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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进化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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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他成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理，并建立了他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以便其经营矿产生意。他去世时，用300万英镑成立了罗兹奖学金。
米尔·奥斯曼·阿里汉Mir O*an Ali Khan
（1886－1967）
职业：印度统治者
财富来源：税收
资产：黄金，珠宝，肥皂
米尔·奥斯曼·阿里汉是印度统治者，1948年，当印度获得了独立并以共和制取缔了君主制时，他的统治走到了尽头。由于拥有大量的珠宝和黄金，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同时又是一个慷慨的慈善家，捐助了上百所大学和医院，资助了大量公共建设项目，而不论他所帮助之人的种姓和宗教。当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金库里满是被老鼠啃过的钞票。
博尔基亚（1946－？）
职业：文莱苏丹
财富来源：石油，天然气
资产：300亿美元
作为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王朝之一的统治者，文莱的苏丹在其国家的官方网站上被描述为”有同情心和仁慈的国君“。虽然他的领土很小，这个东南亚国家只有28万人口，但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
民国年间，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情景。资料图片富人与穷人。每个到上海的旅人都会对其贫富差距之大而震撼。宋子文和南京国民政府使用的金融手段可以将帮助他们洗钱，然而对于那些绝望的难民来说却只有饥饿、寒冷。图／CFP
1936年，在广东视察金融情况的宋子文。资料图片
1936年，宋子文为中国银行大厦奠基。资料图片
在历史中生活
■庄秋水
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谈历史，说普通人刻骨铭心的东西和重大事件的真相与来龙去脉，一起融合成就了历史。身陷繁忙生活的大多数人可能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对于陷于当下诸多琐碎之中的人们来说，历史意味着一种疏离，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亲身感受和心灵深处的记忆－－那些叹息和欢笑，也均将成为历史。
一旦清醒地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不再是一种过去时，而是一种进行时。历史不是对过往的一种追忆，而是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是，我们便可以用同理心，以温情和敬意去打量、欣赏过去的每个角落，去发现历史创造背后令人惊叹与神秘之处。即便在那些疏远和陌生的时代，仍然可以以一颗活泼泼的心与历史人物相会。
如是，我们便可以说一切世代皆平等。一个时代可能在物质财富、知识或艺术成果上逊于别的时代，但并不因此在精神洞见上低于别的任何时代。每个世代自有其内在意义。
如是，我们便可以把许多成见搁置一旁，追求一种不被偏见和意识形态沾染的历史，我们不是去“研究历史”，而是“在历史中生活”。在图书馆覆着灰尘的档案史料背后，重新捕捉过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
毫无疑问，在历史探索中，我们自有本能的道德感和评判立场。这是一种更加真挚和内在的立场。史景迁为了探寻雍正朝曾静投书一案，于两百多年后亲自抵达永兴县的北边，“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最切近地感受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那个小小私塾”。这种因历史探索而产生的情感把我们和历史人物连接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梦想和共同的情感体验。
为了采访墨索里尼之死，约翰·托兰和他的日本妻子寿子来到意大利莫湖地区一个叫唐戈的地方：“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如同一出歌剧的背景，一个小小的公共广场就在湖岸边，后面升起的一座山就像神秘的圆形布景一样。当曙光降临在这个安宁的小镇上时，我脑子里满是墨索里尼走向自己的归宿时看到了什么的想象。我身边这种大自然的美似乎被毁灭和苦难的记忆压倒了，这是这个愚蠢的人带给这片土地的，而这片土地在自己漫长历史中早已经受了太多军队的践踏。”托兰把战争写成了敌人，而不是它的参与者；但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提醒读者，个人也要为历史负责。
因此，历史将帮助我们洞察现在。这是了解任何一个文化或了解我们自己的终南捷径。随着过去的每一天成为历史，不管是13世纪的蒙古大汗，还是18世纪的世界首富，他们和任何一个人一样最终委身黄土，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串串名字中的一个。此种不可逆转的结局，让我们可以越过时间和财富造成的隔阂，去探寻他们的故事、体贴他们的情感，重新组织一段被历史因果和必然规律解释得支离破碎的人生。
尤其是现在，在通往新秩序扑朔迷离的道路上，在崩溃和重构的过程中，有了和历史的对话、参与，或许我们能够抑制内心深处的躁动，更加清楚意识到此时所站的位置，去敏锐地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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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推动的历史
蒸汽推动的历史
－－蒸汽技术与晚清中国社会变迁（1840－1890）
■作者 王宪群 摘编 杜兴
1840年6月，两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报告：英军舰队中有三艘“车轮船”，“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
和他一样，当时的多数中国人见到蒸汽船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和转动的轮子，误认为推动轮子的是火，因此称蒸汽船为“火轮船”。他们无法理解，除了人力、牛力、水火之外，蒸汽竟然也能够成为推动机械的动力。
清人对蒸汽技术的误解，源自中国与西方技术传统的差异。工具机与工程制图，是制造蒸汽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前者是精密制造的工具，后者是技术人员之间的沟通工具，而中国技术传统却缺乏这两项核心技术。这种差异使得中西技术交流异常艰难。中国在蒸汽技术上的突破，要等到1850年代之后。
“自强运动”的兴起，为蒸汽技术的引进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为了制造枪炮， 1865年，江南制造局进口了一批工具机。次年，左宗棠成立福州船政局。接下来几十年，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类似的制造局，并生产了第一批蒸汽船。
但是当时绝大多数工匠没有西方技术能力。若要大量制造以蒸汽技术为基础的西式枪炮船舰，必须从根本上开始训练技术人员。在晚清制造局中，最完整的训练课程，在左宗棠所设立的福州船政局。
1866年，福州船政局成立船政学堂并开始招生，将原本接收传统科举基础教育的学生，带进近代蒸汽技术的知识体系。聘请法国技术人员，采用西方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由造船实际操作来训练工人。还将部分学生送往法国受训。他们回国后带回了更先进的复式蒸汽技术，并建造了符合世界舰船技术发展前沿水平的全钢结构轮船“平远号”。
福州船政局在三十年内的技术进展令人瞩目。然而自1880年后期开始，船政局的发展减缓。这并非由于清政府的保守*，而是财政制度无法应付不断增加的费用，以及军事技术发展政策的转变。
清朝晚期，军事与征税权逐渐落入地方督抚手中。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平衡的微妙改变，对福州船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874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之后，海关收入，大都集资成了海防经费，支付给福州船政局的的更少。由于对国内所造舰船缺乏信心，李鸿章、沈葆桢二人也没有全力支持船政局。唯一给予支持的重量级官员只有左宗棠。他于1885年去世之后，船政局失去了政治支持，陷入困境。到1909年，由于缺乏经费，船政局已经无法再造船。
大规模的技术进展，需要依赖资本市场提供资本，让商人进行工业投资。中国并不见得缺乏资本，但是缺乏聚集资本的制度。1872年，华商曾学习西方公司制度，组建了“轮船招商局”。但是在没有公司法的晚清社会，招商局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朝廷大员的保护。商业法律环境的缺乏，不利于大规模工业投资。资本聚集的困难，在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蒸汽技术的引进，依然推动晚清中国在工商机构上的转变。公司制度已然引进中国，成为未来中国工业技术发展中用以集资的重要机制。
简而言之，1840年之后的五十年，是中国从传统技术转入近代技术的关键年代，藉由吸收西方技术的知识与技艺内涵，已经采用西方聚集资本的机制，中国开始由传统技术体系转型到近代体系。这是中国技术史和社会史上革命性的转变，也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进行工业化的技术基础。 ■
（原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期 ，2009年6月出版）
曾是工业革命标志的蒸汽机车，如今已成文物。资料图片
一个县令的1635（1）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张建英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县县令吴世济像往常一样早起，打算在县衙内用完早餐后，就去城内巡查。属下的一个紧急报告，让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来袭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为此，他已经在惴惴不安中准备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县做了六年“教谕”（明清时期县一级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的吴世济，被任命为凤阳府颍州太和县新一任县令。能够获得升迁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吴世济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个月，在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的指挥下，官军一度将李自成、张献忠等逼得走投无路，但最后时刻，陈却中了李、张的诈降之计。自七月开始，缓过劲儿来的农民军重新迅速发展，河南的形势越发严峻。太和县在凤阳府的最西端，一旦农民军由河南东进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为进攻的对象。
刚一上任，就要考虑如何抵御“流寇”，显然非常棘手。而作为一个新到的“外来户”，吴世济也很清楚，像抵御“流寇”这种事情，他必须先征询一下当地士绅的意见。
所谓“士绅”，在明清两代，主要是指享有科举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识群体。这些人，要么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要么是考取了科举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常只能到县一级政权，而县以下大大小小的村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士绅阶层来维持的。长期混迹于基层的吴世济，当然清楚这些人的份量。
按吴世济最初的打算，抵御“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请官军驻防太和县。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他请来的“地方精英”们都不认可这个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明军军纪太差，“兵之祸甚于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见，吴世济只好放弃请官军驻防的计划。
其实以吴世济的经历，又何尝不知官军军纪涣散、为害地方？只是连正规官军应对“流寇”都很吃力，在没有官军驻防的条件下，太和能守住么？
备战
自崇祯七年八月开始，昔日平静的太和县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巩固城防、编练民兵、修造武器，在知县吴世济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正式揭开太和县备战大幕的的，却是一篇关于太和县境内“西人”的告示。
吴世济所谓的“西人”，是指在太和县境内侨居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明朝的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晋商、陕商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团。凤阳府地跨江淮、毗邻楚豫，是当时商品由东向西运输的主要通道，因此凤阳府境内落脚的外来商人颇有一些规模。而当同样起于山、陕的农民军大军压境时，侨居在凤阳府的山、陕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来了。
“西人”处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太和县民心的稳定，因而吴世济把其作为备战之初的首要问题。在这篇名为“查编流寓”的简短告示里，吴世济首先安慰了下太和县境内的“西人”：“尔等侨寓已久，应无不肖之心”。不过，这位知县很快就露出了发告示的真实目的：在太和境内落脚的山、陕商人，须将自己“作何经营生业，寓何集镇处所，系何原籍姓名，详注一册，送县严查”。当然，吴世济也没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许趁机作乱，*西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个县令的1635（2）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也是最让吴世济头痛的是：没钱。
这个时候缺钱的，可不仅仅是太和县。明末内忧外患不断，各类开销剧增，于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税，基层政权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上“输血”：除了向农民征税，像太和县这样基层政权还要尽可能地削减各项开支。吴世济刚一上任，就发现县衙账上可用的银两，连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祯七年，太和县应上缴的各类赋税，总额已超过白银一万两。
“此民穷财尽，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祯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吴世济向上级提出“申请截留”，因为在太和县应上缴的赋税里，此时还有最后最后一小批尚未运走。
申请发出后，吴世济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给太和县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守城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早晨，吴世济心情颇为烦乱：申请截留的公文已经发出去七天了，却仍未有回复；紧接着又有流言称：一支八万余人的农民军正向颍州、太和方向进发；昨夜，他又接到报告：与太和相邻颍州方向硝烟滚滚、火光一片，颍州城怕是已经失守了。
不过吴世济没有料到想到：就在他吃早饭的时候，进军神速的农民军已经进入了太和县境内。
吴世济接到报告，立刻率人赶到城头督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尘土飞扬之中，一支穿红骑马的农民军直奔城下而来，“衣饰华整，皆挟强弓劲矢，兵刃森列”，这是吴世济对这支农民军的第一印象。不过这位县令很快就发现，眼前的这支部队总共也就二千人左右，远非之前所称的八万。“贼不过张其数以虚声恐吓我耳，”看到“流寇”数量远比预想的少，吴世济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些许。
就算区区两千人，应对起来也不容易。守卫太和县的乡兵义勇，都是从普通百姓中临时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既没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更无实战经验。仗尚未开打，很多人就被农民军的阵势给吓住了。
关键时刻，以生员（秀才）、举人为主的士绅阶层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门，负责守城门的生员侯功鸿，见手下人被“流寇”攻势吓得手足无措，立刻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以壮军威；在东门，生员关寓卷见有奸细准备从水道中入城，不顾城上飞如雨下的矢石，亲自下到城中的水道中将奸细擒杀。士绅阶层身先士卒，民兵们自然士气大振。在生员赵志鸿负责守卫的南门西角楼，马夫孙学诗见登云梯攻城的“流寇”中，有一人看起来像是头目，立刻举磨盘向其奋力一砸，将其击毙于城下。
没过多久，吴世济就接获下属报告：太和县马夫孙学诗在守城过程中，用磨盘击毙了“匪首”王自用。
王自用，陕西绥德（一作宜川）人。崇祯元年，王自用与“混天王”等起义，号“紫金梁”，为王嘉胤部属。崇祯四年，王嘉胤战死，王自用率残部东山再起，并凭借自己强劲的实力，被当时的三十六营义军推为盟主。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击毙于太和县城下，吴世济在接到报告时也不大敢相信，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把“毙紫金梁于城下”做为重要战果向上汇报。
凭借着官、绅、民齐心协力，太和县顶住了农民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在五次攻城未果后，农民军遂于十七日从太和县城下撤离。“流寇”撤出了太和县，吴世济稍微缓了口气。 。。
一个县令的1635（3）
但吴世济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流寇”刚刚退去，新一年的税收任务又下来了。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征收赋税，显然让吴世济左右为难，这位知县唯一能做的就是：拖。
迎官军
随着“流寇”退去，太和县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不少。经过一番与农民军打交道，吴世济发现，农民军远没有传说中的可怕，在一月底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吴世济就称农民军“语言装束，直同儿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最低端的官员，吴世济此时是以一种蔑视的心态看待“流寇”。
同是在这个时候，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崇祯皇帝，看待“流寇”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
在凤阳府下辖的五州十三县里，地位最重要的当属凤阳县。凤阳县是朱元璋父母陵墓的所在地，又有“龙兴寺”等朱元璋早年的故迹，被明王朝统治者视为“龙脉”所在。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正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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