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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钟山



第一章

边塞小镇

上个世纪的边塞小镇和北方的任何一个小镇没有什么不同，粉尘和焦煤的气味笼罩了一方世界。淡淡的，似有似无的焦煤气息，一直延伸得很远。

卡车，还有七八十年代经常出现的轿车零零星星地行驶过小镇，沥青铺就的路面上，留下一串串沙沙啦啦的声音。一些骑着马，挂着腰刀的蒙古人，显然是喝了酒，脸色酡红地骑在马上，微醺了双眼，有一搭、无一搭地端详着这座烟薰火燎的小镇。

喝了酒的蒙古人，端坐在马背上，散漫又自信地在小镇的大街小巷窜过，让人明显得感受到，此小镇非彼小镇。这是一个北方的边塞小镇。

小镇的东面，有一片红砖青瓦的平房，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典型的北方建筑，有街有巷。这片房子依街而建，傍巷而居。在一方红砖青瓦的院子里，居住着四位女人——母亲史兰芝和三个女儿徐锦春、徐锦秀和徐锦香。

一大早，史兰芝和大女儿徐锦春就站在门口，一次次地向外张望。

锦秀和锦香是两个妹妹，她们还在中学里读书，此时早已背着书包，挺着少女的身姿，离开家，上学去了。

老大锦春高中毕业，已经年满十八岁了。十八岁的锦春鲜活而又生动，她站在自家门前，楚楚动人的期盼着。

母亲史兰芝不断地用手遮了前额，一次次地向远方张望，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他们该来了。

母女二人此时等待的是边防站的黎排长。

黎排长是北京人，叫黎京生。说起话来字正腔圆，很好听。

前些时候，徐锦春报名准备参军，表格都是黎排长送来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别说是一个女孩子想参军，就是男孩子能入伍参军，也是件大事，新鲜事。

徐锦春从小就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当上女兵，也一直喜欢看讲英雄的电影和小人书。她在看电影《英雄儿女》时，就被里面的人物——漂亮而英姿飒爽的女兵王芳深深地吸引了。以后，她就一直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女兵。

此时的徐锦春就穿着一身正宗的女兵制服。这是前不久黎京生排长送给她的。黎排长是男兵，理应没有女兵的服装，这是黎排长去守备区医院检查身体时，用自己的男兵服装和医院的女兵换来的。

眼前的徐锦春俨然是一名女兵的模样了。

几天前就说好了，黎排长要给徐锦春送入伍通知书。这才使得史兰芝母女一早就倚在门前翘首以待。

拿到入伍通知书，徐锦春就是一名真正的女兵了。她多年的梦想也就实现了。昨天晚上，妹妹徐锦秀就一脸郑重地说：姐，你就要当兵了，就把你这身军装送给我吧？

她冲妹妹点了点头，自己马上就是女兵了，还愁没有军装穿吗？她答应妹妹时，甚至还想过，以后让小妹也穿上军装。女孩子穿军装就是好看。

徐锦春能顺利地报名、体检，做着应征前的各种准备是原因的。那个年代的女孩子能当上女兵可是件大事。一是部队招女兵的名额本来就少，想当兵的人又很多，而当兵又是青年男女当时最好的一条出路。毕竟除了下乡，或者留在城里就业，都不如当兵更让人光荣和踏实。即便在部队提不了干，当满三年兵后，国家也会负责安排工作，而且还是国营单位，铁饭碗，硬实得很。

如果不当兵，就是工作也都是临时的。小镇本来就不大，就业的单位就更少了，母亲史兰芝工作了大半辈子，也就是在一个街道小厂。这是一个木材加工厂，整只树木运进来，工人们负责将其加工成圆的或方的木料。狭小的厂房里充斥着巨大的噪声，史兰芝就在这尖锐、刺耳的鸣响中忙进忙出，然后看着一车车粗加工后的木料被运走。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北方城市的一大特色。

徐锦春能有机会报名参军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

徐锦春的父亲按说是没有出头露脸的机会。他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兵，当时只是团部里的一名通讯兵。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通讯兵徐长江也是立过功的。他曾冒着敌人的封锁线，把一封至关重要的信送到了上甘岭阵地，从而挽救了一个连。徐长江在冲破敌人封锁线时，受了两次枪伤，一枪伤在腿上，一枪被击中了后背，但他还是顽强地把信送了上去。那支连队刚刚撤出阵地，敌人的炮火就把整个阵地覆盖了。

徐长江因为这次行动，荣立了三等功。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负伤，回国休养后，复员回到了边塞小镇。因为有过当通讯兵的经历，回到小镇后，徐长江就被安排到了小镇的邮政局，当了一名人民的邮递员。徐长江不仅负责城镇部分单位和住户的投递工作，还要负责距小镇几十公里外的边防站的投递任务。毕竟是当过兵，徐长江对边防站的官兵也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边防站距离小镇比较远，往返需要跋山涉水，邮政局的领导体谅徐长江去边防站的辛苦，规定每周只做一次投递。徐长江却自己把工作制度改了，一周总要去边防站投递两次。

每一次去边防站投递，他都会把自行车换成马匹。马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战马，分给边塞小镇的邮局，也算是物尽其用。

两年前的一个春节前夕，徐长江骑着那匹退役的战马，又像往常一样，去边防站完成投递工作。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雪也得特别大。他出发时就已经是风雪交加了，他完全可以改个时间去，可他还是出发了。他是当过兵的人，理解边防军人那种家书抵万金的感觉。春节前，他要把边防战士对亲人的问候和家人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传递给双方。

人和马毫不犹豫地就走进了风雪里。

不巧的是，他遇到了十几年来罕见的暴风雪。人和马迷路了。

挣扎了一天一夜，人和马最终冻死在风雪中。

当边防站官兵找到徐长江和马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人和马在冰雪中成了两尊永恒的雕像。让边防站官兵更为感动的是，他们的包裹和信件一件也没有少地在马的身上驮着，在徐长江的身上背着。战士们捧着邮递员徐长江最后投递来的信件，呜呜地哭了。

徐长江的事迹也就在这座边塞小镇传开了。

当地民政局为了表彰徐长江的壮举，授予他为烈士。在和平年代，能被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已属罕见了。

从那以后，徐长江的家人和边防站的官兵，就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有了这种不一般的关系，也就有了说不清、理还乱的故事。

徐锦春高中毕业后不久要参军，也就成了这个故事的开头。

参军未遂

徐锦春以烈士子女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守备区的应征体检。

边防站属于守备区管辖，边防站的级别是排级单位。黎京生是边防站的最高长官。

徐锦春的父亲徐长江成为烈士那一年，黎京生还是一名班长，那年他刚满二十岁。身为班长的他参加了烈士徐长江的追悼会。追悼会是是由当地民政局、邮政局和守备区共同举行的。

当时的黎京生站在队伍里，看着哭成泪人的史兰芝和徐锦春姐妹，他的眼圈也红了。正在读小学的徐锦秀和徐锦香，被眼前突然的变故弄蒙了，她们还不知道悲哀，或者说是被眼前巨大的变故震惊了。两个女孩怔怔地望着眼前的场面，似乎仍没有明白这和自己的父亲有什么关系。于是，所有的哀伤和悲痛都被史兰芝和徐锦春两个女人承担了，一个失去了丈夫，另一个永远地失去了父亲。她们悲痛着，哭泣着。

黎京生就是在那一刻，心里的什么地方“嘎”的一声，响了一下。接着，又响了一下。初中刚毕业的徐锦春此时已满十六岁，十六岁少女的悲伤，不能不让一个二十岁的男人动容。

看着孤儿寡母的一家人，黎京生在心里一遍遍地冲自己说：我要保护她们，她们太需要我的保护了。

黎京生是在当满第二年兵时升为班长的。作为首都北京来的兵，能在边塞一干就是两年，想来也是很不容易的，毕竟首都与边塞的差距是巨大的。初到边塞的黎京生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只想当满三年兵，就高高兴兴地复员，再找个固定的工作，娶妻生子，过平常百姓的日子。这种想法不仅黎京生这么想，许多城市兵也都是这么打算的，他们并不想在部队有什么大的作为。身为北京平民的孩子，父母也没有在他们的身上寄予更大的希望，即便有，也是藏在心里的。他们都是普通人，现实对他们来说比理想更重要。

徐锦春的父亲徐长江成为烈士后，一家人一下子就和边防站的距离拉近了。

每一个周末边防站的人都要来到徐锦春家，进行看望。一列骑兵，骑着战马，威风凛凛地穿过小镇，来到徐锦春的家。

战士们从马上跳下来，二话不说，挑水劈柴，扫院子，井然有序。只一会儿工夫，水缸里的水满了，院子干净了，小山似的劈柴垛依墙而立。

周末的日子里，母亲史兰芝有时在家，更多的时候是徐锦春在家里，周末学校下午一般没课。解放军叔叔在院子里忙活时，徐锦春在屋里已经把热水烧好了，倒在碗里，又从床下搬出糖罐，用小勺在碗里加了些糖。尽管糖由于储存的时间久了，变得有些硬，板结在了一起，她还是要用甜丝丝的糖水，招待这些好心的解放军叔叔。

其实，战士们都自己背着水壶，他们不想喝徐锦春为他们烧好的糖水，但糖水都盛在了碗里，热腾腾地冒着气，战士们也只能喝了。他们喝水的速度也是军人的速度，很快，门外就留下一阵细碎的马蹄声。

这时，徐锦春都会追出来，望着一列骑兵远去的身影，一脸的若有所思。

骑兵的队伍里，有时也会出现班长黎京生的身影。刚开始，徐锦春喜欢听黎班长的一口京腔，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后来，她就开始留意起这个人了。黎京生面孔白净，长得应该用英俊来形容，而正在上高中的徐锦春也可以说是半大的姑娘了，正是处于对异性的敏感时期。此时的徐锦春关注英雄的北京兵黎京生也就很正常了。

黎京生带着班里的士兵周末过来时，徐锦春就会走出屋子，热情地劝这个歇一歇，那个坐一坐。她看着战士们忙得满头是汗的样子，就回屋翻出一条新毛巾，给战士们擦汗。

等那条毛巾传到黎京生手上时，他抬了一次头，冲徐锦春笑了笑，结果就望到了徐锦春那双会含秋带露的目光。那是少女清纯又满含深意的目光。他的目光一抖，脸就热了，一直热到了心里。

这一望，似乎心照不宣，两人之间的那份感觉一下子就拉近了。目光里的秘密是两个人的秘密，也是青年男女之间沟通的话语。不需要讲出来，一切又都传递着。

从那以后，两个人便各自揣起了心事。

边防站共有一个排的人，分了三个班。每逢周末，三个班就轮流去徐锦春家帮忙。

只要黎京生所在的班不来，徐锦春就觉得空落落的，虽然她还会和那些战士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说话，但她的话题也大都是问些三班的事。黎京生是三班的班长，说到三班，就要说到黎京生。她从其他战士的嘴里知道黎京生是北京兵，那些战士们说到北京时也是一脸的羡慕。在这之前，徐锦春当然也是知道首都北京的。记得小学一年级时就学过课文《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还学会了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时的北京就和课文中天安门的图画一样，遥远又抽象。边塞小镇离北京实在是太远了，远得只能去想象了。

自从认识了黎京生，北京一下子就近了。后来，徐锦春还听说黎京生的家就住在天安门附近，再许多年后她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南池子大街，确切的位置是在天安门的北侧。

以后，她再看黎京生时，眼神里就又多了份内容。

黎京生带着班里的战士再来时，徐锦春仍然为他们烧水，再放糖时，她就特意在一个碗里多放一些糖，亲自端到班长黎京生面前。喝下糖水的黎京生，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份难以述说的甜蜜。

这份细微的感觉悄然地在这对青年男女的心中荡起了阵阵的涟漪。每个月一次的见面，仿佛成了两个人的节日，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开始计算着下一次见面的日子。

徐锦春此后两年的高中生活就是在这种甜蜜的期盼中过来的。

当满三年兵的黎京生并没有离开部队，却鬼使神差地写了一份留队报告。大城市的兵能够超期服役已属罕见，而黎京生在服役期还受到两次嘉奖，并光荣入党，按理说义务兵到此已经圆满了，剩下的就是退伍，回到家乡找一份满意的工作。黎京生却出人意料地交上了一份留队申请，申请书自然很快就被守备区批了下来。接着，黎京生就成了典型。理由是不恋大城市，而安心扎根边防。守备区上下掀起了学习黎京生的热潮。就在当年底，黎京生被破格提干了。

黎京生的思想轨迹也是有章可循的。徐长江牺牲后，他就受到了强烈的震憾，当时就发誓要照顾好烈士的家人。以后，他又与徐锦春产生了朦胧的初恋，这都是他留下来的理由和动机。

从那以后，他便经常和少女徐锦春碰面了。

一晃，徐锦春高中毕业了。黎排长在征求徐锦春的未来去向时，徐锦春低下头，红着脸说：我想当兵。

当兵对徐锦春来说，也许是条不错的出路。于是在黎排长的安排下，报告，体检，一路走了下来。

今天就是下放入伍通知书的日子。一大早，史兰芝和徐锦春就在等待了。

日上三竿时，一阵马蹄声搅碎了小镇的宁静。黎排长和当地人民武装部的人，骑着马来到了徐锦春的面前。

徐锦春的心一阵猛跳，接到入伍通知书，她就是一名真正的女兵了。内心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黎排长从挎包里掏出来的不是入伍通知书，而是守备区的一份红头文件。文件上说，依据中央军委的要求，今年征兵工作调整，守备区不再招女兵了。守备区是基层单位，女兵的岗位本身就少得可怜，一个是话务班，另一个就是医院。按现在的编制女兵已经超编了，守备区党委就做出了今年不再招女兵的决定。

徐锦春当女兵的梦想就此矢折了。

邮电局

烈士子女徐锦春没能如愿地成为一名女兵，却成了邮电局的一名职工。按照当时的政策，她是接了父亲的班。

徐锦春到邮电局上班后，便被分到了分拣组。这里每天都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她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信按照街区分拣出来，每次看到边防站的信件，她的心就怦怦地跳个不停。边防站的官兵她差不多都认识，此时看着这些熟悉的名字，心里就变得复杂起来。

当女兵是她的梦想，而突然的变故折断了梦想的翅膀。再看到眼前写着部队番号的信皮时，她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排长黎京生的信她经常能够看到，黎排长的信大都是从北京寄来的，是那种白白的、带有蓝边的航空信封。信可能是黎排长的父亲写来的，信皮上的字刚劲有力，舒展大方，特别是“黎京生”三个字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靠近信封的偏右下方写着“北京南池子大街”的字样。一看到“北京”，一看到“黎京生”几个字，她的心就又不能平静了。北京离小镇很远，封信上明显地带有一路风尘，可黎京生却离自己很近，近得他的信就握在自己的手里。

现在，她差不多每周都能见到黎京生。每一次也都是黎京生带队过来，有时会来一个班，有时就带着三两个人，骑马风一般地刮过来。干完活，又风一样地刮走了。

自从上班后，她把家里能干的活就都干了，有时黎京生带人来时，院子里已经很干净了，缸里的水满着，劈柴也整齐地码在墙边。

黎京生过来时，徐锦春正在邮电局上班，是母亲史兰芝招待这些子弟兵。黎京生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史兰芝说话，目光却一直盯着墙上的照片，那是史兰芝一家的合影。徐长江在照片上笑着，似乎对眼前的生活很满意。那些照片中，也有徐锦春自己的照片，眼神清澈地望向前方，直望到他的心底。

黎京生向史兰芝告辞后，带着战士径直去了邮电局，顺便把边防站的信件和报纸带回去。

徐长江牺牲后，就由另一名邮递员接替了他的工作，仍然是每周投递一次，信件多少会有些积压，黎京生就在每次去徐锦春家时顺便将信件捎回去。

去了邮电局，就能见到徐锦春了。确切地说，黎京生捎信只是个由头罢了。面红心跳地见上一回，爱情的嫩芽就在两个年轻人的心里滋长起来。

徐锦春分拣完信件后，会发上一会儿呆，然后目光就停留在边防站的那一堆信上，想着也许明天、或者是后天，黎京生就会看到这封信了。正呆想着时，一个奇怪的念头冒了出来，她要给黎京生写一封信。这个念头一经冒出，便挥之不去了。她的心也随之狂乱地跳着，像长了草，再也不能平稳了。写信的想法鼓噪得徐锦春双脚像踩在棉花上，软软的，脚轻脚重，似飘上了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