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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秘书前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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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是啊,”我深有感触地说,“以你的才能,任个市政府副秘书长绰绰有余,可是……”
还未等我说完,就被张炳祥打断了,“兄弟,无所谓了,五十多岁了,小学生写作文都会说我是个半百的老人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大哥,太伤感了吧。多想想女儿。”
一提女儿,张炳祥眼睛亮了起来,“对,我现在就盼着女儿出息,雷默,你什么时候回东州?”
“我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我也是,咱俩一趟飞机。”
“太好了!”
下午,我和张炳祥在首都机场刚过完安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竟然是张副市长打来的,我顿时有一种预感,大概走不成了。
“雷默,上飞机了吗?”张副市长的语气有些焦急。
“还没有。”
“先不走行吗?”张副市长竟然用了商量的语气。
“有事吗?”我试探着问。
“韩寿生那篇文章我找几个同学看了看,都说这么写不行,要重写,时间紧,明天下午一点半,要在全班宣读,有地方局的领导听。”张副市长心急如焚地说。
我听明白情况后,反倒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因为我用实力证明了我的正确,“张市长,我和炳祥在一起,我们俩一起去你那儿怎么样?”
“太好了,”张副市长兴奋地说,“有炳祥这个大笔杆子在,我就更放心了。”
“炳祥,”我挂断手机问,“晚回去一天怎么样?”
“有事吗?”张炳祥不解地问。
我说明情况后,张炳祥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好吧。”
我和张炳祥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中央党校,赶到张副市长房间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学员们陆陆续续地去食堂吃饭,张副市长没心情吃晚饭,我和张炳祥推开他的宿舍门时,他一直焦急地在房间里抽闷烟。
我俩一进门,张副市长连忙起身,将一个资料袋递给我,催促道:“雷默,你和炳祥熬个夜吧。我问了一下,写完的学员没有超过三千字的,时间很紧,你们去准备吧。”
我抽出材料袋内的材料,没有什么新东西,一份党性分析报告写作要求,一份我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另一份是韩寿生写的。
从张副市长宿舍出来,我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紧张,责任重大,必须找到一份往届学员写过的党性分析报告做参考,我想到了潘文言,情不自禁地拨通了他的手机。
“文言,在办公室吗?”
“雷默,我正要下班,有事啊?”
“文言啊,张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把活儿交给我了,我没写过这东西,你一定帮我弄几篇范文,拜托老兄了。”
“党性分析报告是存档的,弄出来很难,但老同学的忙我一定帮,你在办公室等我,我去办。”
我和张炳祥满怀希望地走进潘文言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架,两个单人沙发就把房间装满了。我一进屋就盯上了房间内的书架,书架上有很多党性方面的书籍和党刊杂志,我和张炳祥分别找了十几本书籍和杂志。大约半个小时,潘文言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张炳祥,然后急切地问:“文言,怎么样?”
潘文言笑着说:“总算找了三篇范文,其中这篇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名利关》,参考价值最大。”
“太谢谢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文言,我们找的这些资料也拿走了,用完了再给你送回来。不打扰了,我们先走了。”。电子书下载
潘文言像看命根子似地嘱咐我用完这些资料一定给他送回来。
我一边走一边说:“放心吧。”
回到驻京办,连晚饭都没吃,我和张炳祥躲到房间里开始翻资料,企图从中找到灵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和张炳祥仍然一筹莫展,我一边翻看材料一边思索,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没写过,为什么被一篇三千字的党性分析报告给难住了?当我在一本党刊杂志上看到“灵魂”二字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难就难在剖析的是别人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灵魂,如果用张国昌的事来剖析我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就容易写了?这时杂志中“荣辱观”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惊喜地问:“炳祥,你看文章的题目就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怎么样?”
“好啊,”张炳祥眼睛一亮说,“荣辱观是人生观的一小部分,以点带面更容易写透对人生观的态度。”
“围绕着荣辱观,我想用发生在张副市长身上的三件小事阐述三方面的问题,”我兴奋地说,“第一,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要忍辱负重,不辱使命,既要敢于承担错误,又要勇于改正错误;第三,树立正确的荣辱关,就要襟怀坦白,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
“太好了,”张炳祥肯定地说,“雷默,你写第一稿,写完了,我再看,过凌晨了,我先睡一会儿。”
张炳祥躺在床上和衣而睡,很快打起了呼噜,我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党性分析报告毕竟不是一般论文或什么会议上的发言稿,我一边写,一边强烈地感觉到我正在内省自己的灵魂,我开始寻找自己的灵魂,不过不是像但丁那样到地狱、净界和天国去寻找,而是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那真实而独特的“自我”。那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他人的灵魂。黎明时分,我写完了第一稿,一边伸个懒腰,一边叫醒张炳祥。
“炳祥,你修改吧,我眯一会儿。”
张炳祥睡眼惺忪地起床洗了把脸,坐在写字台前修改。大约一小时后,张炳祥定了稿。他叫醒我,我一看表已经早晨五点钟了,只好和张炳祥一起去了驻京办的打字室。
刚打完第一遍稿,正在校对时,丁能通笑眯眯地推门进来了。
“雷默,炳祥,张市长来了,等你们俩呢。”
“这么早,”我惊讶地问,“几点了?”
“七点了。”丁能通看看表说。
“雷默,”张炳祥笑了笑说,“看来张市长是真着急了。”
我和张炳祥惴惴不安回到房间时,张副市长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脸色好像昨晚也没睡好。我将稿子递给他,他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便低头看了起来。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张副市长看得很认真,比平时批阅文件不知要认真多少倍。半个小时过去了,早就该看完了,但是他仍然在看,我的心又揪起来了,心想,是不是还不满意呀?张炳祥的表情也有些紧张,因为我俩昨天晚上连晚饭都没吃,苦熬了一宿,彼此都疲乏极了,如果张副市长不满意,需要重写,就剩一上午时间了,再大的笔杆子也禁不住这么折腾。
正在我和张炳祥面面相觑时,张副市长一拍桌子说,“好,太好了。雷默,炳祥,辛苦你们了!”
我和张炳祥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张副市长却话锋一转说:“不过,爱莫斯商城着大火这段不能写,改一段别的吧。”
我一听就急了,据理力争地说:“张市长,大火这一段必须写。”
“为什么?”张副市长不解地问。
“因为你因爱莫斯商城大火记过大过,这是记入档案的。你说下午有地方局领导旁听,他们肯定知道这件事,如果在党性分析报告里,连自己历史上的错误都不敢正视,肯定说不过去。再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剖析好了,还是这篇文章的亮点。”
张副市长沉思片刻说:“也好,雷默说得有道理,好,你们俩任务完成的不错,回东州吧。能通,送我回党校。”
送张国昌和丁能通走出房间后,我和张炳祥疲惫地倒在了沙发上。
·16·
第六章 台前幕后
52。警示
明天市委组织局级以上领导观看电影《生死抉择》,进行警示教育。刚好与李国藩主持的专题研究“三四三”工程的市政府常务会议撞车了,按理说李国藩应该串到第二天下午开,但是他不但没串,还要求下午的会议照开不误,而且谁也不许请假。结果建口的局以上干部全部没去观看《生死抉择》。李绍光作为主要组织者非常生气,特别是当他亲自打电话与李国藩商量市政府常务会议能不能串一下,强调警示教育很重要时,李国藩很不以为然地质问道:“搞这些花拳绣腿有什么用?干点实事好不好?”李绍光对李国藩不可理喻的态度虽然忍了,但是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当他得知李国藩主持召开的常务会议研究的内容后,更是颇有腹议,一大早他就推开了魏正隆的门,想一吐为快。
昨天看了《生死抉择》这部电影,魏正隆很有感触,他觉得面对腐败,真正面临生死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李高成,而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党。他甚至怀疑如果自己面临李高成的处境能不能像李高成那样选择?魏正隆的确为自己的犹豫而心惊,他觉得应该在全党干部中搞一次大讨论,题目就是“如果我是李高成应该怎么办?”
想到这儿,他提笔想率先垂范写一篇观后感。刚点上一支烟想琢磨一下文章的开头,李绍光阴着脸进来了。魏正隆很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李绍光,见李绍光进来便和盘托出,然后尖锐地问:“绍光,你说腐败的根源是什么?”
应该说李绍光对这个问题思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他上任东州市委副书记那天起,就一直在思考,当仔细听了魏正隆关于《生死抉择》的观后感,他一针见血地说:“其实,腐败的根源很清楚,那就是我们的制度允许腐败,我们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这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有其合理性。”
魏正隆起身一边踱步一边沉思,他很欣赏李绍光的坦诚,但是他弄不明白“腐败的合理性在哪里”,于是他反问:“绍光,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允许腐败?”
李绍光用两个手指戳着茶几说:“制度堵讲真话的嘴,使执政党害怕人民的意见,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勇气学会坦诚,就永远也听不到真话。什么叫解放思想?就是允许人们讲真话,哪怕是揭露自己的伤疤,也让人家讲出来,不能为了所谓的‘稳定’就因噎废食,否则花大力气捂矛盾换来的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稳定’,孕育出来的却是一个不可能收拾的结局。”
“绍光,你的观点总是那么犀利,”魏正隆感慨地说,“你说的对,党的坦诚会带来社会风气的坦诚,党敢讲真话人民才乐意讲真话啊!”
李绍光起身到饮水机前给自己倒了一杯清水,一边喝一边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一部贪官污吏史,人治、专制、官本位、权力崇拜、舆论被钳制以及天下私有或者统治集团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陈腐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腐败。常言道以史为鉴,老魏,‘文死谏、武死战’,是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为官之德,而今‘武死战’犹在,‘文死谏’者有几人?”
魏正隆惆怅地说:“这就叫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不承认这个道理,无异于掩耳盗铃,时间久了,非出问题不可啊!”
“老魏,”李绍光借题发挥地说,“这第一个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把的就是你这个市委书记,李国藩昨天那么重要的活动都不参加,快成‘党内个体户’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忍再忍?”
魏正隆早就习惯了李绍光的刻薄,但是如此明了地捅破窗户纸还是令他这个当班长的有些难堪。
“绍光,”魏正隆似有难言之隐地说,“还不是为了班子团结,你得承认国藩是肯干事的市长,自从他上任以来,银环路工程突飞猛进,这又启动了‘三四三’工程,应该说在年内改造三条街路、四个广场和三座立交桥都是大手笔,特别是四个广场中的市府广场,我看了规划图确实可以代表东州的形象。”
李绍光冷哼一声,揶揄道:“老魏,或许光荣背后是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啊!别的咱不说,就说即将戳在市府广场上的那个雕塑,那哪是什么凤凰翼,根本就是权力崇拜的权杖!”
魏正隆并不赞同李绍光的意见,他觉得李绍光过于尖刻了,便认真地说:“绍光,经过夸张变型的木雕图腾,呈三角型组合而成,融汇了战国时期的钟鼎语言,既显得古朴典雅,又具有时代气息,取高二十一米,象征着东州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正如大鹏展翅,迎着朝阳,意气风发,即将翱翔在二十一世纪的万里晴空,多有内涵啊!”
“老魏,”李绍光激进地说,“你说的都是表面的东西,凤凰翼雕塑寓意在权,全身包金,金灿灿地屹立在市府广场,旁边就是国旗,足以彰显李国藩的政治野心和对权力无限向往之情,不然他也不会在昨天的常务会上将雕塑底座修成真空仓。”
魏正隆不解地问:“将凤凰翼的底座修成真空仓干什么?”
“干什么?”李绍光嗤之以鼻地说,“还不是为了流芳百世!李国藩从改造市府广场那天起,就有一个设想,他要在千禧年给一百年以后的市长写封信,封在凤凰翼底座中,他不仅要让东州市人民看见凤凰翼便想起他李国藩,他还要让一百年以后的人也不忘记他,这不是政治野心是什么?”
魏正隆恍然大悟地说:“李国藩为了青史留名,用心良苦啊!”
“老魏,”李绍光捂着肚子似乎有所不适,他呷了一口水接着说,“有件事我应该向你通报一下,有人跟我反映,在澳门葡京赌场看见过张国昌,而且就是在北京学习期间。”
“什么人反映的?是不是看走眼了?”魏正隆难以置信地问,“我听说国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口碑非常好,各种成绩都名利前茅,特别是最近写的党性分析报告,获得很高的评价,在政治上,他可是前程似锦啊,不会不珍惜吧?”
“老魏,还是宁信其有好一些,”李绍光谨慎地说,“我手里有几封关于反映丁仁杰、李凤江嗜赌的举报信,还反映与张国昌的关系不正常,称兄道弟不说,有人说这两个人多次陪张国昌去澳门葡京赌场。”
“多次?”魏正隆警觉地问,“有多少次?”
“目前还无法查证,因为举报信都是匿名的,真假难辨,但是无风不起浪啊!”李绍光担心地说。
“绍光,”魏正隆严肃地说,“这种事不能姑息养奸,从保护干部的角度敲山震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绍光,你抽空找国昌谈一谈,看看他的反映。”
“老魏,”李绍光为难地说,“无论是李国藩还是张国昌,都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国昌,别看表面上绍光长、绍光短的,其实骨子里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找他谈怕是不妥,不仅听不进去,还会认为我别有用心,老魏,我看还是你先找他谈谈比较好。”
李绍光说完脑门上渗出细汗,魏正隆觉得李绍光脸色不好,说话气力不足,便关切地说:“绍光,你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工作不能太累了,整天工作起来与时间赛跑,你不要命了?”
说着,魏正隆亲自给李绍光到了一杯水,李绍光接过水杯自我解嘲地说:“老魏,尼采说,不朽的东西,仅是你的譬喻!麻烦的上帝,乃是诗人的骗局,人仅仅是‘永恒’手中的玩物,不朽只是人的梦想。因此,自从得了结肠癌后,我就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共产党宣言》说得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不瞒你说,老魏,我死后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绍光,你太悲观了,你的手术不是做的很成功吗?马克思才不会收你这么年轻的幽灵呢!”魏正隆抚慰地说。
“谁说的?”李绍光虚弱地笑了笑,“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哲学家们一直苦苦探讨的问题,其实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早就解决了,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来,最后只能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去。”
魏正隆伤感地说:“你太理想化了,恐怕在我们的队伍中,一些灵魂马克思是不会收的,恐怕连上帝都不会收,只能去幽冥之国忍受煎熬了。”
“老魏,不是我理想,如果我们连理想都丢了,才是生死抉择的大问题啊!”李绍光疲惫地靠在沙发上说。
53。长城
将近一年了,我乘飞机穿梭在东州与北京之间,像一个内心的流亡者,对我来说,北京就像情人“卡吕普索”,东州就像妻子“佩涅洛佩”,我不是奥德修斯,但是我的灵魂正在漂泊,而我的肉体仿佛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在我的内心深处光明与黑暗不停地举行婚礼,无论是情人“卡吕普索”,还是妻子“佩涅洛佩”,都在痛苦地哭泣,我的心弦被这痛苦的哭声拨动了,我的灵魂就像一缕清溪向黑水河方向奔流。
最近赵奎胜请几个市长的秘书吃饭,我原以为赵奎胜是张国昌的死党,通过这顿饭,我才发现,他正在通过巴结陈建祥向李国藩靠拢,这不得不引起我的警觉,商人的本性是有奶就是娘,何况是奸商。
席间,我特意借陈建祥醉酒之时探讨了李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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