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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本事的皇帝-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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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更始人马进城,那戏剧性的一幕可能大家还没有忘记:更始的其他高级军政干部穿着举止就像叫花子、小偷一样,有的随便找块布把脑袋包一下,有的穿着抢来的女人的衣服,嘻嘻哈哈,完全是一派典型的乌合之众景象,围观的老百姓没有不发笑的。
而刘秀的手下,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府衙属僚,一个个服饰整洁,精神饱满,举止得体,老百姓看了都非常高兴。特别是一些怀念大汉的干部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够看到汉官威仪!
形象即人心。
作风是队伍整体素质水平的综合反映。
一个不自重的队伍是很难得到别人尊重的,连自己的作风都搞不好,何以搞天下?
一个爱惜自己、爱惜百姓的队伍是不孤独的,它克己修身,必能兼济天下!
登基之后,刘秀不仅没有放松,〖Zei8。Com电子书下载:。 〗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队伍风纪建设。
刚刚定都洛阳时,侍御史杜诗铁腕治理军纪的生猛劲,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祭遵。
当然,他们都得到刘秀的大力支持。
对于触犯法纪的高级将领,刘秀亲自给予谴责管束,以儆效尤。
建威大将军耿弇任职14年,屠城300座,平均每年屠城20多座,屠刀之下万骨枯。他是刘秀的超级粉丝、铁杆心腹,但其作风并不是刘秀赏识的。
打下天下不久,刘秀在首批剥夺军权的将领中,就想到了他。
大司马吴汉也是如此,他同样是刘秀的绝对忠诚者,是公认的刘秀可以托生死、寄国命的人物,但他也有刘秀非常反感的一个癖好:屠城。
在剿灭公孙述时,吴汉拿下成都,屠城三日,索命数万,后来被史家挞伐,当时也遭到刘秀的怒斥。
在刘秀心目中,最得自己治军理政真传的,是征西大将军冯异。
冯异领命进军关中之后,他率领这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步步深入,供给曾经一度断档,但他依然严格约束部队,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绝不允许滋扰老百姓!
当时天下饥荒,关中尤甚,大家都饿得易子而食或者对啃。粮价飞涨,达到一斤黄金才能换来黄豆五升,还常常有价无市。
这个价格水平,有可能是史上最高的了!
这时,冯异大军又赶上道路不通,给养输送中断,形势万分危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冯异也要求将士以树皮、果实为食,绝不能向老百姓伸手。
总的来说,刘秀麾下的武装集团是刚柔相济的,武可以攻城拔寨,纵横疆场,文可以安定地方,爱惜百姓,他本人满意,老百姓也是拥护的。
第三,加强供应,构筑一个综合性、全方位、坚实的保障系统。
这个军事保障系统,包含了政治的、人事的、舆论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前面陆陆续续地说了一些,现在重点说说给养。
应该说,刘秀的青少年时代,特别是在29岁起兵之前,他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即便他的老爸去世、叔叔离职、外公辞世,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受到影响,但也没有闹过饥荒。
他上太学时出租牲口可以搞点收入,回乡种地旱涝保收,贩卖粮食效益可观,经常家里有余粮,兜里有零钱,不为吃饭穿衣发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按照一般的标准,这是一种小康生活。
刘秀真正体会到衣食、给养的极端重要性,是在他起兵以后。
打仗就是打后勤,打给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举凡上过战场的人,对此都会有切肤之感。
扯旗造反,刘秀真的想干事才知道钱紧。
骑牛打仗,刘秀才觉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多么辛苦!
在河北那些无比艰辛的岁月,他带着少数徒弟、粉丝,左冲右突,武攻武卫,无时无处不感到自己手头太紧。
为了吃饭睡觉,他带着大家讨过饭,也到宾馆揩过油。当然了,实在没办法,他们就只有饿着冻着。
在逃命的过程中,大家沐风栉雨,穿着破旧的湿衣裳,饿着肚子,狼狈至极。
冯异搞来的豆粥、麦饭之所以让他终身难忘,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走投无路而痛入骨髓!
在讨伐王郎的时候,为了招兵买马,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是可以采取允许打仗时随便抢掠老百姓的办法,作为将士们的薪酬和奖励,这遭到他的果断拒绝,但也反映了他的后勤供给的窘状。
举行登基大典时,刘秀连起码的条件都没有,在河边上堆起来一堆土用来站人,烧一堆柴火用来祭天,算是把大事儿办了。
不能解决衣食住行,没有人会长期跟着你干,老百姓也不会拥护你!刘秀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在别人身上,刘秀也看到很多反例。
王莽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起初,在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时,他是不惜血本的,反正钱财是公家的,是民脂民膏。
昆阳血战时,他派出的部队达数十万之众,投入的军需物资数量庞大,车马运输起来蜿蜒绵延数十上百公里不绝。
待刘秀大胜,缴获的军需物资竟然既搬不完也烧不完!
要是供给不方便,王莽也有自己的办法:抢老百姓的。
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老打胜仗的部队,更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维持生存的政权。
王莽的这种流氓政治很快造成一种局面:外患未除,边境打成一锅粥;内乱又起,各地纷纷竖义旗。
在万人喊打、国家机器崩溃、眼看自己的王朝就要玩完的时候,王莽觉得再掏钱找人打仗就要动自己的腰包了,心里一万个舍不得,每掏出一个子儿都剜心般地难受。
在保脑袋还是保钱袋子之间犹豫了一阵子,王莽错失了不少战机。
当他硬着头皮召集几个敢死的汉子来帮助自己作最后的顽抗时,竟然连茶钱也不想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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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供给万事不成。
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刘秀有切肤之感。
自从来河北单干,刘秀在不断壮大队伍扩大地盘的同时,就非常注重恢复重建地方政权,建立并且不断完善税收制度。
每拿下一个地方,他都以老百姓的支持拥护为群众基础,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和平台,以税赋体系为操作工具,建立起庞大而且坚实的后勤供应机制。
无论要拿下的地方多么重要,无论要扁倒的敌人多么讨厌,无论接下来的战斗多么严酷,刘秀都要严肃而严格地交代自己的徒弟和粉丝们,一定要在砍人的同时打好组合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能骚扰老百姓,要打下一方就稳定一方发展一方,建设好政权和税赋体系。
所以,当别人靠骗和抢出来混的时候,刘秀让人耳目一新,扁倒了很多对手,还深受老百姓拥戴。
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刀只有放在自己手里才安心
跟其他措施比起来,刘秀的这招就更加直接,更加露骨了。
他是马上君主,天下主要是从马上得来的,对军队重要性的体会极其深刻:对一哥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威震群雄,安定天下,但把握不好也会刺伤自己。当然,要是别人,甚至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剑,那就更危险了!
把别人的剑给废了,只保留自己手中的这把,好好地把玩,才是最安全的选项。
所以,刘秀登基称了一哥才几年,天下刚刚初步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撤除地方军队和军权,保留和加强中央军队建设,指挥调度权统归帝国一哥,也就是他自己。
史称刘秀的这个行为为“罢郡国兵”。
刘秀是打着承继西汉、复兴汉室的旗号征服天下的,加之时间仓促,他建立的新的帝国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政权架构,包括军事体制。
简单地说,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有三个特点,即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容易忽悠。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归属中央,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国军队的法人代表和首席执行官。
当然,皇帝太忙,手下还设有最高军事长官协助工作,秦称国尉,汉称太尉、大司马,其实是皇帝的军事幕僚。
军队为利器,无论军队多么强大,或者多么懦弱,只有皇帝才有调动它的权力。举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官兵,都必须皇帝亲自下令,并且要有严格而明确的书面字据和玺、符、节等作为凭证。
对于军队的重大活动,皇帝也介入得很多,很具体。不少重要的战役他都要亲自参加,亲临前线。
大概除了军事,没有哪项工作皇帝参与这么多:重要干部亲自任免,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活动亲自参加。
有意思的是,能不能对军事工作参与这么多,还是帝国稳定与否,皇帝是否成其为皇帝的一个条件和标志!
所谓“分级管理”,情况就复杂了。
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分为中央部队和地方部队,管理上也就分为中央(朝廷)、郡国、县这三个层级。
秦时的中央部队是围绕着首都——重点是皇帝的安全——来建设和布防的,大体分为皇帝警卫部队和首都卫戍部队。其中,前者又分为由郎中令率领的全部由军官组成的贴身侍卫,和由卫尉率领的保卫皇宫内外的亲军。后者,则由中尉统帅,驻扎在京城以及周边的战略要点,负责京城的安全以及重要目标的守卫,同时担负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任务,看哪些该扁的目标随时去扁。
西汉和东汉早期的中央部队主体是皇帝的禁卫军。
西汉时中央部队有两支,一支屯驻在京城长安南边,司令部设在未央宫,俗称“南军”,担任宫廷内外的警卫和皇帝的扈从;另一支驻扎在长安城北,负责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防务。这两支中央部队互不隶属,但在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人数很多,素质较高,装备精良,来源可靠,又占据京城等战略要地,在稳定形势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刘秀定都洛阳后,在中央部队建设上一开始沿袭西汉的南北军旧制,不久就作了重大的改革。
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央部队无论怎么称呼,都是人数不断扩大,职能不断细分,大家既互相配合,也互相牵制,共同听命于帝国一哥。
而这个时期的地方部队,则更加复杂和微妙了。
地方部队分布在郡、诸侯国、县,其指挥者在郡是太守、都尉,在诸侯国是国相、中尉,在县是县令长、县尉。
这些地方部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坚持日常训练,为中央部队提供兵源,在朝廷大规模用兵时听从统一调遣。
不过,上述地方大员甚至诸侯王都不能随意动用部队,要想用兵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以书面授权和符节印信为凭。
在一些边境地区,地方首长的军事指挥权稍微大一些。
问题的复杂在于,上面说的是正常状态,国家处在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时期,整个国家机器在有序运转,一旦出现不正常的情况,部队的管理和使用就变得极其复杂,极其微妙,也极其麻烦。
换句话说,军队就像一把利刃,平时装在刀鞘里或者正常使用,无论用来砍人还是切菜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它一旦被不正常使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就像上面说的,乍看是中央集权,权归一哥,其实相关的制度极其刻板,刻板到落实起来用兵必需而且只要一个虎符即可;乍看是分级管理,职责明确,其实利刃分别掌握在朝廷和各地封疆大吏手里,利刃多了,想不伤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下,谁想玩点猫腻,耍点手段,是比较简单的,亦即“容易忽悠”。
比如,西汉高祖刘邦的夫人、著名的吕雉死后,她的娘家人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积极筹划发动政变,忠于刘汉的太尉周勃想站出来收拾他们。
但是,老周虽然贵为帝国军事首长,能力很强,威信很高,没有皇帝的授权也并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当时,朝廷的所有大权都完全掌握在老吕家手里,整个中央部队,包括北军、南军,都被老吕家牢牢控制。就连小皇帝惠帝刘盈,也在老吕家的把玩之中。
吕雉精通政治,了解军队在国家出现不正常情况时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安排自己的娘家侄儿吕产、吕禄分别掌管南军、北军。
临死时,她特别交待这哥俩儿,一定要始终牢牢地把部队抓在手里,特别是中央部队,就是连自己的葬礼也不能来参加,就待在部队里,以免给人可乘之机。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老周要想让刘盈授权自己对老吕家动武,简直毫无可能。
老周毕竟是老周,他对帝国的军事业务太熟悉了,军事业务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及其长处短处,包括管理上的漏洞,他无不了然于胸。
既然不可能得到刘盈的授权,老周决定走捷径:直接拿到皇帝用来调动军队的信物虎符!
这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替皇帝保管虎符的大臣是纪通,纪通无论在工作关系上还是私交上,都跟自己十分亲近。
接下来发生的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被老周像玩把戏一样给演绎出来了。
老周跟纪通要虎符,说自己急用。纪通巴不得把自己跟老周的关系再弄得近乎一点,立即把虎符献上。
老周拿到虎符,进入并且控制北军,随即又控制南军,接着再捕杀老吕家的男女老少,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在这种军事制度下,吕雉和她老吕家百密难免一疏,无论怎么整都难以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在这种军事制度下,无论老周这样的英雄还是其他什么狗熊,想忽悠一把都是有机会的。
其实,刘秀早年起事前,也是想钻军事制度的空子忽悠一把的。
公元7年9月,东郡太守翟义、郡尉刘宇利用秋季操练本郡兵马的机会,发动反抗王莽的武装起义,很快得到广泛响应。
这次起义虽然不久被王莽镇压下去了,但揭开了大规模武装反莽的序幕,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各界反莽的斗志,使很多反莽的地方干部焕发了斗争的激情,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这一年刘秀才12岁,正跟着叔叔刘良在萧县读书,身边不断发生的这些事让他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如果谁对世道看不惯,甩开膀子跟朝廷动武,一切皆有可能!
公元22年10月,年已27岁的刘秀跟李通几个约好,打算利用秋季举行都试阅兵的机会,劫持南阳太守甄阜和郡尉梁丘赐,控制南阳地方部队,发动反抗王莽的武装起义。只是,事情提前暴露了,他们没有忽悠成。
因为这个流产的计划,老李家惨遭灭门,刘秀痛彻心扉。
在中央和地方多处设立部队,多层次管理,让很多人手里拿着刀,是很难控制的,是非常危险的!
刘秀对此既有理论上的高度认识,也有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刘秀登基不久,就开始收缴别人的刀,保留着自己手中的这把,并且把它磨快。
他悄悄地,却是狠狠地对地方部队下手:彻底取消。
公元30年8月,正在刚刚平定山东、江淮,朝廷部署讨伐公孙述,而隗嚣公开反叛的关键时机刻,刘秀借政府机构改革之机,宣布撤除各郡国主管军事的武官——都尉,废除各郡国定期训练选拔军士的“都试”制度。
次年3月,他又撤除各郡国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军兵种,让他们回归为民。
在这同时,他还撤除了一些主要负责地方防务的武官,如射声校尉等。
这样,刘秀从体制上、实体上把地方部队完全给废了。
即使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哪个郡国还保有少量的士兵,但由于没有体制上、管理上、训练上支撑,其战斗力就极其微弱了。该郡国要用这点士兵搞小动作,是根本不堪一击的;而郡国因为工作需要用兵,也只能依靠朝廷。
与此同时,出于强干弱枝、以内御外的战略考虑,刘秀下了大力气加强中央部队的建设。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把中央部队建设得规模庞大,兵种完善,装备精良,作风过硬,同时也是编制繁复,隶属复杂,互相牵制,听命一哥。
简要地说吧,在首先确保帝国一哥和朝廷安全,同时保证整个国家安全的思路指导下,中央部队的战斗力达到了空前强大的程度,主要有四支,其中两支拱卫京城,两支驻扎在地方。
拱卫京城的这两支中,一支是北军,负责京畿地区的警卫,又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执金吾率领,由缇骑骑兵和执戟步兵组成,专门担任京城内、皇宫外的巡防警戒和皇帝出巡时的护卫仪仗;另一部分是北军的主力,分别由五校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统帅,负责整个京畿地区的警戒和皇帝出远门时的扈从,有时候也奉命出征打仗。一支是南军,也称宫廷宿卫军,主要负责皇宫安全警卫和皇帝侍从,也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光禄勋率领,其中的少数文官就是皇帝的侍从文官,其中的七支禁军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另一部分由卫尉管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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