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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秘书前传-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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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处长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抱歉地笑着说：“手机还给你要走程序，过一段再说，还给你时，我们通知你。”
尹处长似乎理解我的心情，安慰地说：“小雷，不要多想，一定要相信组织。”说完两个人陪我一起上了楼。
来到家门口，我诚恳地说：“杨处长，尹处长，到家里坐坐吧。”
杨处长看我掏出钥匙开了家门才说：“不了，看见你安全到家，我们就放心了，不过，你还得积极配合调查。”
杨处长和尹处长看着我进了家门才下了楼。
一进家门，我便靠在了门上，仿佛好多年没回来似的，心里空荡荡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就这么靠着门足足有二十多分钟，才猛然想起来，应该给杨娜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杨娜接了我的电话，先是惊喜，然后就哽咽起来，抽泣着说：“老公，我马上打车回家。”
我放下电话，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把身子埋在了沙发里，呆呆地望着天棚。心灵深处有一种客西马尼花园式的孤独。曾几何时，权力在我心中就像神一样神圣，我一直像仆人一样敬畏着它，现在我却像约伯一样恐惧，不能生，却又不得死，看不见路，却又到处是光，约伯后来受到耶和华的加倍赐福，我却不知道在炉灰中挣扎多久，好在还有光，无论这光是人间烟火还是天堂之光，我的灵魂都需要照亮。我脑海中反复回响着鲁迅的名篇《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望见得救……”
我渐渐地睡着了……我太困了，在空军大院炼狱般的一星期，几乎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夜夜辗转，日日沉思，所有该想的都想到了，唯一缺的就是觉，然而我刚打了个瞌睡，有人开门，是杨娜，还未等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杨娜一头扑到我的怀里，她满脸泪水地说：“默，你可把我吓坏了，咱就是去种地去，也不在官场上混了，你有能力，干啥都能养活这个家。”
我紧紧地抱着妻子，眼泪无声无息地涌了出来……
我定了定神问：“娜，你是怎么知道张国昌出事的？”
杨娜抬起头，抹了抹眼泪说：“是花落落告诉我的。”
我心里一惊，纳闷地问：“她怎么知道的？”
杨娜面带感激地说：“花落落告诉我，你们出事的第二天，陈建样在兰京大酒店订了包房，晚上李国藩、肖继文、佟广真三家在一起，像是为了庆贺什么，花落落就多了个心眼，让服务员留心听他们说什么，原来是庆贺张国昌被中纪委双规了，这才知道你跟着一起出事了，连夜打电话告诉了我。”
原来如此，我听了妻子的话，惊愕地说：“这可真是人心叵测啊！权力最可怕的地方是让所有人都有麦克白情绪，他们不知道‘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杨娜不解地问：“默，张国昌出事了，李国藩等人为什么要幸灾乐祸？”
我惆怅地说：“娜，我只相信灵魂的法庭绝不会放过任何罪恶，等着瞧吧，戏才刚刚开始。只是……”
说到这儿，我叹口气，妻子不解地问：“只是什么？”
我感慨地说：“娜，你有个心理准备，我的政治前程很可能就这么葬送了，古往今来，中国人都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在不搞株连，但株连的遗毒还在，张国昌腐败了，我只能成为腐败的牺牲品！”
杨娜似乎早就做了思想准备，看来她得知张国昌出事的消息后，心灵也深深地受到了触动，看她眼圈发黑，就知道，我在里面的这些天，她也一定想了很多，杨娜从来就不是一个世俗的小女人，她安慰我说：“默，常言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说不定这种牺牲是一种福呢。”
我茫然地说：“娜，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了解张国昌，我估计案子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期间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无论结局是什么，我们都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个字：等！娜，我失踪这些天爸妈是不是急坏了，走，陪我去看看爸妈，爸一辈子经过的政治风浪多，我想听听爸对张国昌的看法。”
我和杨娜打车去了父母家，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杨娜怕他们听说我出事的消息，承受不了，便没告诉他们，其实父亲母亲早就从街谈巷议中听出了端倪，但是父亲很冷静，他一直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有事。
我失踪的那些天，母亲一直偷偷地抹泪，父亲却埋怨她说：“哭什么？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本质，难道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没数？我养的儿子我心里清楚，别哭了，我儿子什么事都不会有！”
我和杨娜一进家门，母亲就把我搂在了怀里，父亲只是简单地听了听情况，然后送了我一本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对父亲说：“爸，这本书小时候我就读过。”
父亲殷切地说：“再读一遍，你会有新的感悟的。”我理解父亲的心思，他老人家不希望我被命运打倒。
我和杨娜离开父亲和母亲后，心情都很复杂，我们手牵着手默默地在大街上走着，仿佛两颗无助的孤魂，天空中的大半个月亮是昏黄的，或许是屈服于霓虹灯的灿烂，窘得昏黄了，这倒使天空不再像天空，而像一望无际的深渊，那昏黄的月亮不过是深渊中的一抹鬼火。我记得我刚上任市长秘书的当天晚上，张国昌和孟丽华把我和杨娜叫到家里，嘱咐我要忍韩寿生，我大为不解，从他家里出来，我和杨娜也是这样手牵着手走在大街上，当时的心里虽然有憧憬，但也是投着没落的，杨娜还埋怨过我，没当市长秘书前盼着当，当上了又瞻前顾后的，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高兴不起来，此时我才知道了原因，然而一切都晚了，因为一切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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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致命漩涡
85。惊梦
在空军大院经历了炼狱般的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半梦半醒地熬着，终于熬出来了，才感到什么叫困。回到家后，我冲了一个澡，踏踏实实地睡在了自己的床上，就像一粒种子被埋在了大地里，这一觉睡得跟离开了人世一样，不仅没做一点梦，简直就变成了虚无。早晨，我和杨娜正睡得又熟又香之时，床头一阵又急又响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们。杨娜离电话近，她不情愿地拿起电话，半睡半醒地问：“谁呀？”
对方刚报了身份，杨娜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捂着电话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瞪着眼睛说：“默，是中纪委的电话。”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难道又要钓鱼不成。我一千个不情愿地接过电话尽量保持平静地说：“你好！我是雷默。”
“雷默，我姓尹。”
“噢，是尹处长。”
“我们有几个问题，你过来核实一下吧。我们住在省迎宾馆十五号楼一五一九房间。”
“好吧。”我挂断电话，杨娜惊魂甫定地问：“默，怎么刚回来，又找你呀？”
我苦不堪言地说：“看来张国昌的案子不结，我就别想消停了。”
突然电话又响了，杨娜本能地抓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一接电话就会消失似的。我抚慰地摸了摸杨娜飘逸的长发，苦笑道：“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还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说完果断地拿起电话问：“哪位？”
“雷默，我是建祥，下午四点钟佟秘书长要见你。”
我心中顿时警觉起来，联想到花落落提供的消息，张国昌等人被双规后，李国藩、肖继文、佟广真三家竟然在兰京大酒店大摆酒席庆贺，就知道佟广真想见我一定没安好心，便多了个心眼试探地问：“建祥，正‘三讲’呢，我听说市里四大班子秘书长以上领导在天柱山封闭学习，佟秘书长也该在山上，怎么可能有时间见我呢？”
“我也说不好，我只负责通知，你下午四点钟务必到佟秘书长办公室。”
我挂断电话心想，佟广真要见我必是李国藩指使的，中纪委来势凶猛，看来幸灾乐祸的狐狸们也坐不住了。
省迎宾馆院子里古树参天，湖波荡漾，鸟鸣啾啾，蝉声阵阵，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小石子路上，心潮起伏，当年和张国昌一起创建全国卫生城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如今物是人非，我感觉自己走进的不是比花园更美丽的省迎宾馆，例有一种走进监狱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想来想去都觉得不是“方我”主宰着无限，因为“自我”不过是隔在灵与肉之间的一道帘子，掀开帘子，左面是庙堂，右面是神殿，然而无论是庙堂还是神殿，都是监狱，因为肉体的真相是死亡，即使躲在“果壳”里也逃不出命运的牢笼，想用有限挑战无限，其结果只能触怒命运之神。
我望着一望无际的湖水，回忆的岛屿像海市蜃楼般在脑海中浮起，先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小岛，像岩石一样仅仅在水面上探出头来，随后便是礁石般的小岛，在阳光照耀下闪烁。我似乎看见小树林中有两个背景，一个是我，一个是张国昌，我们惬意地撒着尿，尿像光波一样流入湖中，我猛然想起一句警句：“光明，你是世界的血，却是黑暗的一部分。”
走进十五号楼，就感觉气氛有些异样，服务员失去了往日的笑脸，一个个严肃得都跟纪委工作人员似的。我不知道尹处长这次找我是想了解什么，猜测了一路，也没有头绪，便惴惴不安地敲了门，屋里传出“请进”的声音。
我定了定神推开门，刚好周波从屋里往外走。他一见我就略显惊讶地说：“哟，雷秘书。”
“您好！周组长，”我拘谨地问候道，“是尹处长找我？”
周组长和蔼地说：“雷秘书，昨天下午我找你们市政府秘书长佟广真谈话，跟他通报了你的情况，希望市政府妥善安排你的工作，这两天他应该找你。”
我感激地说：“谢谢周组长，谢谢组织上对我的关心。”
这时，杨处长从屋里走了出来。周波连忙说：“杨处长找你有事，你们谈吧。”说完推门走了。
杨处长平易近人地请我坐，我刚坐在沙发上，尹处长也从里屋出来了，还微笑着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两个人又像在空军大院一样，杨处长拿出了黑色笔记本，尹处长取出询问用纸开始记录。不知为，什么，进门前我还紧张得惴惴不安，一坐下来，不仅不紧张，而且头脑清醒得很。
杨处长开门见山地说：“雷秘书，经我们调查，张国昌共有七本护照，三本公务护照，四本因私护照，我们已经找到六本，还差一本，你手里还有没有护照？”
我想了想说：“我手里确实还有一本，上次准备去美国领人居奖，因张国昌临时改变主意，派佟广真去的，所以一次也没有用过，签证还有两个月到期呢。”
杨处长慎重地问：“你放在哪里了？”
我并不觉得这本护照有多么重要，东州市副市级以上领导哪个没有七八本护照，便无所谓地说：“我放在办公室了。”
“好，哪天我们与你联系去你办公室取一下，”杨处长似乎松了口气，然后话锋一转问，“雷秘书，在你印象里，张国昌去过多少次香港？去过多少次澳门？”
我深知张国昌在北京学习期间就去过澳门，但都是背着我去的，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没有亲眼见过的就是不知道，便斗心眼地说：“我一共当了两年秘书，这两年我只知道去香港二十几次，没去过澳门。”
尹处长停下笔，一脸严肃地问：“雷秘书，你再好好想想，张国昌去没去过澳门？”
我知道尹处长不相信我的话，杨处长也透出怀疑的表情，我态度坚决地说：“尹处长，我讲的是我知道的事实。”我特意强调了“我知道”三个字。
杨处长没有纠缠这个问题，进一步问：“你们前一段时间去深圳了吗？”
我一下子想起那天黄昏，罗春虎开车接张国昌，车上坐着丁仁杰、李凤江，张国昌向朱玉林、龙飞、林大勇撒谎称去珠海与孟丽华会合，夫妻相聚人之常情，朱玉林、龙飞和林大勇信以为真，只有我知道张国昌会去哪儿，但是我并没有跟着去，一个人在深圳苦等了两天。我心想，张国昌啊张国昌，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踩的，我能帮你的也只能说不知道了，“不知道”三个字一旦说出口，怕是我们之间的缘分也就到头了。
我定了定神说：“去开全国物业研讨会，是国家建设部主办的，张国昌是全国城市物业管理优秀市长。”
杨处长不动声色地问：“都有谁一起去的？”
我理解杨处长这句话的深意，但是我并未按他的意思回答，圆滑地说：“一共有三个人跟着去了，他们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朱玉林、综合二处处长林大勇、市房产局局长龙飞。”
杨处长追问道：“会议期间，张国昌在哪儿？”
我虽然知道纸里包不住火，但还是替张国昌遮掩着说：“不知道。因为他一下飞机就被深圳的朋友接走了，没有和我住在一起。”
杨处长不依不饶地问：“深圳的朋友你认识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不认识。”
杨处长刨根问底地问：“一星期的会，他只参加了一天，其余时间他去了哪儿了？”
我继续替张国昌遮掩道：“他说他爱人孟丽华到珠海出差，他去珠海了。”
杨处长对我的回答似乎很失望，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吧，今天就问这些，我们有什么问题会随时找你，你有什么困难也可以随时找我们。”
尹处长也面无表情地说：“雷秘书，这是笔录，没问题的话，按个手印吧。”
下午四点钟，我准时走进市政府办公楼，很多人看见我虽然还热情地打招呼，但人们的眼神很复杂。想起一个多星期前惊心动魄的那个晚上，我感觉像做了场噩梦。我尽量表现得坦然一些，若无其事地在走廊里走着，走廊里静极了，我却觉得每个门缝儿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异样地看着我，每扇门后都像有无数张嘴在议论我，我心情极其复杂地走到佟广真门前敲了敲门，屋子里却死一样的沉寂，我猜想佟广真不在，便有些不知所措。朱玉林的办公室在佟广真办公室的斜对面，我心想佟广真不在，也许朱玉林在，不妨到朱玉林办公室坐一会儿，省得在走廊里别人看见我像看见怪物一样。
我刚要转身击敲朱玉林办公室的门，朱玉林推门出来了，他看见我有些惊讶，似笑非笑地问：“雷默，你怎么来了？”好像我不该来似的。
我心想，你以为我应该在哪儿？但脸上却堆着笑说：“朱秘书长，我正想到你屋坐一会儿呢，佟秘书长找我，却不在。”
朱玉林纳闷地问：“他应该在天柱山上封闭‘三讲’啊！”
我看朱玉林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揣度佟广真为什么找我，我解释说：“可是陈建祥通知我四点钟到佟秘书长办公室。”
朱玉林“噢”了一声，表情不太自然地说：“先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吧。”
我不知道朱玉林为什么表情不太自然，其实他应该庆幸，朱玉林一心一意想钻进张国昌的圈子，却始终没有把准张国昌的脉，多亏他没有把准，真要是把准了，专案组就不会称我为四号了，或许四号就是朱玉林的代码了，我就升一级成五号了。
我走进朱玉林的办公室，坐在沙发上，朱玉林既没给我倒水，也没递烟，只是颇为感慨地说：“没想到，真没想到，太突然了，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
我苦笑了笑，没搭茬儿，我没法儿表态，因为张国昌出事对我来说突然也不突然。
朱玉林接着说：“雷默，遇事要想开些，往前看嘛。”
朱玉林这句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劝我“想开些”，是提醒我，我的政治前途肯定受影响了，会有多大影响，要“往前看”。
朱玉林还想说什么，有人敲门，我起身开了门，来人是张炳祥。
“雷默，回来了？我说你不会有事，一个书呆子，会有什么事呀？大伙都说你没事。”张炳祥欣慰地说。
我相信张炳祥的话是真的，想起和张炳祥一起为张国昌写党性分析报告的日子，我感慨万千，但我并未在脸上表露出来，只是平静地说：“谢谢老大哥关心。朱秘书长，我估计佟秘书长该回来了，我去看一看。”
朱玉林说了声：“好的。你去吧。”也没送我，我知道张炳祥找朱玉林一定有事，便知趣地离开了朱玉林办公室。
我走到佟广真办公室门前，门没关严，留了一个小缝儿，我从门缝儿看见佟广真坐在高背皮椅上接电话，他说了一句：“好的，市长，你放心，这小子一会儿就会来，我一定会问清楚的。”便挂断了电话，
我当时就明白佟广真找我的意图了，这是想替李国藩从我嘴里问出我在里面这一个多星期的情况，我便警觉起来，不动声色地敲了敲门，轻轻地推门走进办公室，淡定地问：“佟秘书长，你找我？”
佟广真翻了翻眼皮冷漠地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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