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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自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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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我说：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五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上面事情来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我们也未干预此事。
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二十军）撤到河西永新。在讨论如何去争取他们时，我便同毛主席谈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件事。毛主席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冈山和第二次到井冈山恢复根据地，是完全拥护毛主席对绿林部队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和具体政策，才能逐渐提高绿林部队的政治觉悟，促其思想进步，才能逐渐分化和改造他们。什么“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领袖”，这只是教条主义的阶级路线，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的阶级路线。
边区全盛时期与中央四月来信
在袁、王问题解决后，只过三五天，三月初，我率三、四纵队攻克安福城，消灭守敌一个营和靖卫团共约六七百人。这时湘赣边有六个县城——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安福，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这是边区全盛时期。
红军继续攻克新余、分宜，三月攻占宜春，消灭了这些守城的靖卫队和警备队反动武装，在袁州（宜春）休整十天。四月份占领万载、铜鼓。中旬进攻浏阳的东门市、文家市，歼敌二百余。东门市是浏阳东乡民团反动据点。四月二十日前后，一、二、三、四纵队集中平江县东部之长寿街；四月二十五日前后，第五纵队在进攻瑞昌受挫后，亦从瑞昌、阳新边界到达长寿街，五个纵队共约五六千人。
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44〕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打通湘鄂赣和湘赣的任务，在军事上已基本完成。地方工作跟不上来，只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从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至此时，红军主力扩大一倍还多，士气高涨，是平江起义后之最盛时，地方红军也有些扩大。特别是攻克宜春时，正遇着鲁涤平从湖南招来一批新兵，一千余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补充到三、四纵队，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这时，湘鄂赣边区特委派去上海开会的代表已回到了边区，带回了一九二九年冬我给中央信后中央给我的回信，我们叫做“四月来信”。其中除称赞外，对建设根据地一项说：建设根据地是对的，但不要像你们所说建设在大山中，而要建设在大城市，像武汉这样的城市。从而五军内部就有了争论，也就是开始有了立三路线的影响，我在那时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五军军委内部有个别同志开始反对右倾，对个别同志出身于富农成份加以攻击。我说，我们是有成份论者，但不是唯成份论者。他说，这是保护富农路线。从这次来信可以看出，立三路线不是从六月十一日才有的，而是四月以前就有了。不过这信没提全国革命形势，只提夺取大城市做根据地。可见，只要政治路线有了偏差，就会反映到组织问题上，如唯成份论就来了，而且剑拔弩张，不许别人批驳，随便污蔑别人为右倾。
粉碎罗霖、郭汝栋师的进攻
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全军向平江县城前进，决定“五一”节夺取平江城。当时守城者是何键部王东原旅之一个团，从上午八九时战至下午四时，大部被歼灭，少数逃走。这时蒋桂战争虽已结束，但蒋冯阎军阀大战全面展开，客观形势对我是有利的。
在平江城休息两天，即攻江西之修水、武宁。当时该两城各约一营守军附靖卫团守城。消灭两城之敌后，使湘鄂赣边和鄂东南苏区连成了一片。
我们全部歼灭修水城之敌后，武宁守敌弃城逃走了。得知罗霖两个旅四个团、川军郭汝栋部五个团，乘我五纵队离开阳新苏区时，进攻鄂东南阳新、大冶苏区。我们即率四个纵队前往粉碎郭、罗两师的进攻，一纵队留平江开展工作。
红军所过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浏、平、万、铜、修根据地遭敌严重摧残，多数地区被白军烧得片瓦无存，人民对红军尤爱之如亲人。残存的半升粮米和薯干，自己不吃，留给红军吃。进至阳新县龙燕区，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达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人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迎红军之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当年天旱，苦久不雨，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亦不感困难。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好铺，他们自己露宿，决不让红军露营。在营地终日歌声、口号声不 绝于耳。不间断地宣传鼓动，对敌军一层又一层地警戒， 封锁消息，保护红军。粮食缺乏，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 粮食、薯丝、玉米、稻米，自动地送到各部门首，倒在桶里 就走了。白军罗霖部闻风龟缩阳新城内，守乌龟壳。
我们在群众高度热情的鼓舞下，决定进攻阳新城。 突破一道道的副防御，攻击终日未下。群众组织了许多担架队，把伤兵争着抬回自己村里看护医治，无微不至，真是比亲人还亲。郭汝栋从大冶前来增援，我们把进攻 阳新城改为监视佯攻，主力撤围打援，一次、两次命令都撤不下来。士兵说，一定要打下阳新城，打不下阳新城，消灭不了罗霖师，对不起阳新人民。经过反复说服，主力才撤出战斗，转移至大冶、阳新边境，击溃了郭汝栋五个团，消灭敌小半，乘胜占大冶，猛追至鄂城、黄石港，威逼武昌。在英、美、日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郭之残部得以渡到长江北岸。当时我军无炮，对帝国主义的舰只无可奈何，只好听之。
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成万农民组织成搬运队。这样大的群众行动，没有破坏纪律政策的行为，这样好的工作真是不容易的。我在这里真正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我们占领金牛镇时，没收一家大地主的财物，地方负责人宣布现金归红军做军费。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地送到红军司令部，也没有发现短少。其他财物有计划地分配给了苏区和当地的群众。
注 释
〔43〕三个苏区，指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和鄂南苏区。
〔44〕蒋冯阎大战，指一九三○年爆发泊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结束，历时半年，主要战区遍及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
第八章 打长沙
（一九三0年六月至一九三年九月）
关于打武昌和立三路线问题
一九三○年六月二十日前后，部队集结大冶、阳新边界之刘仁八和三江口附近，准备休息数日，派往上海出席中央召集的苏区代表会的红军代表回来了。何长工与滕代远先后差一天，都回到了红五军司令部。五军军委召集了扩大会议，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了当时中央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总的是中央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到来，要组织全国暴动，自中央到各省、边区等，要组织行动委员会〔45〕。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我们要武装保卫苏联。对国内军阀战争的估计，大意是两败俱伤，自取灭亡。红军的具体任务是：红三军团进攻武昌，配合二、四方面军（注：当时是二军团和红一军。）夺取汉阳、汉口；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三军团由红五军扩编，辖五、八军和十六军，八月一日要扩大到五万人，准备成立第三方面军。对全国各城市的工人和市民工作、北方农村工作、全国兵运工作均没有谈到具体情况。
八月一日要扩大到五万人的问题，当时红军还不过七千人，如何能完成得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实际，当时并没有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英、法，日本正在图谋吞并东北。国内军阀战争不一定会打到两败俱伤，自取灭亡。也看不出我们党在白军内有多少兵运工作，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没看到军队起义配合。上述一切只是感觉，并不是真正理解。
进攻武昌，这是具体的切身问题。当时武昌城有白军五个团据守，修了坚固工事，江面上各帝国主义兵舰满布，长江正是涨水期间，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大堤，只沿大堤才能接近城墙。蒋桂战争结束后，钱大钧军十二个团驻岳州休整，罗霖师驻在阳新城。我军进攻武昌，钱、罗两部必尾后攻击。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这比一九二九年一月井冈山突围和六月进攻安福还要危险多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扩编为三军团，我开始是不同意的。我说，现在红五军不到八千人，仅三团制的一个师；即使发展到三万人，也只有一个军。到五万人再成立军团也不迟吧，何必虚张声势，搞一些空架子。实际上不能提高战斗力，反而减弱战斗力，浪费干部，干部又缺乏。后来我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要消灭鄂东南六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占岳州为后方，做打武昌的实际准备。
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三军团，辖五、八军和十六军。第五纵队扩编为八军，第一纵队扩编为十六军，二、三、四纵队改为五军，由军团司令部兼五军司令部。会议通过了这个妥协方案，成立三军团党的前委，中央指定我为前委书记。我在那时并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全部内容，仅仅是从打武昌这个具体行动问题，认为是军事冒险主义。对立三路线只是个别问题上的抵制，对立三路线从政治到军事、经济都是一条完全冒险的错误路线，是没有认识的。现在还想着，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在开始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它不容易了解全盘情况；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严重损失，也只能抵制像打武昌那样的事。如开始就采取对抗，那就会有分裂党的危险。这个问题究竟应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到现在我还没有肯定明确的观念。
占领岳州
在刘仁八会议结束后，布置消灭鄂东南六县（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地主武装，略取岳州为后方。岳州有钱大钧两个大师（十二个团）约四万人，还有王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以我们的力量，如何去占领岳州呢？决定红军以一部进占金牛、鄂城，声张要打武昌。蒋军果然受骗，把钱大钧两个师，星夜轮运武汉。岳州空虚，只有王东原旅直和一个团了。约六月底，通山、通城、蒲圻、咸宁等县民团，基本被我肃清。
六月底或七月初，鄂南饥荒缺粮，五军军部驻在通山县城，开了一次前委会议，讨论打岳州的行动问题。这时钱大钧部已调到武昌，大家同意进攻岳州。在占领了临湘、城陵矶，进攻岳州时，消灭王东原一小部分，其直属队和团主力大部在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乘船逃往洞庭湖中一角之君山。王旅的另一个团，“五一”节在平江已被消灭了。在岳州缴获了钱大钧部的不少弹药、军用物资和许多粮食，缴获七五野炮四门和山炮几门，红军开始有了炮兵。
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迫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在黄石港时，我们没有炮还击它。在岳州，红军战士看到我们的炮击中了敌军兵舰，不约而同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第三天，洪湖段德昌处的红军，派两只小鱼筏子来侦察，我们用小船送了一些盐和弹药给洪湖红军。感谢段德昌同志，种了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他如今早已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呢，还留在人间。
占领岳州五日，缴获的野炮带不走，只好炸毁。山炮则运了两门到平江，一直抬到长征时，丢到川贵边习水河去了。
在通山县城前委会议上，邓乾元对滕代远、袁国平决定没收了一家商店的事，提出尖锐的批评，说这是反对“六大”决议，违反中央路线等一堆帽子。到会者被他闹得莫名其妙。邓是想利用此事把滕代远总政委推倒，他好来代理。因邓曾写过一封信给我，信中要前委书记考虑现在革命性质、打击对象、经济上没收谁。我接到这封信时，感到有些奇怪，民主革命阶段是“六大”决议明确决定的。刘仁八会议刚一结束，邓即找我谈话，他说滕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能当总政委。我说，滕是一个思想品质很好的同志，举了他在鄠都负伤的表现，平日在任何困难时，他都是乐观的，他同基本群众也有一定联系，他的总政治委员不宜调动。我入党不久，又没有学过马列主义，你来当前委书记，我仍管军事问题。他不干。在前委会上，我不能不说出老实话，我说，滕、袁没收一家商店是对的，这是鄂南六县反共总指挥开的，这叫做政治没收，并不妨害民主革命的经济政策。宣布没收后，又是交给通山县苏维埃接管，这个处理也是对的，邓也是懂得的。我把他想当总政委，我不同意，我要他当前委书记，他不干的情况讲了一下。到会者总有半数以上批评了他，他承认了错误，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作怪。大家看他作了检讨，也就算了。当时是六月底或七月初。
第一次打长沙
大约七月十五日回到平江，准备改编、补充、休整短期。八军以五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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