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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自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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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本应集结清涧、延川地区进行休整,不要再去打榆林了。当时为顾虑中央安全,第二次去进攻榆林,结果围攻近月未下。且十二月冬临,故停止进攻,这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否则可以多休整一月,新式整军成绩会更大些。
  十二月中旬即准备新式整军。
  一九四七年,西北战场同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一样,是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由防御转入进攻了。


          新式整军


  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做运动来开展。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出了一些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说出了他们的罪恶阴谋,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查工作、查斗志,都问一个“为什么”?有的工作好,有的勇敢。有的表现不好,不勇敢,多数是由于阶级觉悟不高,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认真加以分析,进行评比,然后转到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真正做到了官兵互教。
   对于干部的任命,采取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第一野战军中,有瓦子街战斗以前,感到干部很缺乏,特 别是连、排、班长三级。经过诉苦运动,提高了战士阶级 觉悟以后,提出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解决了干部 缺乏问题。推选的条件是:阶级觉悟,长处短处,指挥能 力。推选和被推选者,指挥员和战斗员一起,进行反反复 复的评比。这是一次普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加强了上下级和官兵之间的团结。事实证明:被推选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上级机关原先内定的某些人,有些是不好的,而且还有坏人。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毛主席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军,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从瓦子街战役到攻克兰州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一、三、四纵队约三万二千人,集结于甘谷驿、南泥湾、临真镇,二纵队一万二千人集结于韩城以东。西北野战军总计有四万四五千人,经过新式整军后,士气异常旺盛。
  当时敌军布置是:两个旅困守延安孤城,三个旅守洛川,中部、宜川各有一个旅驻守,共七个旅。我军当时最大困难是没有粮食。前进无后方接济,后退更无办法,非打宜川无其他更合适的办法;而围攻宜川打援有八成把握,敌如不援即可打开宜川。我们决定突然包围宜川打援。胡宗南令中部、洛川四个旅全部来援,加上宜川一个旅共是五个旅,每旅平均不超过六千人,这样敌军共约三万人。
  二月二十八日已布置就绪,二十八日晚大雪,打了一次电话问一纵的情况。他们说:“雪下得越大越好”。三月一日,在瓦子街干干净净全部歼灭敌援军四个旅,无一漏网。三日晚攻克宜川,守敌一个旅全歼。此役消灭敌人五个旅共三万人,击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等人。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们一次只能消灭敌一个旅,过了一年,一次就能消灭五个旅,这个变化多么大啊!
  此役后,如果有粮食时,可以回师围攻延安,而且围延打援,也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没有粮,故未拟议。
  当时也想帮助中原区刘邓、陈谢两路大军。故决定经马栏峪出淳化,取邠州,扼断西兰公路。对延安、洛川之敌,留了两个旅交许光达指挥,乘延、洛之敌撤退时截击,但未起到作用,所以这次分兵是不对的。
  占领邠州控制西兰公路后,胡宗南从河南调回四个旅,另有广西军一个师(似六十五师);撤出延安两个旅,逃回西安。我军收复延安,这离我军撤离延安的时间为一年。
  我一纵深入宝鸡,破坏胡宗南总兵站基地。这对缩短西北战争,增加胡宗南的困难,起了某些作用。但对马步芳部积极援胡估计不足;对胡从豫抽援部队之快,也估计不足;加以分散了部分兵力,使我深入宝鸡后,回师时弄得很被动,也很疲劳。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四月指示,要把胡宗南军磨得十分疲劳,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指示。部队到了十分疲劳时,即消失了战斗力,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为了筹粮和休整,又回到白水地区,在蒲城县以北歼灭由韩城南退的一个师。我一野全部即分布在黄龙山区、韩城、中部、宜君、同官、耀县、富平、白水、蒲城广大地区做群众工作。一九四八年冬也是在这个地区过年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我奉中央命令离开西北前线,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未开完,毛主席即令我去帮助指挥进攻太原。得手后,大约四月中旬,中央将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两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我即将十八、十九兵团带去西北。去中央开会及打太原来往共用去三个月时间。
  五月下旬返回西北前线。部队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十八、十九兵团到西安平原时,巩固了西安、咸阳两城。经过了一次扶战役,消灭胡宗南四个军,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十二年的统治,解放了宝鸡。十八兵团留守宝鸡,对付胡宗南退汉中残部。十九兵团随第一野战军西征,在兰州进行了一次恶战,全歼了马继援军。八月二十五日解放了兰州,九月五日解放了西宁。十九兵团单独消灭马鸿逵三个旅,马鸿宾五个团。一九四九年九月,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十月初(大约五六号)我到酒泉,同新疆派来的陶峙岳谈判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三月份,当我军撤离延安时,全国解放区均处于战略防御;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这一年中,全国各解放区均先后转入进攻,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啊!由放弃延安到瓦子街战役胜利是一年零十八天,由瓦子街胜利到攻克兰州,是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内,解放全国领土五分之二(包括新疆),打了二十次旅以上的战斗,至于团以下的小战斗,就没有去计算它了。只有人民的武装斗争,才能解放人民自己。
  西北解放战争时间共是两年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不到四年。全国以一与四的对比,战胜了优势的敌人,解放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把世界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两次错误和一条宝贵经验


   我在西北战场有过两次错误,和取得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次错误,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打下清涧,活捉了蒋部师长廖昂后。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应该就在清涧、延长线进行整训,不要再练。如不再打榆林,新式整军可以多搞一个半月,成绩会更大些。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但求之过急,就变成了缺点,而且屡戒屡犯,不易 改正。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 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
  第二次错误是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邠州,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结果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我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而未能歼灭。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这就是骄傲,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一条宝贵经验是新式整军,已在前面叙述了,不再重复。



  注 释

  〔81〕伪“国大”,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在南京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这一分裂的、独裁的“国民大会”,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第十四章 抗美援朝
(一九五0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
          出兵援朝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四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一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第一次战役


  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二十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二十五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地三十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十一月中旬×日,麦克阿瑟〔82〕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仰马翻,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第三次战役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至十二月中旬,我已隐蔽接近三八线。经过严密侦察,做好各种攻击准备,乘一九五一年元旦前夕(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
  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之新生兵力,共约四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咸镜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
  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三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这时,我已有三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


          第四次战役


  我军进至三七线(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一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两千人左右;美军只一个多营。但把敌反攻打退了。一九五一年二三月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来回七天)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须在二月十五号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之五十军,撤回北岸。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第五次战役


  敌积极诱我军深入洛东江失败后,于二月中旬大举向北进攻。我采取节节抗击,艰苦战斗,经过约四十天,敌推进到三八线。我在西线举行反攻,把敌打回汉城附近。这是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但敌不再放弃汉城了,在东线进至三八线,敌亦不撤退,向汉城摆成梯阶队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之敌打退。有一个军进得过远(接近三七线),接济不上,粮食异常困难,撤回时很疲劳;还有六十军之一个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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