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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秋凉话中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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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下决心说：“我要做大医，要做上工。”我没有听到一个西医院的医生有这么说的。倒是听过不少搞艺术的人讲，要做艺术家，不做工匠。女儿说，仅仅为济世救人她还不能学中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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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碗饭吃或其它功利目的都不足以使她学中医，她是在中医里面找到了一种感觉。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能理解她。我认为既便是在专业领域内找到感觉对人也是很重要的。人的一生往往是寻求属于自己的感觉。比如数学家寻找和谐之美，物理学家寻找统一场论，艺术家寻找意境等。人的感觉有排“错”法，不属于它的东西它不要，感觉有引领作用，它的超越性不能不引起人的重视。
喜爱艺术的女儿在学了中医后还不想放弃她的音乐爱好，假期她还时常拎着琴去找她原来的老师练琴。有一天，她的老师说：“你原先拉琴时很有感觉，为什么你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呢？”女儿沉吟了一会说：“我明白了，我的感觉转移了，全转移到中医上去了。”女儿拎着琴回家来说：“一心不可二用说的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艺术感觉也不能二用，所以我暂时不能学琴了。”
达到妙手回春境地的中医就是大医，大医给人治病就是展现艺术才能了。而艺术性的东西如何普及，推广？如何能被用科学眼光审视的人欣赏？那些无数具体细微的过程，那些感悟体会，那些切磋，那些实践交流，怎么可能仅仅用形式理性的框架框住？笼罩着中医的被看成是巫，是玄的氲氤之气就是由艺术因子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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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中国人，便是做西医时想问题有时也还是有中国人特点。妇产科专家曹泽毅做手术，面对的多是癌症患者，早年他总是尽可能多地清除癌细胞，并为自己清除得比别的医生彻底而骄傲。可是，当看到获得了生命的病人失去了家庭幸福甚至演绎悲剧人生时，他对自己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怀疑。如今别的医生做十来个小时的手术他做都不超过两个小时，切除的很少，他开始冒险，死亡率比从前要高，因为他把治疗的侧重点不仅仅是放在让人活上，更是放在活得象人上，也就是生存的质量上，这就是说，他宁可冒病人可能死亡的险，也拒绝用手术刀开创悲剧人生。
他这种医疗观念是大可商榷的，这是对眼里只见病不见人的医疗观念的反动，这种治疗方式增大了病人的危险系数，在理性上不是强势。可是作为中国人好多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这种治疗方法。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陈国强得知：在东北有一些老中医根据传统的以毒攻毒理论用砒霜治疗肿瘤病人，并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病例。通过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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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的研究，发现在当时治疗的32例病人中，有28例能够得到完全缓解。陈国强在临床试验中，每天给急危病人注射10毫克纯三氧化二砷溶液，连续打三四个礼拜，直到病人完全缓解为止，且大多数病人都没有明显的副反应。这一研究成果让西方人惊讶，在西方人的思维里，砒霜就是一种去杀人的或者用来自杀的毒药。他们认为用砒霜来进行静脉滴注而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副反应，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地域的西医有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会偏往中医所走过的道路。我想，是不是东方人的头脑中侧重意象思维的比例要比西方的大呢？
女儿小时，我曾致力于她的科学理性思维塑造，与好多女孩子一样，她天生不接受科学理性，常常是道理给她讲得明明白白了，她说：是的，道理是这样的，可我还是想那样。完，什么道理都白扯。怕女孩子到了中学阶段学不进数、理、化，我提早给她培养兴趣，从她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用了三年时间，每天晚上给她讲《科学演义》。我认为，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不从兴趣入手，割裂科学发展史，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如果我能培养起女儿对科学的兴趣，那么中学的科学教育便不是不可以接受了。三年，我不仅给她讲完了科学发展史，还重点讲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把《物理世界奇遇记》也啃了下来，这下，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 可是到了中学，女儿和班里的绝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对数、理、化束手无策。我认为还是学校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决定亲自教女儿这些课程。结果我发现女儿的头脑拒绝解题，拒绝线性思维。物理老师让她提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气得在课堂上呼叫天老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不能让她回到逻辑思维轨道上来，我迷惑不解地问她：“我给你讲了三年的科学，你一直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兴奋、专注地看着我，我问你，你把这三年我讲的东西听哪去了？”她笑嘻嘻地说：“我光看你表演了，哪听你讲了”。我象她的物理老师一样地叫起天老爷了：“天啊，我这三年时间不全是白费了吗？”女儿说：“怎么能是白费了呢，如果你不花这么大的力气，怎能知道我不是科学的料，怎么会接受我学不了科学这个事实呢？” 女儿迫使我接受了人的思维类型是不一样的。其实我知道，我的头脑也不是纯理性思维的，我曾和别人一起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别人能做上来十道题，我能做上来九道，人说，这就不简单了，再努把力不就能做出第十道题了吗？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没做出来的那道题，发现问题根本不是我再努力的事，我根本就作不出最后那道题，那是我科学智力的极限，表面看我与他人的数学能力只差一道题，实质却是天上地下，能做出最后一道题的人必须得是纯数学头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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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不是。我是用摹拟数学思维做上九道题的，这不能说明我具有数学头脑，在别人看来，我与数学尖子生差不了多少，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别人，只能学到形似，永远不能达到真是，要想真是，就不能摹仿别人。后来我再给女儿辅导功课时就不强行让她用科学思维学习功课，而是让她用一种摹拟思维去学习，这种模拟方式不能使学习达到十成效果，但可以达到八、九成。但在选择一种终生学习方式时，我不能让她选用终生需要摹拟思维的，而是要用她本性思维的。因为，在各行业达到顶极成就的无一不是自性思维。
我看到高工在文章中提出：历史上进入中国的黄种民族甚至占领者都被融入了中华文明，而被中国控制时间长达2000年之久新疆地区的非黄种人接受中华文明的程度就非常低，比周边黄种人国家的还要低，至今也没有一个白种人部族接受了中华文明，这只是简单的巧合吗？这使我不得不想到，中医的思考方式可能真的让西方人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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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没有数、理、化头脑，没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不能搞科学，或者说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所搞的东西就不是科学，是“伪科学”，要被科学捍卫者棒杀。我承认科学是以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为衡量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不是科学我不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学不好科学也正确，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来划分智能高低，来划分理性和非理性，甚至决定留存的问题，那么我与“科学”的斗争就是为了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了，就是不愿做奴隶的斗争了，这是捍卫头脑领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斗争。我从来没有说要取缔西医，可消灭中医的口号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来了。难道我的头脑就不是头脑？这坚船利炮还顶到脑瓜门上来了？
且不说数学家桐丘城认为数学与美学紧密相联，也不说外科医生在做手术中找到与艺术大师同样的创作感受，更不说艺术感是各领域人的创作动力，只说科学发展难道一直是靠科学自身获取动力和成果的吗？翻开科学史一看， 其中充满了由旁门左道，触类旁通，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从来就没有走过一条康庄大道，科学真正讲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才几天？袁隆平如果走一条中规中矩的科学道路能有今天的杂交水稻吗？多少大科学家当初所做的不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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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否定的？我不知道把科学打扮的过于圣洁的用意何在？灰姑娘的出身是科学不能接受的？我相信，“科学”现在也还是在用试错法前进。
我想，当年为了不让女儿被当今纯洁、崇高的科学吓住，我在给她讲科学史时，是不是把科学发展的本来面目植入了她的头脑？我给女儿讲了三年的《科学史演义》的意外之得是她对科学不迷信。或许她现在正在走一条最本源的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如今如此圣洁，以至于象袁隆平也是很艰难地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据说他以后再也不报科学院院士了。科学在一些被称做是科学家的捍卫下才变得纯洁了，可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活力？科学的专制，使有些高级科学家除了捍卫科学的纯洁性已难有其它做为。他们把持着发明、发现权。凡是不符合他们科学要求的统统打成“伪科学”。他们甚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中医的色彩为此一直是灰色的。这样一来，科学高高在上，与其它人类思维产物不可通约，失去了强大的生存基础和营养来源。中国的科学所患的正是气血两虚之症。
我在家里生豆芽，把一斤豆子放到盆里，浇上水，放到温暖的地方。不两天，齐刷刷的豆芽就生出来了。我把豆芽取出做菜。盆底总要剩几粒豆子纹丝不动。我称它们为钢豆子。放在手里，看着它们。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死的就错了，它们是对水、温度，规律，齐刷刷……对生豆芽的反动。我当中学老师时，班上总有几个学生是不进盐酱的，既不是科学头脑，也不是意象思维，被别的老师称做是花岗脑袋。我有时轻拍他们的脑袋，感慨他们是人类的钢豆子，他们受比生豆芽更大的规律支配。他们更是种子。
我庆幸女儿的头脑不是科学型的。她知道，推动科学发展的不一定得是大专家，而是多有一技之长，动手能力强，侧重感性认识，注重实效，不太受科学理论束缚的人。
女儿放下紧张的备研要去深山访一位八十多岁的采药人。我说，这会影响你考研的。她说，采药人已经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继承他的所知，你以为他还能等吗？在考研和去访采药人这两者之间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我当然认为后者重要。女儿的朋友们认为前者重要，理由是，采药人只有一些感性经验，他采用一些当今人长久不用的草药，用不符合现代人理念的方式配伍使用，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能用科学解释。女儿说，这些东西虽然她现在还不能理解，但先抢救性地传承下来，留待以后再研究也不能让它现在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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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确能发生一些让人菲夷所思的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在五岁时得了肾病。在当地医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长年住院治。这些治疗只是为了延缓孩子的病，为的是能坚持到十二岁，才可以换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孩子治病，他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为了让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时，我们就请他出来吃点饭，喝点酒。他总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大家都给他捐钱，他会裱画，我就给他揽这样的活，让他多点收入。大家认为他会让这个病孩子拖垮的，应该另做打算，就推举我去跟他谈。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说，这个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个孩子吧……他没容我把话说完就急了，表示绝不放弃这个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叹气，无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惨结局的到来。可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头，祖传一个方，只治肾病中一种类型，在乱投医的心理支配下就给孩子用上他这药了，结果这么大的一个病，就象治个感冒似的就好了，好的让人难以置信，什么后遗症都没留。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健康，而且顽皮，我问这孩子怎么比别的孩子活跃，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整个接受的是医疗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这个治病的人根本就不是医生，不知医理，病理，跟神奇不沾边。
（四十二）
最近，两个熟人死了，一个四十二岁，一个不到四十岁；两个人都很肥胖，得的同是高血压、脑出血类病。看到他们的亲人悲痛欲绝，我感到人的生命实在是很脆弱。回忆小时候，很少看到胖子，有高血压病的人很少。偶尔遇到一个高血压病人，我母亲会很感兴趣。医院也很重视高血压，血压高一点就给开病假条。有想偷懒歇一天的人，就想办法把血压弄高点。我记得方法是：先跑上八百米，再喝上一大杯热水，大夫给量血压时攥紧另一只拳头……这血压就高了，能得到休息一天的病假条。
78年上大学后做体检复检，有个同寝室的女学看着血压计就紧张，量时血压就高了，医生让她一边站一会再量一遍，她脸色大变。我过去安慰她，给她按摩两肘的曲池穴。医生再喊她量时，血压就正常了。事后她谢了我一个大苹果。
据我国1979－1980年全国高血压抽样普查结果，20岁以上成人确诊高血压患病率为5。8％，临界高血压患病率为3。3％。如今，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上海城乡的高血压患病率为 29 。 2％。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杜松澎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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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部分数据说，超过一半的中学生血压偏高。从数据库的统计数字看，高血压病和与高血压病密切相关的心肌梗塞、脑卒死等心血管疾病占人口死亡原因的一半。为此，每年的10月8日已被定为全国高血压日。 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的人如今怎么这么多了？一般说来，这种时代性，集体性的疾病在历史上往往是传染病，这高血压不会是有“高血压菌”传染的吧？这要是按早先的标准，这一半的中学生和三分之一的上海人岂不是都得休病假？
对高血压的成因，医学界说还不清楚。有关专家认为，九成半高血压病来自遗传。我想这高血压家族也和我们一样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专家估计的1。6亿多患病人数也不可能都是高血压家族的人。这种翻番的增长不能不使我把高血压看成是一种时代病。
为什么高血压病在当今增长这么快呢？女儿说，当然是今人的生活方式使然了。统计数字已表明，高血压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现今高于从前。高血压病是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流行病，而且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患病率越高。这就更说明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
看我迷惑不解，女儿说作为不是医生的我完全可以简单理解。她说，血管可以当成水管来看，血压为什么会高？供血量太足或不足了呗，太足了，血压自然会高，在供血量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办？人的代偿功能就会提高血压，这就是高血压。常用的降压药是扩张血管，水管子粗了，一量血压，当然就不高了。可是造成血压升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心脏的负担没减轻，血管总被不自然地扩张，心脏承担着血管扩张带给它的更大调节负担，这病不但没治愈，还给心脏和脑带来隐患。
我问女儿，如今的高血压都得终生服药，古时的高血压是什么样，是不是没法治呢？女儿告诉我，血压计是1896年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发明的。血液的测定大约始于1910年前后，因此历史上中医学没有高血压的概念。高血压属中医学眩晕、头痛的范畴。中医认为引起血压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血脂高，血粘稠能影响血流速度，从而引发高血压，而贫血，气血两虚的人，也可以是高血压。所以，胖子可以得高血压，瘦子也可以得，但中医的治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医认为高血压发病与体质因素、情志因素和生活失调等有密切的关系，而以体质和情志关系更为重要。体瘦、急躁易怒的，阴虚阳亢，患高血压的多。体胖的人，脾气虚而多痰湿，风痰相煽，因而血压升高…… 人在盛怒之下，肝气上逆，血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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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就会发生高血压症。大喜、大悲、受到惊恐，情绪紧张而不安宁，心肝受扰容易患高血压病。生活失调同样可以引起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也会导致发生高血压症。劳逸失度会引发高血压病。
饮食失节在高血压发病诸因素中占有重要位置。过食肥甘厚味，伤脾碍胃，生湿酿痰，痰湿阻滞，风痰上扰，会发生高血压。酗酒之人，助湿留热，肝阳易涨，容易发生高血压。过食辛辣等物，伤阴化火，阴精损伤，火热上冲，从而引发高血压。尤其是嗜食咸味者，血脉凝涩，肾气损伤，则血压上升。
以上这些致病因素在当社会都得到空前的强化。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估计现有超重和肥胖人数分别为2亿和6000多万。大城市成人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高达30。0％和12。3％。这些人是高血压的易患人群。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景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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