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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本事的皇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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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登台演出纯粹为了圈钱,毫不顾及观众的感受。
他制定实施的王田和奴婢政策,打的旗号是增加国库收入,维护百姓利益,其实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豪强地主,除了多向官府交钱外,其他好处没有,只觉得自己被忽悠了。
这从公元9年颁布起仅三年就告吹,税收则由“什一而税”达到“实什税五也”,税率提高了4倍,奴婢的口钱则增加30倍,达到每人每年3600文。
这两项政策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从公元7年居摄到23年玩完,在这十多年间,王莽四次下诏改革币制,五次下诏重申币制命令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严刑峻法,通过频繁变化币值、使用廉价币材、货币贬值等办法,辅助以必要的威逼、酷刑等强制手段,把老百姓的财富一步步、一点点哄骗到自己手里。
王莽代汉后一直想抹去人们头脑中对刘氏王朝的印记,在各种社会政治生活中打上新莽王朝的色彩,以便历史留名。
当时的繁体“刘”字由卯、金、刀三个部分组成,这其实与货币毫无关系,但王莽要大做文章。
他认为,当时流通的货币是五铢钱、契刀、错刀等,大家往往通称金刀,要是大家都不用它们,不就等于脑子里不再想着刘氏汉朝了吗?
他宣布,金银收归国有,不准兑换;废除汉朝的货币,代之以新莽货币。
这种新莽货币经过一次次贬值和使用劣质币材,形成“5物6名28品”的系列。
所谓“5物”是金、银、铜、龟甲、贝壳5种不同的币材;6名就是6种货币的名称,即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28品则是28种货币交换的比值。
大家看好了,这种货币体系如此复杂混乱,连王莽自己也说不明白,只有极少数负责操作此事的心腹才是内行。
新莽货币,本应与历代的货币一样,既能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又方便老百姓使用,现在却是让大家看着都晕。
这没关系,我的这一把,玩的就是让你晕,乖乖掏腰包就是了。
这样,王莽通过暗夺、明抢、哄骗等几招,成功地把社会经济搞得乱成一锅粥,自己和极少数权贵的财富则呈几何倍级迅速增长。
后来,有人跑上台来把他砍死时,一翻他兜里,还有60万斤黄金!
王莽被骂的第二个原因是用人失败。
他为了登基和坐稳皇位,用的绝大多数是无德无才之辈。
这些家伙只会干两件事:一是忠于王莽以谋取进身之道;二是敲诈勒索以中饱私囊。而那些有德有才有抱负的人(如刘秀),则报国无门,没有用武之地。
翻翻历史就会发现,那些一心想当一哥,又不懂这个道理的人,注定只是个过客。
大家来看看王莽的用人之道。
他由自己用的人捧上台,又毁在这些人的手里,是个很值得思考的历史宿命。
前面说了,王莽把哀章伪造的铜柜当做受命代汉的符瑞。其实,他比谁都知道,这玩意儿其实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物件。
但是,他有决心、有信心就用这个玩意儿,把全国干部群众欺骗到底。
他按照哀章的这个符瑞,封拜大臣11人,组成新朝朝廷的核心领导班子:
在这个班子中,王舜、平晏、刘歆、甄邯、王寻、王邑、甄丰、孙建等8人,本来就是老班子成员,是王莽的心腹爪牙。他们早就有思想准备,一见王莽的任命,立即走马上任。
哀章则兴奋极了!
他心想自己不过是一个游学京城的混混,昨天还在为不知道下一个该忽悠谁,下一顿饭在哪儿吃发愁。今天,完全拜托这虚伪、凶残和无耻的政治生态,靠自己略施小计,便平步青云到国家的领导核心,难道还不是凭空捡了个天大的便宜?难道还不让人睡觉都笑醒?
哀章内心有说不尽的欣喜:当官原来如此简单!
他得知王莽组建新班子的消息后欣喜若狂,怕王莽反悔,没等公家发服装,自己迅速做了一套官服,主动上朝谢恩,立即走马上任。
只是王兴、王盛两个名字,本来就是哀章胡诌的,朝廷的任命文书下达后自然无人反应。
哀章当然也不敢说明真相,只有在背地里捂着嘴偷笑。
王莽当一哥心切,为了“大局”,加派人手到处寻访“王兴”“王盛”,说只要名字相符,无论他正在干什么,赶快过来当领导。
这并不难。工作人员四处查找,很快有了:京城有个看门的,名叫王兴;有个卖大饼的,名叫王胜。王莽生怕这两个人不跟自己玩,赶紧安排有关部门给二王发服装,召他俩上朝议政,拜为将军。
二王一头雾水,由升斗小民一下子成为朝中显贵,感到这荣华富贵来得实在措手不及!他俩凭空位极人臣,怕自己是在做梦,咬咬嘴唇、掐掐胳膊都很痛,知道这就是真的,连忙上朝做官。
距今八十多年前,有一位史家对此不由得感叹道:天落馒头狗造化。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把德才兼无之辈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把他们使用好,王莽大力改变前汉的组织人事制度,建立起让缺德无才之辈迅速成长、让德才兼备之人毫无机会的新莽官爵体系。
他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增加新官职,让更多的人有腐败的机会,同时使国家机器大幅度地提高运转成本,降低运转效率;
二是改变汉官名,大家不习惯、不方便没关系,关键是让大家尽量忘掉刘汉,记住新莽。
王莽从中央到地方大量增设新官职。
比如,在中直机关设置4辅、3公、4将、9卿和6监,增设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等岗位;地方上则分全国为9州、125郡、2203个县,大量增设副职。
公元12年,王莽信誓旦旦地宣布要大封诸侯,随即公布了对两千多人的分封。
但是,由于新的组织人事制度太复杂,太烦琐,基础工作(如分封的图册)短时间又难以做好,对这些人实际上根本没办法授予国邑。
这两千多个被封爵的人没办法,只得暂时住在京城,每人每月从国库领几千钱做花销。这时物价飞涨,在京城这几千钱根本不够用。
于是,这些受封的人都觉得手紧,就想方设法干点坏事儿来创收。
王莽重用的干部就会两招,一是忠于他,二是会敛财,真干起正经儿工作来只能抓瞎。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王莽的干部则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无知和无能。
王莽登基之初,就派出五威将军12人,巡视全国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任务是宣传王莽代汉的重要意义和新莽王朝的声威。
这些五威将军在内地到处耀武扬威、肆意敲诈勒索。到了边境,他们就故意制造事端,充分卖弄愚蠢。
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们把西域三十多个属国的国王一律降为侯。
到了匈奴那儿,他们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这个名字有点骂人的味道。
他们在授予匈奴单于新的印信以换回前汉朝廷颁发的旧印信,故意把“玺”改为“章”。单于看了很不高兴,坚持要回原来的旧玺。五威将军陈饶当场把旧玺砸碎。
单于大怒,立即出兵进犯内地。西域诸国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先后发表声明,宣布脱离新朝,发兵袭扰边境。
王莽建立新莽官爵体系的另一招是改变汉官名,来强化广大干部对新莽王朝的认同。
比如,在中央,他把大司农改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把大理(即廷尉)改为作士;把中尉改为军正等等。
在地方,他把太守改称大尹,称卒正或者连卒也行;一个县的最高长官则有三个叫法:县长、县令、县宰。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样为改名而改名,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当然,他的另一种改名,就更无聊了,那就是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名字,京城宫殿和城门的名字也作较大改动。比如,把长安改为常安,把长乐宫改为常乐宫等等。
王莽被骂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实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
王莽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施政宗旨,和他的无德无才、只知效忠与敛财的干部队伍,决定了他的王朝不可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带领老百姓寻找幸福生活。
比如,他的“王田”政策,完全是“三拍”型的施政产物,即:当权者拍脑袋拿主意,有关干部拍胸脯表态,出事不可收拾了大家都拍屁股走人。
我国的土地问题是十分复杂和敏感的。
在前汉末年,土地私有制已实行了数百年。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具体到某一块土地可都是有主人的。
毕竟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人们有了它,无论用来剥削人,还是尽量避免被人剥削,都很方便。
王莽宣布土地收归国有时,无论大小地主还是有几亩薄田的自耕农,都强烈不满。
在土地私有制下,由于刚才说的原因,无论地主、自耕农,还是佃户,都想买点儿土地。王莽规定土地不准买卖,其实就是卡大家的脖子。
还有,据专家从理论上测算,当时如果把全国的土地按户平均分配,每户不过六十多亩。考虑到朝廷、地方政府和地主所占的土地显然超过平均数,老百姓每户平摊所得肯定大大少于六十亩。
所以,王莽所谓对无地的农民每户按百亩授予,一开始就是哄人的。
这样,王田政策遭到所有人的激烈反对,大家情愿犯罪也不想接受它。
这个王田政策自公元9年颁布起,全国干部群众都反抗。因为触犯相关禁令,“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仅仅三年后,王莽不得不废除这个政策。
他的奴婢政策、币制改革、五均和六管措施等,也是如此,因为罔顾客观规律和老百姓利益,都在当权者自己捞足并把社会搅乱之后,很快玩完了。
王莽不仅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日子,反而想方设法搜刮和坑害老百姓,敲骨吸髓,剥皮入骨,他就是挨砍也没人同情。
最后,也是王莽被骂的第四个原因,是他心太黑,手太毒。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无论君臣百姓还是自己的至亲骨肉,只要挡路,或看着不顺眼,他说黑就黑。
但由于他伪君子的修养太深,早先大家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现在,他在携诈篡汉之后,又大力推行欺民新政,大家终于看清了:他篡汉只是毁了刘家江山,他的新政则要毁了天下百姓!
就在这愤怒的观众纷纷要爬到舞台上痛打王莽的时候,社会人生大戏的总导演老天爷也借机行事,适时地把一位年青又优秀的演员推向舞台中央。
他就是刘秀。
第三章 太学生——历代君王最高学历
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呢。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
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就在王莽忙于篡位抢权的时候,刘秀忙于成长。
就在王莽忙于复古改制的时候,刘秀从萧县叔父那儿回乡种地。
就在王莽惹恼天下人,到处出现起兵反抗的时候,刘秀想上大学进一步深造。
公元14年,刘秀19岁的时候,放下地里的庄稼,告别亲人,到京城太学读书。
在今天,19岁才读大学,年龄已经不算小了。但在当时,这无所谓,因为在太学里,头发白了仍在求学的、大半辈子白发伴青灯苦读的比比皆是。
就是在这里,刘秀拿到了可以算是与历代君王相比最高的学历。
值得一提的是,刘秀能有这次上太学的机会,也多亏王莽提供了机会。
王莽为刘秀提供了上太学的机会
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是西汉武帝刘彻设立的太学。
公元前124年,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正式建立太学,专门研究学术,传授学问,是帝国的最高学府。
当时,太学规模很小,只有5个老师、50个正式学生:设5个五经博士(教师),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每个老师带10个弟子(太学生)。
由于招生名额太少,正式在册的学生只能由朝廷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的高干子弟而来。不过,各郡国可以选拔保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作为旁听生,不占编制,数量也不多。
一年后,他们经过考试,如果能通一经以上,就能排队依次做官。
由于太学成为从政的重要途径,所以入学需求十分旺盛,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1000人,成帝时更是猛增至3000人。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好事。
但是,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不尊重教育规律,不注重教育内涵的提炼、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产品的使用(学生就业),只注重学校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学生人数的随意增多,甚至于在学历等问题上掺杂使假,教育的社会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乃至于在某些方面成为社会危害。
比如,王莽辅政和代汉以后,就大规模扩充太学。
王莽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迅速扩大太学招生规模,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其实是搞面子工程,违背教育规律,同时也违背干部人才成长规律。
无论如何,太学扩招,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像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他们出身寒微,没有背景,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不得不回家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成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拉拢读书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学扩招。
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员额迅速扩大到万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发达、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教师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
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必须经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甚至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待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背景差别很大,管理是很灵活的。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以及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他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刘秀其实不简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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