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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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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的春节，姐弟两个连口肉都没有吃。他们把仅有的一点白面包成了饺子，托人带给了在机场看堆儿的张文光，还带去了按人头派买的花生、瓜子。他们自己吃的是窝窝头。那年月，连花生、瓜子也是属于稀罕物之类，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按人头买一点，平时是根本吃不上的。张文光知道孩子的处境，哪能吃得下？当着给他送饺子的人就忍不住地抽泣了起来，他说：“全是我把他们给害了！”那人安慰他说：“想开点儿，认命就是了。”那人还说：“人生在世就那么一会事儿，等孩子长大、有个工作就好了。”
张文光也有比较好的时候，那就是他陪着转业兵到资料馆查阅资料。转业兵是党员，但看不懂资料内容，得让他去看，然后再讲给他们听；而他虽然能看懂资料，可他是没有政治资格看的人，必须是他陪着转业兵一起去，而实际上却是转业兵陪着他，他只是去扮演那个有实无名的角色。尽管如此，他依旧释然，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干了工作。转业兵们知道他此时的心情是比较好的，就毫无拘束地和他随便聊天。他们甚至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听杨机长说日本人把榔头叫“蛤蟆”？他解释说，不是蛤蟆，是“HAMMER”。还说，这是日文中的外来语。
正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女儿和儿子初中毕业了。工作？哪里有他们的工作。平常人的孩子都不好找工作，他这么个右派、特务的孩子到哪里去找。他只有厚着脸皮去找队领导，请求给孩子们一个干临时工的机会，他说：“要是家在农村，就让他们回家种地去了。可是，现在您看，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让他们出去找工作，我这情况是明摆着的，肯定是找不到。要是不让他们干点儿活，还不慢慢就学坏了？不管分配他们干什么，只要能在队上干个临时工，我就放心了。”他看领导有点犹豫，就又补充道：“您把他们给安排好了，不是也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吗？我要感谢您一辈子。”事后，他自己都觉得好笑，怎么就能说出那么违心的话呢？可是，他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不丢人。为了孩子他怎么都行，他是罪孽的源泉，在他心灵深处笼罩着的阴暗早已经不认为说假话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了。为了孩子才是真的。那年头，谁不是整天地说瞎话、假话？大约在张文光说这些话的前后20几年里，假、大、空在逐渐地乃至是毫无节制地蔓延。不说假话行吗？问你“人民公社好不好？” 你虽然吃不饱，但是得说“好。”要不然，你就是阶级斗争的斗争对像；问你“这麦子能收1000斤吗？” 你明明知道只能收400斤，但是你得说“肯定能。” 要不然，你就会被无产阶级专政；问你“大海航行靠舵手吗？” 你得说：“万物生长靠太阳。” 而且还得一套一套的，要不然，你就会被打倒，而且还要被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那年头，人们开会时说一套，散会后又说一套；出门在外说一套，回到家里又说一套；当着领导说一套，背着领导又说一套。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在某种意义上，大家都是在昧着良心搞人整人的事情。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大家都早已在心里厌烦了那些，人们盼望的是平平安安地和和睦睦地工作和生活。相比之下，张文光那点儿违心的话，就根本算不上数了。后来有人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所以发生了没有估计到的恶劣状况就是和“假、大、空”的风靡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人为加重的灾害。在后来极力宣传的大庆人的“四个一样”里，就有一条是“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这是不无道理的。领导终于在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安排了他的两个子女。他们都在地质队干临时工。女儿在钻机的食堂做饭，为了多挣几个钱，有时她要干点背白泥上山这样的辛苦活儿。儿子张胜利在钻机劳动。由于他父亲的问题和临时工的身份，所以，他要比别人干更多的重活、累活。他们常常会受到一些人的奚落和侮辱。但这一切似乎已经习惯了，或嗤之以鼻，或置之不理，日复一日，如此而已。
杨义比张胜利小1岁，在其父母的教育下与张家姐弟关系甚好。他们本来是一个班里的同学，只是初中毕业以后杨义又接着念高中，现在他已经高中毕业了，而且考上了大学。他原来报的是地质专业，这是杨志和的主意，他总觉得他的儿子应该成为像张文光那样的有本事的人，因为他总觉得张文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可是，录取通知书上写的却是“钻探工程专业”，他有些不十分满意。但是，毕竟儿子是大学生了，他还是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喜悦向外流露着，一提起来，他就美孜孜的，笑得嘴也合不拢了。平时就好开个玩笑的他这阵子却总要接受别人的*：“唉！你儿子考上状元了，你得请客呵！”他立刻就会回答：“到家去！想吃什么，让你嫂子给你做什么！”于是那人又说：“在家里就打发了？要上馆子才行！”他当然也不含糊：“你说，是北京？还是上海？随你挑！”
杨志和真是个交得过的朋友，他认定张文光不会自己编造历史，他从心底里认定张文光是个好人，是个有真本事的人。就拿所谓反对苏联专家那件事来说，他就觉得不是事实。先别说那位专家还是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只就他不去现场这一点，肯定不会比张文光更了解实际情况。他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假汇报，他认定这纯粹是整人。所以，他让杨义抽时间去看看张文光。杨义听他爸的话，专门到山上看望了张文光，说他考上了大学要走了，让张叔保重。他还说，要是有什么事情，就找他爸，是他爸让他捎的话。张文光有些感动，他说：“好好念书。胜利就没有你这福气，是我害了他们。回去问你爸妈好。就说我这里还好，不用惦记。”
地质队出了个大学生，也算是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队里开大会欢送杨义上大学，领导讲话，学生代表讲话，家长讲话，然后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当了兵的二柱子正探亲在家，他拉着杨义的手不断地叮咛、嘱咐着。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分别时总是要恋恋不舍的，当年送他当兵时杨义也是这个样子。送杨义的汽车拉着杨义和他爸、妈，还有他的行李，以及人们送给他的罐头、水果等慢慢地穿过送行的人群，在“慢走！再见！”的呼喊声中渐渐地驶向远方。
这边锣鼓刚停下来，远处的锣鼓声音却又传来了。还没有散去的人们自然就又驻足观看。原来是山里的农民敲着锣打着鼓正在向地质队走来。他们还赶着一辆牛车，拉车的黄牛牛角上挂着红花，车上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那孩子白白胖胖的。他们大摇大摆、有说有笑地就进了地质队的院子，好像谁也不在乎似的。他们的领头人是他们生产小队的队长。他们声称要找领导做主，让他们把女婿接回去，他们说今天是专门来为村里的一个女子请女婿的。“谁呀？”有的人还纳闷呢。“不就是抱孩子的那个嘛。”说这话的一定是个“明白人”，因为他看出了这是个瓜女子。这种号称瓜娃子、瓜女子的人其实就是智力低下或者是极其低下的低智商儿，说白了就是傻，但又不仅是傻，还有近亲联姻造成的各种畸形。这纯粹是用一种悲哀换来的另一种更加悲惨的悲哀。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或者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交通的地方，尤其是在山里，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因为落后，因为太穷，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也因为太落后和交通太不方便，他们的女儿也嫁不出去。他们几乎是“远在深山无人问”的人。这个山头上、那个山腰里，零零散散地住着三家或两家，有的干脆就是他们一家。大凡这种地方，都是有一点儿淅沥的小泉水，他们便围出一个集水坑，用以满足生活的需要。有些地方为了开一个会，他们就每家出一个人，带着火把从黄昏就出发，等回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祖辈传下来的只能是近亲结婚，所谓“亲上加亲”，有的甚至是兄妹亲，叔侄亲。他们就这么一辈一辈地传承着所谓的瓜娃子、瓜女子。这种瓜娃子、瓜女子也是“瓜”得不尽相同，各种各样。严重的有的不能直立只能爬行，有的不会穿衣吃饭而是爬在地上用舌头舔食，父母怕他们走丢了或者是弄出什么乱子来，就用一条绳子把他们拴起来，以便于照看，真是惨不忍睹。今天来接男人的这个瓜女子，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了，因为她能基本自理。瓜女子一会儿笑着看看周围的人，一会儿又笑着看看她怀中吃奶的小宝宝。看得出来，她是想把孩子他爸叫回去。
一个大难题摆在了地质队领导的面前，也摆在了全体员工的面前。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但影响和当地的关系，而且可能会闹出人命的。
队领导和生产小队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连中午饭都没有吃，看来这个谈判还真是艰苦。在外面等着的村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忍耐力，他们有的已经急眼了，开始说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他妈的，真是人软*硬，敢干不敢应！” 也有的说：“我们这闺女还亏了你们不成？不识相的东西！” 更有说得厉害的：“地质队的人咋就这么蛤悚（hasong）？接回去得先好好抽一顿，换换他这一身悚骨头！”里面的谈判也从客客气气变成了针锋相对。只听小队长说：“我就一个要求，你让你们的人都站出来，我让我们玉凤找一遍，找着了，就跟我们走，拜堂结婚；找不着，算她命薄，没和男人过日子的命。以后什么时候找着，什么时候再拜堂。” 队领导说：“她要是记不清，认错了人可怎么办？”小队长相信他们的玉凤是没有问题的：“这你放心，她不会认错的，我心里要是没有这个底，今天还敢来？” 小队长信誓旦旦地和队领导叫板。
“你就能肯定准是我们队里的人？就能肯定她认不错？”
“你是真能磨呀。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就让他们自己在你们队里找，找到哪家，就住在哪家，我们不怕丢人，你们也别怕丢人！”说完，小队长还真的要一走了之。
“别走呀，好歹在我这儿吃个便饭。”队领导说。
“先找人，后吃饭。现在吃什么？找到人要吃的是团圆饭！”
“要是找不到呢？”
“不可能！要是找不到，今后我不跨你这个门！”
这是两个队长的较量。
有句话叫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队领导现在是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首先，是不是队里的人做的这件事，他心里没底；他更怕的是这位玉凤姑娘给他来一个假戏真做，那样的话可就有冤枉的有偷着乐的了，而且可能还会留下大的隐患。另外，要是不答应小队长的要求，这些农民兄弟还真敢挨家挨户地来个大闹地质队。传统方面的中国人就怕这样的事情和自己联系起来。今天这阵势，已经把不少人给震回去了，尤其是年轻人，谁还敢出来踩这个地雷？要真是让这个瓜女子给胡乱看上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没出息的臭爷儿们！”中年的老女人们瞪着眼睛骂。
“我要是男人，我就站出来，怕什么？”中年的小女人们瞥着眼儿骂。
“不开眼的，连个瓜女子也……”
“嗨，还管瓜不瓜的？关了灯都一样！”说这话的把旁边的人踢了一脚。
最后，队领导开了个会，还是决定集合起人来，让人家找。找到了，再验血鉴定，找不到，对方也就没得说了。经过一阵相互呼喊吆喝之后，队里的男人们聚拢到一起，让玉凤辨认谁是她孩子的爸。只见玉凤她甩着两个大*子，在这些貌似严肃心里却战竞竞的老男人和少男人们面前来回走动，她看谁都呵呵笑，她不像他们那么紧张，她笑得轻松，笑得开心。或者是内心里也有一种骄傲？或者是纯粹的傻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她站在谁面前笑着不动时，谁都有一种要晕倒的感觉。最后，小队长领着玉凤和他的村民们走了。队领导刘书记说，我真怕她胡乱认上谁，那可怎么好呵。也有人说，给他们改良品种应该感谢才对，我看那孩子长得还真好。于是就有人接上去说：“看来这事儿是你办 的？”那人便又马上反驳：“是你办的！”听的人们哈哈大笑。不过那孩子长大以后还真是聪明，他曾经和地质队的人学下象棋，后来居然比谁下得都好。再后来就成了他们村的小队长（后来叫村长），领导村民垦荒植树、大搞经济林，还真的把那个穷山沟改变了一下。这话就又扯远了。
单说玉凤她们在回程的路上正碰上一个集市，各式各样的小摊儿使得本来就不宽阔的公路更加狭窄，人们肆无忌惮地在公路上挤来挤去，买东西挑拣的、不买东西闲转的、提着公鸡喊价钱的、指着筐里的土豆吆喝的，把个小小的集市硬是给烘托出了一派热闹非凡的气氛。任何通过这里的车辆都只能在人群中极其缓慢地挪动，所有的司机在这个时候都是干着急没办法，他们只能是不停地按喇叭，但反馈回来的却是：“急你娘的甚？”就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见玉凤在牛车上正指着迎面走来的张文光“哎哎”地大叫，有手疾眼快的，早已把张文光拉到她的跟前。不容分说，张文光已经被按在了车上。原来张文光几个人是刚刚从汽车上下来的，他们是要回队部去，遇上了集市，下车走几步，也顺便看看。和张文光一起的三个人发现了他被农民按在了牛车上，就知道没有好事情，他们赶快就过去想要把他“救”下来，可是没有达到目的。双方撕扯了一会儿，有个工人还挨了打，无奈玉凤那边人多，就算是把张文光给撕烂了，他们也不可能把他拿到手。再说了，玉凤那边是死心塌地地不放人，而地质队这边却是可要可不要，因为张文光毕竟是个专政对象，没人为他再多费力气，要不回来就要不回来吧，没办法，人都挨了打了，也算是心到神知，只能向队里汇报，让领导出面解决了。
于是地质队里便传出了“张文光被招亲了”的说法。有说他“人老心不老！”的，也有说他“找谁不好非要找个瓜女子？”的，当然更有人说“这就叫反革命，这就叫人还在、心不死。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这不可能呵！”刘书记听完几个人的汇报后肯定地说。
“我们可不敢瞎编呵。”
“你们就不会把他给拽下来？”
“不行呵，他们人多，我们不是人家的对手。”
“刘书记，这事还得您出面解决。”另外一个在一旁说。
“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谁要是再闹出这种事情来，自己解决！”书记现在是迁怒于人。
“我们不会的，我们不会的。”这几位被书记教训了一顿都没趣地走了。
说是说，刘书记也只是一时的气话而已。哪能真的不管呢？再说，从心底里他就不相信张文光能干出那种事情来，况且也没有任何机会呵。他决定带几个小伙子去，以防不测。
刘书记他们去的时候集市已经散了，所以，一会儿的工夫就到了，他们和玉凤的牛车队伍几乎是同时进村的。只见农民们拉着张文光向坡上玉凤的家里走，小队长也十分得意地向专程赶来的地质队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欢迎：“我说你们不能不来吧？这是咱们共同的好事情！来，快坐下。”他说着招呼人：“快给地质队的领导倒水！”
“哎！你慢点儿。我是来要人的。”刘书记急忙说。
“要谁？他是我们的女婿！这儿就是他的家了！”
“他是个专政对象，又那么大年纪了，他不可能干出那种事情来。”刘书记解释着。
“怎么不可能？哪个中央领导说过反革命就不能生娃来？”小队长说话时的那种声气才是气人呢，他是专门这么表现的。他还拿出一支香烟来慢慢地点着，有点儿洋洋自得。
两位领导又开始了唇枪舌战。而且这回小队长是得理不饶人了，又是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哪能让对面的这么几位来客占据了上风？
他们这儿怎么个说法我们暂且不管，还是看看屋子里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原来，在玉凤家的屋子里并没有像外面那么紧张的气氛。玉凤一进屋就把孩子丢在了炕上，她便在炕的里面抱出了一个口袋，她大臂一挥分开了正在炕上按着张文光的几个人，把口袋放在了张文光的面前，“哎哎”地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大家都不知道她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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