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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名义提出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恢复边区工作。会议决定，五军和王佐特务营（二百余人）共同行动，先攻占酃县、桂东，消灭民团，救出在狱革命群众和干部，筹款和征集必需物资。攻克两城除救出在狱同志外，缴获物资不多。故又决定袭占广东境内之城口。城口是广东省向湘东南出口之小商埠，有三四百户，在城口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三万余发，筹款约三万元。打听到南雄无正规守军，又决定夺取南雄。占领五天。在城口与南雄买了大批药品及盐布，特别是奎宁（治疟疾特效）和阿德林。在南雄筹款及收集物资与城口大致相等，缴获的枪支子弹少于城口。所得的物资枪弹，是五军与王佐两部平均分的。给王佐部以优厚分配，王佐对此很满意。其余按边区统一计划分配的，也是和王佐共同商决的，他也是满意的。这次行动五军对王佐部的政治影响是好的。
　　当时恢复边区的工作方针是：向外扩大苏区，从发展中来达到恢复和巩固老区。上述行动花了一个半月时间。
　　回到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交界处，时值七月初旬，其热如焚。拟短期休整，编为两个纵队，九个大队。每纵队辖四个大队，纵队长是李灿和贺国中，党代表刘宗义和彭遨；军直辖一特务大队。


　　　　　　　　　　攻打安福


　　编就几天，特委召集联席会议。此次会议有特委、永新县委和五军军委、我和滕代远参加。特委书记是邓乾元，五军军委是滕代远。邓提出五军应根据向外发展的方针，夺取安福，说该城只有一个营，兵力薄弱。我反对进攻安福，理由是：吉安有敌一个师部和一个旅，永新、莲花县城各一旅两个团；安福城虽小，城墙高且坚固，不易攻克，守兵一个营不一定确实，且有民团，我攻城时，敌必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我力量小，攻城即无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动，对现在有利局势不利。城北侧溪河，水深流急，下雨即不能徒涉，即使攻克了安福城，也不能巩固。他们的理由是，打安福城时，敌必放弃永新、莲花向吉安撤退。我说，敌援安福，三面夹攻我军是肯定的，没有消灭敌人相当的兵力，敌不会放弃莲、永两城。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此事滕代远还在，可以进行调查）。那次行动本来应向遂川、泰和方向发展，或者向酃县、茶陵方面发展，这两方面都没有敌军主力。赣州只有刘士毅旅五个营，另一个营在鄠都被消灭。蒋桂矛盾很大，何键拥蒋牵动了湘军援蒋打桂，而茶陵、酃县固无守军，安仁、攸县、醴陵守敌亦不多。他们硬是不同意向敌薄弱方向发展。
　　约在七月中旬进攻安福。敌派一个营离城三十里迎击我军，先我占领了一小高地，一接触即向安福逃窜。我军追至安福城边，发现守城敌军有一个团还多，而且是严阵以待。知中敌阴谋：诱我攻坚，调莲、永敌攻我背。我们当即决定立即撤退，当日黄昏向来路撤退三十里，在严田和安福间，立即造饭。时已夜半，拟拂晓前向来路撤回苏区，避免莲花、永新敌军夹击。拂晓前出发，我随黄云桥大队长走在前面，行不到一里，敌已预先埋伏，枪声一响，永新、莲花、安福三路敌军同时猛烈射击。幸黄云桥率大队异常勇猛，冲入敌阵，我后续部队一齐猛攻，将敌阵打开了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退回永新根据地，突出了敌三面包围、北面侧溪河涨水不能徒涉的十分危险的境地。
　　此役伤亡三百余人，纵队长贺国中阵亡，李灿负伤，参谋长刘之志阵亡。十一个大队长，九个负伤。敌军行动如此迅速，部署如此周密，出人意外，如果不是预先知道我军的行动，是难以设想的，我怀疑是否有内奸。
　　打安福后，部队集结永新城西，纪念七月二十二日的平江起义。
　　这一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中的经验教训是不少的，这一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


　　注　释

　　〔41〕十大纲领，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条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第七章　重返湘鄂赣边区
（一九二九年八月至一九三0年六月）
　　　　　　　　　　回到湘鄂赣边区


　　一九二九年秋，从湘赣边区率四、五两纵队回湘鄂赣边区。七月份，四、五两纵队集结永新、宁冈、莲花边界——也就算是苏区中心区，休整了一个月。八月张辉瓒师、谭道源两师共四个旅开始向我军进攻。第一线三个旅齐头并进，一路经永新、一路经莲花，向我休整地夹击；第二线一个旅为策应。我军约一千一百人左右，从敌军间隙中进至潞口砂（莲花县城东约四十里）埋伏，待敌主力进占莲花时，我乘敌之不意，袭击敌之后尾。当晚敌之尾后一个营和辎重进至潞口砂宿营，我已在敌前进路侧预先埋伏，乘敌集合出发时，猛烈射击。该敌大乱，我军猛烈冲杀，半小时全部歼灭该敌。敌全师辎重全被我缴获，可惜当时群众因敌军进攻，上山打埋伏去了，无人搬运，除尽量埋藏外，也顾不了打扫战场。此役是“避强击弱”，又打中了敌军要害——辎重，但如不扩大战果，仍然打退不了敌军的进攻。只有不顾小利，照顾大局，决心“避实击虚”，“攻其不救”，才能调退进攻之敌。遂迅速北进，攻占宜春、分宜，消灭地主武装，后又攻克万载。先威胁樟树，进一步威胁南昌。进攻湘赣边之敌，乘夜退回吉安。这次敌军被迫放弃了永新、莲花两城。此时，湘赣边苏区、并宁冈有三个完整县。
　　我们乘胜进到铜鼓地区，回到离开一年多的湘鄂赣边区，时已九月。此时红五军有相当能力消化俘虏兵，故部队易于补充。九月下旬，召开特委和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介绍两个边区及红四军经验，主要是军队做群众工作经验、建设根据地经验（包括筹款）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交换了情报：边区工作有了进步，留在边区的红五军六个大队无增减，地方游击队稍有扩大；盲动主义残余虽未完全肃清，但比一九二八年要少得多了，什么“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什么“烧，烧，烧得×毛×光”，这类极不文雅的盲动主义口号也看不见了。我们分析了形势：蒋桂矛盾已很紧张，蒋介石嫡系钱大钧军集结衡阳，湘军吴尚第八军集结祁阳，蒋桂军阀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江西方面第二军鲁涤平部和滇军朱培德之第三军也有矛盾，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和苏区。
　　红五军军委抓住了这一有利形势，认为红五军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井冈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打通，把湘鄂赣边、鄂南区和湘赣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联成一个长块；在此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民团，分配土地，建立党，建立政权，建设比较巩固的根据地，配合红四军前委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为适应上述情况和任务，把五军编为五个纵队，每纵队辖五个大队；另一特务大队、一于部训练大队，共三千一百人左右。划定各部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孔荷宠，活动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区；第二纵队司令李实行，活动于浏阳、万载、萍乡地区，原该纵队司令黄公略调任五军副军长；第三纵队司令吴溉之，活动于铜鼓、宜丰地区；第四纵队司令郭炳生，活动于湘赣边苏区；第五纵队司令李灿，活动于鄂东南之阳新、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咸宁和江西之瑞昌、武宁等地区。
　　当时全五军三千人，还不及平江起义时多，但经过一年锻炼，素质大为提高。主要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它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湘赣边区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湘赣两省白军“会剿”时，永新有一个区没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这一条。这个方向大家认为是对的，但以它为榜样，具体地向它学习不够，主要表现在没有认真做土地改革工作。
　　这次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半年之内，扩大了苏区，使三个苏区〔43〕基本上打成了一片；扩大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也有很快的扩大。当时五军军部位于铜鼓地区为指挥中心，十一月中旬，我将上述部署以及与红四军会合后的经过，写信报告了中央。信是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同志带交的，信中并说到我入党及平江起义的大概过程。
　　五军军部住下不久，十二月中旬，从各方收集的情报，知吉安敌军又在蠢动，准备进攻永新苏区。我和公略、代远、邓萍率吴溉之第三纵队、军特务大队、干部训练大队（培养连排长、政治委员），经株潭、宜丰、莲花城以东之严田，到达永新城以东靠拢四纵队集结，准备配合第四纵队迎击进攻之敌。当时吉安敌军似系谭道源师，他以为红军主力北进了，对湘赣边苏区又轻视起来。该敌刚从吉安城出来十余里，被我四纵队袭击，消灭一个整营，并有小部分缴获。敌即缩回吉安城，没有再出来了，可能是发现我主力集结。我即分途消灭遂川、泰和两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地方武装在泰和、万安夹赣江有相当大的发展。
　　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要求组织第六军，派黄公略任军长，另派一批干部。当时湘赣边特委书记是朱昌偕，王怀、周高潮等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们亲自前来提出的。五军军委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除派黄公略外，还派了一些高级干部如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另派干部训练大队全部，人枪各百余（六军后改为三军，归一军团建制）。这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中旬的事。
　　我们在天河过的旧历年。
　　一九三○年春，我们率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离永新县城三四十里），整训休息，做群众工作，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各城。当时，蒋、冯、阎军阀间之矛盾日益明显，江西鲁涤平令靖卫团坚守县城。特委准备召开县以上党的联席会议。约二三月之间，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五军军部，住约一星期。我们将黄公略成立第六军的情形告诉了他。潘说，成立后应归五军指挥。我说，主要看情况。六军在赣江以东活动时，归四军前委指挥比较方便；如它到赣江以西行动时，可归五军军委指挥；六军也可以指挥在湘赣边的五军部队。


　　　　　　　　　　和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谈话


　　我和潘心元谈过多次，上述只是一次。
　　以后，我和潘谈到平江起义后，这一年多来，斗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现在主力红军同敌军来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白军。我举了奔袭鄠都和去年八月潞口砂的伏击仗，这都是以弱胜强，出敌不意，又是攻敌要害，也就是攻敌必救的痛处，结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种打法是旧式军队不懂得的。战机是经常有的，即敌军弱点是经常存在的，就是不易发现和不易及时抓住。红四军抓住了歼灭郭凤鸣旅的战机，就开展了创造闽西根据地的局面。我也举了去年六月进攻安福失败的教训，如果那次红五军这一千三四百人的主力被消灭了，对湘赣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就要增加多少困难！今天红军主力作战，务求每战必胜，这当然是难事，但须反对去年进攻安福这样的冒险主义。我们是由旧式的国家反动军队起义来的，一切由有后方供应，变为无后方供应，任何补给全靠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现在我们初步学会了自筹给养，打土豪挖窖；自己扩兵来补充自己，争取俘虏兵当红军。
　　我又谈到，在现在的条件下，要建立所谓巩固的后方，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这是不可能的。守井冈山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像红光医院那样集中地医治伤兵，在现在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只能依靠群众掩护，分散医治。我举了小密寄伤员的事实，我们党代表负伤后，也是寄在群众家医治好的。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我们准备采用这一经验，再不要起井冈山那样的红光医院了。那样的医院好是好，就是保不了。
　　潘说，那又怎样叫做巩固的根据地呢？我说，巩固的后方是指军队有固定的医院、被服厂及一切军用物资储备所。巩固的根据地是指白军打进来，我们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果长期不能打退白军而被它长期占领，那就变成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了。如井冈山那样的，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来的。
　　潘说，守井冈山就是错的啦？我说，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以红五军五个大队守井冈山既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是为了使我转入外线的红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因敌情变化，红四军受到谢文彬旅的袭击，他们放弃配合保卫井冈山，经赣南出闽西。他们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摆脱困难，保存自己。这时，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困守井冈山，敌军优我三四十倍，那它总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了红四军的情况，如能及时了解情况，早一两天突出包围，那就要比较安全些。井冈山有五条要路，三条被敌攻破了，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恢复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是那样容易决断的，如果预先没有一点准备，就很难设想。
　　可是，事过四十年的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又一次我和潘谈：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何在农村中建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今年局势要是稍微缓和一点，我们要抓紧学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分田。
　　他也谈了一些时局问题：蒋桂战争终究会妥协，蒋冯阎虽有矛盾，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他说要回上海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问从哪条路走，他说，想回浏阳老家一趟，然后走鄂东南回上海。他没有见过黄公略，那时黄已在赣江以东，万安县境内。


　　　　　　　　　　袁文才、王佐事件


　　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