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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也疯狂-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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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她生前的种种好处,不禁流泪感叹说:“你曾经救了朕,朕却没有救你,是朕辜负你了。”他给方皇后的葬地起名为永陵,谥为孝烈,又亲自确定上谥号的礼仪,比以前所实行的更加隆重。后来还打算把她的神主安置在太庙,内阁大学士徐阶婉言“女后无先入庙者”,他这才作罢。
以上种种,尽显“天子龙恩”,但对于大火中烧得奄奄一息,在痛苦中死去的方皇后来说,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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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修道终于“尸解成仙”(1)
自从经历了“壬寅宫变”,大难不死的皇帝越发相信这是神仙保佑的结果。他又离开了大内,搬到了西苑,就更沉迷到道教活动中去,朝中的大事就由严嵩一手掌握。不过,世宗此人察察为明,虽然不去上朝,却很喜欢窥探朝中大臣的一举一动,对他们颇为猜忌。严嵩虽然是他的宠臣,也不时会对他敲打敲打。一次,首辅严嵩和吏部尚书熊浃被召至西苑。皇帝对两人说:“朕得到了一句上联:‘阁老心高高似阁’,你们来对下联。”此处说严嵩“心高”,分明是指他有不臣之心。两人吓得要死,伏在地上不敢说话。皇帝就说:“你们要是对不出来,朕就替你们对:‘天官胆大大如天’。”吏部尚书又称“天官”,于是两人更是吓得厉害,伏在地上都起不来了。
其实,明世宗对严嵩在外弄权贪污的行径并非没有了解,但他却十分自信,觉得严嵩的所作所为绝对逃不出自己的控制。可皇帝自以为聪明,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他要帮助一个人,先加诋斥,然后婉曲解释,以打动皇帝的不忍之心。他要陷害一个人,先称赞其好处,然后微言其隐,以触犯皇帝忌讳,必使皇帝大怒,亲自下旨处置。所以,他害人都不落痕迹,不少人被他整垮整死。明世宗常常用非常晦涩难懂的语言写便笺手札给臣下,一般人都看得莫明其妙,唯独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总能一看就懂,每次回复的言语,句句都说到皇帝心坎上。他与父亲一起执掌大权,号称“大丞相”、“小丞相”。
但是,严嵩大权独揽二十年之后,皇帝也开始渐渐对他厌烦起来。此时严嵩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头子,给皇帝的青词也渐渐不能像以前那样有文采,皇帝因此很不满。再加上严嵩的妻子去世,儿子严世蕃不得不在家守孝。这个严世蕃本来就是贪淫好色之人,姬妾无数,连他吐一口痰,都要三四十个美艳姬妾赤裸着身子伏在床前,仰起白玉似的颈项,张着鲜红的樱口来当痰盂,号称“肉唾壶”。现在丁忧在家,就更是与昼夜与美女宣淫,忙得不亦乐乎了,对于皇帝的御札下问也顾不得回复。严嵩无奈,只好自己来写奏答,却常常语多隔膜,前言不搭后语,皇帝对此就更加不满。
这时,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搬倒严嵩的大学士徐阶看到机会来了,就暗暗授意皇帝最信任的一个道士蓝道行,让他在为皇帝扶乩的时候做手脚,显现出“分宜(严嵩为江西分宜人)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皇帝一向最崇信这些“神仙”们,就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老道士就假称:“要留待皇帝正法。”皇帝心有所动,产生了除掉严嵩父子的念头。御史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上疏弹劾严嵩。皇帝也就顺水推舟地显示出自己的“圣明”,将严世蕃处斩,严嵩削职为民,家产尽抄严嵩后来贫病而死。权势熏天的严氏父子终于倒台了。
从严嵩家抄来的财产,后来有人编成了一本《天水冰山录》,据说还不是全部财产,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但其中琳琅满目,从地下仓库中的金山银山到小老婆的千万支发簪,更不用说那些住宅田庄、绫罗绸缎、名家字画……已经是无比壮观,使人惊叹不已了。皇帝信任的大臣竟是如此巨贪,可见当时的吏治已经败坏到了何等程度。
大贪官严嵩虽然被除掉,但朝政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世宗时期的明朝已经是危机四伏,官场腐化,民生凋敝,连边境上也是北有蒙古俺答,南有日本倭寇,十分不平静。可躲在深宫中大肆炼丹的皇帝哪里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他还自我感觉好得不行,以为自己有神仙保佑,是不世出的圣主呢。大臣们也知道他为人忌刻,若得罪了他必遭杀身之祸,所以谁也不敢上书指责,这样就更加助长了皇帝的得意。于是,君臣上下就这么混过去,倒也颇为安宁。
但是,终于有一天,有人上书把皇帝大骂了一顿,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海青天”海瑞。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皇帝上了一封《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对皇帝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皇帝的“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建宫筑路室”“购香市室”“一意修真”,导致“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皇帝自以为圣明,以尧舜自诩,自号尧斋,海瑞却说他“不及汉文帝远甚”,比汉文帝都差远了。还说他跟两个儿子总也不见面,这是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杀戮臣下,这是薄于君臣;尽住西苑不回宫,这是薄于夫妇,总之,这“三纲”上皇帝哪一点都不合格,“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早就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更为厉害的是,海瑞还说老百姓对皇帝不满,挖苦他的年号是“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堪称是民怨沸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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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修道终于“尸解成仙”(2)
皇帝本来就迷信,对祥瑞谶语之类的特别敏感,现在看到海瑞居然用他的年号来进行“恶毒攻击”,还说得他君不君,父不父,夫不夫,简直就一塌糊涂到不是东西,当即气急败坏,把海瑞的奏疏往地上一扔,对左右大喊:“快去抓住这个家伙,别叫他跑了。”
这时,他身边的一个太监说:“这个人向来傻气,听说他上奏章的时候就知道难免一死,已经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妻儿老小,在朝门等着判罪。他家里仆人随从都跑光了,这个人是不会跑的。”
皇帝听罢一愣,他倒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臣子,于是又把海瑞的奏章捡起来,细细地读了起来,一边读,一边叹气:“这个人想要做比干,哼,朕还不是商纣王呢。”
其实明世宗心中也很矛盾。海瑞的奏章被“留中”,皇帝一个人生着闷气,愤愤地骂海瑞为畜牲,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责打身边的宫女。宫女们暗地埋怨:“他被海瑞骂了,就拿咱们出气。”但他内心却不得不承认海瑞说得对。海瑞很快被抓了起来,可是怎么定他的罪名却让审判官员大伤脑筋,翻遍整个《大明律》,也找不出一条关于“臣下骂皇帝”的规定,或许当年朱元璋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会有大臣这么胆大包天,于是,他们只好比照儿子骂父母,定罪为“大不敬”,判决为死刑,把审判结果上报给皇帝。皇帝对大臣一向暴虐,因上书而被他杀死的大臣也不计其数,但他现在却难以作出决定,迟迟不给批复。海瑞也因此大难不死,最后在皇帝死后得以出狱。
虽然骂得不留情面,但海瑞对皇帝其实还是抱有希望的。在给皇帝的奏章结尾,他曾说天下治平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只要“翻然悔悟”就能做到。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即使能悔悟也还是太晚,多年服食“金丹”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一心修道的皇帝终于“尸解成仙”,功德圆满了。他的儿子裕王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
小皇帝下令抄“恩师”的家(1)
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病危的穆宗皇帝召集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宫。此时,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和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已经在那里了。穆宗抓住首辅高拱的手临危托孤,又令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了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以高拱、张居正、高仪为辅政大臣。第二天,隆庆皇帝死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改元万历,是为明神宗。
昭陵明穆宗的遗诏中,嘱咐小皇帝“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但首辅高拱和司礼监冯保的关系却十分糟糕。高拱决定把冯保赶走,可他自己性格疏略,因为随口说了一句“十岁的孩子如何治理天下”,反而让冯保抓住了把柄,告诉李太后和皇帝,让他告老还乡去了。按照次序,张居正出任首辅,朝中的大权就落在了他手上。
张居正堪称是明代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位期间,主持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不但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国库充盈,饶有余裕。他又针对官场因循苟且的风气,推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此外,还采取了裁减冗吏、整顿学校,加强边防等一系列措施。在他的大力整顿之下,明朝从武宗开始的衰颓之势为之一变,开始出现了“中兴气象”。张居正也被明末的人赞誉为“救时宰相”。
张居正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能取得皇帝绝对的信任是分不开的。小皇帝即位的时候才十岁,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不但执掌朝政大事,也负有教育小皇帝的责任,身兼首辅与帝师二职。张居正对于国事殚精竭虑,在教导小皇帝上也是尽职尽责。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小皇帝也非常聪颖,理解力很好。他本是个早慧的孩子,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他的父亲穆宗皇帝一次在宫中骑马,他看到了就劝谏父皇不要骑马,恐怕万一伤了圣体,会使百姓担心。穆宗皇帝看到这么小的孩子却如此懂事,深受感动,从此更加喜爱他了。他小的时候,每次给生母李贵妃请安之后,都要去看望因生病而住在别宫的陈皇后,说:“娘娘寂寞,不可不往。”陈皇后也特别喜欢这个乖巧的孩子,一听到他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就起来迎接,还时常拿出经书,逐段逐句问他,年仅六岁的他无不对答如流。
现在他作了皇帝,又有了张居正这样的严师,自然更加刻苦,学习不断进步。小皇帝对张居正十分尊敬,称他为“元辅张先生”。一次张先生偶感腹痛,小皇帝就亲手为他调制暖腹的汤药。这样亲近的师生关系自然也会对张居正在处理朝政上有所帮助。当有人弹劾张居正作威作福,蒙蔽人主时,皇帝立刻毫不犹豫地予以严惩。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礼制,张居正应该回乡守孝三年,但他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权力,使正在进行的改革中断,便授意皇帝允许他“夺情”,继续留在朝中处理政事。明朝的士大夫一向是把礼制看得很重,纷纷攻击他“忘亲贪位”,皇帝又一次表现出了对张先生的坚决支持,对那些上书之人大力打击。到了万历十年(1582年)春,张先生重病,皇帝更是忧心如焚,除了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之外,甚至为此落泪而吃不下饭。又给他加封“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明代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还命令百官斋醮祈祷,以此来为张先生祈福。
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挽回张居正的生命,他于六月二十日病逝。皇帝辍朝一天,给予他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五百两,极具哀荣。
但是,刚刚过了两年,皇帝就抄了张居正的家,他的长子张敬修因为不堪拷掠,自缢而死。家属饿死十余人,剩下的发配边远地方充军,他八十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十顷田地。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张居正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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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皇帝下令抄“恩师”的家(2)
为何皇帝的态度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或许正如后来海瑞所说的,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小皇帝尽管是他的学生,但他毕竟是皇帝,虽然对老师恭恭敬敬,可在内心深处是不会忘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天子的。而张居正却对这个皇帝学生十分严厉。一次小皇帝读《论语》,把“色勃如也”,念成了“色背如也”。旁边的张居正就厉声说:“当读勃!”把皇帝吓了一大跳。或许张居正会觉得他这样严格要求是在尽一个老师的责任,但却在皇帝心中留下了怨恨的种子,一旦皇帝大权在握,这种怨恨就会加倍地释放出来。
也许正像明人给张居正的评价“救时宰相”,张居正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他的努力只能使明朝的危亡得到暂时的缓解,却终究逃不脱人亡政息的结局。等到后来张居正十年努力留下的家底被神宗弄得干干净净,国事日趋衰败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了他的好处。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二年(1629年),明思宗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给还他的后人官荫与诰命。而提出这一建议的,恰恰是当年在“夺情”事件中因弹劾张居正而被打残双腿的御史邹元标。
张居正平反后,有人在他江陵的故宅题诗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但在“封疆危日”才来的这种公正的评价实在是太晚了,已经对国家的危亡丝毫无补。这之后又过了十五年,明朝就灭亡了。
拥有天下却还疯狂敛财(1)
明神宗处理了张居正,开始亲自执掌大权。但他不久就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万历十一年(1583年),皇帝以“偶有患病”为由,传令暂免朝讲数日。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明神宗他不断以有病为由,停止视朝和讲读。他的理由十分冠冕:生病。所以大臣们也没有办法,总不能不让皇帝生病吧。但他虽然对朝政不感兴趣,却对一件事情毫不放松,那就是敛钱。史学家孟森曾评价这位皇帝为:“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堂堂天子居然是个财迷,总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于是就纷纷寻找原因。给张居正作传记的朱东润先生曾经从神宗皇帝父母的血统入手分析,认为朱元璋从贫民起家为皇帝,神宗的父亲这一系就算是出身贫农;而他母亲李太后也来自于平民家庭,是一个小农的女儿,则他母亲这一系也算是小农。这样贫农的后代,小农的外孙,恐怕就会带点狭隘短视,所谓“小农意识”,对金银财宝之类的便会看得格外重些。这或许也有点道理,但人总是复杂多变的,根据血统来确定一个人终身的性格行为,恐怕不会那么准确。西晋的王戎,乃是竹林七贤之一,出身鼎鼎大名的魏晋高门琅玡王氏,但却小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家的李子生的好,怕别人买去得了种子,居然不嫌麻烦的把每颗李子都凿了核再卖。由此可见,这血统什么的实在靠不住。大明天子贪财的原因,还是要到别处去找。
或许这和当年张居正对他的管束有关。张居正教育小皇帝,作为贤明的君主,要重视粮食蓄积,而不能把珠玉之类的奢侈品看得太重,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而珠玉则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对于小皇帝逢年过节的花费和对宫里人的赏赐,他也劝皇帝要竭力俭省,于是小皇帝给宫女们的赏赐从来都很寒酸。但是,在受过了这么多正统的节俭教育之后,小皇帝终于开始不耐烦了,尤其当他面对张居正的抄家清单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位昔日老师的言行不一。哪怕是作为报复吧,都会让他对钱财的爱好变得不一般起来。所以,他一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但对于神宗皇帝来说,查抄的这些家产不过是点小钱,远远不能满足他对于财富的渴望。于是他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条生财捷径,从而也带来了明代后期最大的弊政之一——臭名昭著的矿税。
其实,皇帝想出这个敛钱的招儿也挺不容易的。田赋是不能再加了,否则只好让老百姓喝风;商税所得有限,而且零零碎碎的,收起来也太麻烦;传统的专卖,则品种固定,数额也基本稳定,估计再榨不出多少油水。而且,很重要的是这几种收入都是要上缴国库的,也就是说,属于国家财产,未必容得他随心所欲的花。至于抄家,只能偶尔为之,总不能作为一项经常收入吧。所以,最后他就打起了这开矿的主意,绕开各级政府官员,只让自己亲信的太监前去办理,得到的好处,也就统统算做皇帝个人的私房钱了。
当然,开矿能变成一种生财之路,也是当时的科技水平有所发展的结果。开矿要上税,始于南北朝时期,那时就是一种应付财政收入不足的手段。以后的历朝历代,矿税都要算得是政府的一项收入。起初,矿税所得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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