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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自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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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打长沙
大约七月十五日回到平江，准备改编、补充、休整短期。八军以五纵队编为两师四个团，军长李灿，政委何长工。李灿伤发，密赴上海医治（通山会议前去的），被敌发现遭杀害。由何代军长，邓乾元任政委。五军也辖两个师四个团，我和代远兼军长和政委。第一纵队扩编为十六军，军长孔××，政委余××（注：当时十六军军长是孔荷宠，政委是于兆龙。）。孔叛变后，徐彦刚为军长，徐阵亡后，肖克继任，王震为政委。准备七月二十二日在平江举行起义两周年纪念。
这时，湖南头号反革命、杀了几十万革命人民的刽子手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以刘建绪为指挥。七月二十二日，敌先头梯队进到瓮江镇，离平江城三十里，二梯队进到金井，三梯队进到春华山，各隔三四十里，摆成长蛇阵。我军窥破了敌军进攻部署上的弱点，我主力于二十三日拂晓前，进到离瓮江五里处埋伏（待伏）好，在敌人向平江前进时，两翼奋起夹击，该敌大部被歼，小部逃散。当日即赶到金井，击溃敌之第二梯队，消灭过半。二十四日继续进攻春华山，击溃敌之第三梯队，消灭一部。我跟踪猛追，二十五日强渡●梨河，继续向长沙猛扑，突破一层又一层防御阵地，从午至夜半，最后激战于长沙城东阵地，拂晓前攻破守敌约五个团的阵地，拂晓占领全城。
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英勇顽强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共同特点。
占领长沙的第二日晨，由八军留守长沙，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总政委滕代远、总政主任袁国平均留长。我率五军两个师（我兼军长）向易家湾追击，残敌已退湘江西岸。我在昭山下，找到救难之罗六十老倌。罗年近七十，须发均白。给予土豪财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我当时三十有二岁，前后已隔多年。
易家湾到长沙四十里，虽有电话线，电话总是不通。第三日他们离开长沙市，到郊外同我通了电话，说反动派到处打枪、放火、割断电话，他们要撤出长沙。我说不行，立即清查户口，捉拿反革命分子。清查出大批何键部的反动军官、特务等。我率第四师立即赶回长沙，警备司令部出布告枪毙反革命。枪毙了不到百人，市镇秩序井然，贫苦人民热烈拥护。这说明，夺取政权没有武装是不行的，对反革命不镇压也是不行的。
八月六日拂晓退出长沙，实际上占领长沙十一天。十一天中做了大量工作；二十八日正午即开了前委会，决定邓萍为市警备司令，并出了布告；出版了省苏维埃日报；“八一”召开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成立了省临时苏维埃政府、临时总工会；广泛宣传了“六大”的十大纲领；动员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及俘虏兵参加红军，扩大红军约七八千人；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红军被服、医药困难；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和军用电台，武装了主力和地方红军；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地方豪绅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几千政治犯。这些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这一局部的胜利也补偿不了立三路线在全国其他方面的损失，特别是白区地方工作的损失。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
红军退出长沙的情况：何键集结全部力量十五个团，于八月三日晚，在帝国主义十余艘小型浅水舰掩护下，从长沙市上、下游渡过湘江，南北夹击长沙市。我十六军约二千人，位置于*梨市，维护后路安全（主要是●梨市浮桥）；一个师在长沙市西门沿岸，一个师在北门外，一个师主力在浏阳门外及天星阁附近、小部在城南四五里对猴子石方面警戒。军团总指挥部在浏阳门附近。另一个师在易家湾，对醴陵、湘潭警戒。四日四时，敌军开始攻击，拂晓接近浏阳门（即东门）。直至天已大明，还不见军团总政治部和省行动委员会出城。我率五军一个师三千人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眼见南北对进之敌将要合拢，相距不过五里了，由北南进之一个团，进得比较快。我以两个连阻击由南北进之敌，集中师全力突击由北南进之敌，消灭敌之一个整团，才把总政、行委援救出城。全军安全向浏阳撤退，并掩护边区十数万群众安全撤退。
成立一方面军 第二次打长沙
约在八月中旬，五、八两军集结长寿街及其附近，准备整训一个星期。刚到两三天，某晚接到万载县委来信说，一军团从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转移到万载县境。我们当即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联络、报告情况和请示。我们接到袁国平带回之指示信，一军团前委要我们向永和市之敌进攻，他们准备向文家市之戴斗垣旅进攻。由长寿街到万载往返需四天，我们得信后立即出动，到达永和市时，敌已先两天退向长沙去了。
第三天，朱、毛率直属队到达永和市，我们又第三次会合了。当日开了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当时，五军约七八千人，八军约五六千人，军团部直辖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三千人，共约一万五六千人。十六军二千人为湘鄂赣边区地方主力军。一军团辖四、三、十二军，人数与三军团大体相等。号称一方面军，实际上不过三万余人，和退守长沙之何键部兵力相等。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会议还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没有核心乙。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这次追击之敌四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三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一个旅未出动。我军迫近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结果，围攻月余未克。
第二次攻长沙未克，其军事原因是我军宜于运动战、突然袭击，缺乏正规阵地战进攻技术训练；政治原因是蒋冯阎军阀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开始调兵向长沙增援，使守敌增加了信心。
围攻月余未下，总前委决定撤出长沙战斗，转移至江西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两江间机动作战，这是完全正确的。又决定以一军团去取吉安，三军团布置于袁水以北，威胁南昌，阻击援敌，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是对的。取得吉安，更有利于我在湘赣两江间机动。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
注 释
〔45〕一九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内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领导者为推行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在九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 李立 三“左”倾错误以后，行动委员会仍存在了一段时间
第九章 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0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
三军团东渡赣江
一九三○年九十月间，蒋、冯、阎军阀战争大体停止，敌军大举进攻，已在开始准备。同时，总前委得到可靠材料，证明立三路线已被揭露。
在一军团占领吉安后，总前委改变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的计划，要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谨慎地争取粉碎敌军的第一次“围剿”，准备长期斗争。从战略全局着眼，这一意见比前者更全面、更正确。当时，我对这个方针是完全拥护的，没有什么犹豫。
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敌第一次“围剿”开始，蒋介石命鲁涤平为总司令。红军第三军团从赣江西渡到赣江东。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平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不少同志担心三军团过江东以后，湘、赣两江之间谁人坚持，苏区不是白搞了几年！这是三军团带群众性的意见，也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必须重视。我说，湘鄂赣边区可扩大十六军；鄂东南已有五个小团，准备成立九军（一九三○年冬成立，约近三千人，一九三一年春，他们过长江以北，编归第四方面军，军长陈祁以下的绝大多数干部，被张国焘当做改组派〔46〕杀了）；湘赣边区已有独立师，可再加扩大。说明这些布置之后，他们的顾虑减少了。要坚持根据地，红军要有地方性，但又要反对地方主义，这是复杂的问题，要有时间逐步去解决。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这些问题总算是大体得到解决，但在思想上的认识并不深刻。
这时总前委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三军团传达指示。周到后，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他，大问题是没有了。周问：“其他准备工作呢？”我说：“就是船还没有准备好，我去搞船去。”表示过江的决心。会议从上午开到黄昏，大家都同意了。我带了一个连把船搞好，回军部时还未散会。有几个团级干部，其中记得有杜中美，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这就是地方主义，还有人支持，它还有一定力量，还要做工作。我说了几句，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我问：“还有意见吗？”他们说：“没有意见了。”我说：“明天拂晓开始渡河，船已准备好了。”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说，这是彭德怀的阴谋，反对过赣江，预先布置好的。一个人预先说，不要过河；最后又说，要过河。难道一万几千人的武装部队，净是一些木头，可以随某一个人搬来搬去的吗？能够这样反尔复尔吗？我看是不行的。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合情理的、没有根据的推测。真正的教训是当时思想工作没做透。
揭露伪造信件粉碎第一次“围剿”
三军团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之后，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粉碎敌军（十万）第一次围攻的军事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人的进攻，需要取得作战经验。
但是，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则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由党内路线斗争，转移为敌我斗争了，这当然会为AB团所利用。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这时，三军团驻在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相距六七十里，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就是：“党内大难到了！！！×××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我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他说：“在外面。”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我说：“请他进来。”
我看了信和传单，还未见周进来。我想这封信送给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省行动委员会。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还可能送给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一不慎，也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约过半小时，周才来说：“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我说：“送信人就走了吗？”他说是的。我想，这样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这才怪咧！更证明是阴谋。如果有人把敌人阴谋信以为真，可能造出无可补偿的损失。周在桌上拿起伪造信看着，我问：“你看怎样？”周答：“为什么这样阴险呀！”我说：“明天九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周说：“已经两点了，是今天九点吧？”我说：“是今天九点”。立时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请来，把信给他们看了，说明这信是阴谋，他们一致同意这看法。代远说：“好危险啊！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我当即写了一个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代远叫我：吃饭哪！我说：“还有几个字没完。”把宣言给他们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
一会儿，开会的人到齐了，我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党员及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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