相识相恋的地方在风和水优越和谐的契入点

城市选准了有利地形

便铆足了劲

长成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

——徐继东《上海，在春天里茂盛》

经历了一番风雨洗礼的中国，继续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不过，事实上1990年国内外乍热骤冷的态势却让人不知所措，怎么也乐观不起来。

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上不断发生着让人目瞪口呆的大事情。叶利钦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柏林墙倒塌，分裂了45年的德国终于统一；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崩离析……从外边传过来的每一条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

但是最要命的是人心离散。这一年，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也不论是作家、理论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就连一向稳重的《人民日报》也脾气见长，7月30日，该报发表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直指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话中提到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一时间，“左与右”、“社与资”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政治的天平不知该向何处摇摆。

萧索落寞的气息弥漫在大江南北，工业产值再创新低，全中国经济都在疲软。

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20个国家联合起来对华“经济制裁”，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用“黑云压城城欲摧”这句诗来形容当时的局面。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是改革开放遭遇严重困难的时期。

黑云压城，也并非不见一丝阳光。这一年，邓小平给上海带来了一份大礼，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惊喜。

滔滔浦江水，将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分割成东西两片。

浦东是和浦西是对应的。在过去，浦西就是上海，在这个中国长江末梢、环太平洋海域的地域里，浦东的意义，只是与外滩遥遥远眺的一片荒地。繁荣、时尚的浦西与冷清、落后的浦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黄浦江两岸迥异的风貌，一直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20世纪初期，孙中山曾考察浦东，在《新中国成立方略》中，他曾提出了要在浦东建设一个“东方大港”的构想。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市长陈毅伫立黄浦江畔眺望东岸时，曾动情地说：“浦东是块处女地，一江之隔，就变成了遥远的地方，多可惜啊！”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仿佛变成了一个末路贵族，市区充斥着破旧的厂房、落后的设备、堵塞的交通。上海人的居住环境，仍然是螺蛳壳里建道场。1988年甲肝大爆发，黄浦江渡船上众人的拥挤丧命，令老上海人记忆犹新。

上海人心情复杂地远眺着南方。1984年，国务院调研组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制订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提出了“东进浦东”的方案。

时间翻转到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年，改革开放12年，浦东的机会终于来了。1月26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过春节，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年在上海过春节了。一些政治观察家们已经嗅出了其中的某种象征含义：　在南方经济特区取得了初步成功经验之后，邓小平似乎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上海。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