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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无兵-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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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拦击敌人，关天培还在水面上配备了十艘“师船”，每船装炮十门，合计亦有一百二十门炮的火力。
关天培思虑周全，用心良苦。
他的基本思路是：先阻敌于水道之外；阻之不住，敌入，则以岸炮、船炮交叉射击之。从大角、沙角一线到上横档一线，约七里；从上横档一线到大虎山、小虎山一线，约五里；敌若进入这十二里水域，正好中了他预设的埋伏。
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战争预测。
英国人通过多次侦察，早已清楚了关天培十二台、十船、约五百门火炮的防守能力。所以他们采用了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先予摧毁，再予占领，最后通过的战术。换言之，关天培设置的是“口袋阵”，想用关门打狗的战术取胜。未料英国人不钻“口袋”，先撕“口袋”，而且从头撕起，如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最牢固的海防长城便被英国人以吹灰之力瓦解。
道光二十年（1841）十一月二十五日（1月7日），英舰三艘（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正面炮轰沙角炮台，又派登陆部队迂回攻炮台侧后。两面夹击，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同一天，英舰四艘（萨马兰号、德鲁伊德号、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正面轰击大角炮台，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仅仅半天功夫，三重门户的第一重门两炮台即告失守。副将（从二品）陈连升与儿子陈长鹏双双战死。
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何以不堪一击？英军攻击沙角、大角时，关天培就坐镇在靖远炮台，相隔仅七八里，何以无力相救？
问题先悬在这儿，且让我等追寻当年事态的变化。
沙角、大角的失守，让虎门水道大门洞开。关天培十分震惊。第一重门户已破，如今只有坚守上横档一线的第二重门户了。关天培利用重开谈判的机会“另作武备”。
在这第二重门户上，一字排开六个炮台，总炮位二百四十门。为了增强火力，关天培在靖远等三炮台又增加重炮七门，且在威远炮台南增建两座沙袋炮台，置炮三十门。炮台后山，增建兵营，驻扎兵勇，以防英军用攻占沙角炮台的战术包抄后路，因而武山地区炮位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七门。在上横档岛上，除原建二炮台外，又修复了上横档山顶炮台，增建了岛南、岛北两个沙袋炮台，这便使上横档岛的火炮由八十门增加到一百六十门。在江西岸的芦湾，巩固炮台外，又建一兵营，增设火炮二十门，这便使芦湾一带的火炮达到四十门。虎门大战之前，上横档一线的清军火炮总计为三百七十七门。这是当时中国最强的、绝无仅有海防火力系统。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四（2月25日），英军十八艘军舰突入虎门江面。大出关天培意料的是英军并未先闯珠江主航道，或是攻靖远等三炮台，而是以优势兵力、火力包围了上横档与下横档岛。英军占领下横档后，即于该岛山上设立炮兵阵地。次日（2月26日）拂晓，英军先以火炮轰击上横档各炮台。上午十时，英舰二艘（伯兰汉号、麦尔威丽号）沿江右侧进至威远炮台附近，对武山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实施炮击。同时，英舰二艘（威厘士厘号、德鲁伊德号）进至上横档以西珠江水道分别轰击永安、巩固二炮台。在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的较量中，岸炮难支。守军溃逃，英军开始实施登陆，下午一时，英军在上横档登陆；下午二时，英军占领靖远等三炮台，关天培战死；下午四时，英军在芦湾巩固炮台登陆。下午五时，虎门一线要塞全部陷落，战斗结束。
第二重门户又被英国人敲开了。
战斗的硝烟散尽，没有人能还原1841年2月26日的战况。确切无疑的是：英军胜了，清军败了，清朝政府经营了一百三十年的边防长城竟在一天之内被英国人不大的一支远征军一炮打碎了！
不是诱发国人仰视别人的强大，这失败的事实、或一触即溃的真相提醒国人：大中华的防卫实力，总比向老百姓许诺的要虚弱得多。
败了，就是败了，这是坏事。但太史公们还要从失败中挖掘出比失败的绝对值还要大的“经验教训”。好像，前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一点“经验教训”作为历史财富。
但关天培、陈连升们毕竟幸运。牺牲了，留下了名字，且能用这牺牲唤起后人永恒的尊敬，这便叫“名垂青史”！让人悲凉的是，这“名垂青史”的英雄们并没有用自己的血肉筑成长城，将敌人挡在长城脚下；更让人伤感的是与关天培、陈连升一起牺牲的数百名男儿，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让数字说话！让数字表示我们迟到的怀念与尊敬！
沙角、大角之战，清军战死282人，伤462人，死伤合计共744人。而作为攻坚战的一方，英国兵无人一死亡，仅伤38人。
上横档一线战斗，清军死伤人数无综合统计，我们仅知上横档岛因无路可退，清军伤亡较重，计死亡250人，伤100多人，降于英军者达千人以上。武山靖远等三炮台与芦湾巩固炮台，是英军攻坚战重点，史书说守军“伤亡过半”，显然夸大了。但六炮台合计，死伤之数当不低于千人。关天培作为最高将领，负有守土之责，他惟一的体面选择是战死，所以他的贴身卫队20多人亦与他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与清军重大牺牲形成反差的是，英国人攻占虎门第二重门户的重点防区仅仅伤6人。又是无一人死亡。
至此，我们可以算算虎门大战的伤亡总帐了。清军死伤约1700多人，死者过其半数。英军伤44人，无一死者。
这组对比数字，揭示了军队的强弱比势。英强而清弱，英强，强在武器；清弱，亦弱在武器。一言以蔽之曰：武器相差太大！
我们终于回到了“武器”的、“物质”的现实！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百因千因，主因乃“器不如人”！
有一顶“唯武器论”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评家握着。因为怕被扣帽子，鸦片战争中敌我双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着。
我们不明白，中国古人“道不离器”的正确论断、常识表述为什么被当代一些学者曲意掩饰呢？
战争，是人的较量，是握着武器的人的较量。离开了“武器”谈战争，那不是战争，那很可能是小孩儿过家家，或老娘们儿厮打。
备战，不能不备“器”。俗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器，是与粮草一样重要，甚至要先于粮草而筹措的备战重点。吴起论战，强调“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看来他是因人而配兵器的。
有兵，必配兵器。同样的兵，器利者胜。所以，“兵法”重承袭，“兵器”重革新。不重兵器，驱兵为战，无异于驱人赴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修“兵”（器）就是修道；上升到“人道”的高度，修“兵”（器）就是爱人。
从相反的角度考求，一个不重视武备的政府必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都不负责的政府。宣言再美，它都是坏政府。
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从“兵器”的落后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国家责任，又缺乏人民责任。
冷兵器时代，兵器有悬殊，还不是不可逆转的。热兵器时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对弱势一方是致命的。
鸦片战争中，英国与中国的军力对比，不是数量之比，而是质量之比。高质量对低质量，可以说一天一地，这就无怪乎那个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英国神父，在1832年随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号侦察了中国的沿海防务后敢于自夸：“英国的一只护卫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整个中国海军的1000只兵船”；“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回顾虎门海战，透过中国当代史书浪漫的爱国主义渲染，那实际上是清国水师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的任人敲打。
对进攻者而言，那是一场放手屠杀。
虎门，防卫能力最强，尚且如此，闵海防、浙海防、江（苏）海防、津海防先后被英国舰队一触即溃，定是十分正常的了。
下面，我们仍要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伤亡数字的对比，来揭示兵备落后的严峻性和残酷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伤亡统计：
1841年1月7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744人（死282人），英军仅伤38人；
1841年2月25日…2月26日，虎门上横档之战，清军伤亡约1000人（死约700人），英军仅伤6人；
1841年2月27日，乌涌之战，清军死亡466人（伤未计），英军仅伤8人；
1841年8月26日…8月27日，厦门之战，清军伤亡110人（死73人），英军仅伤亡17人（死1人）；
1841年9月26日…10月1日，定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29人（死2人）；
1841年10月10日，镇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19人（死3人）；
1841年10月13日，宁波失守，守军溃逃，双方均无伤亡；
1842年3月10日…3月15日，浙东反击战，清军伤亡740人（死540人），英军仅伤亡25人（死3人）；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清军死亡286人（伤未计），英军伤亡64人（死9人）；
1842年６月16日，吴淞之战，清军死亡88人（伤未计），英军伤亡27人（死2人）；
1842年7月21日，镇江之战，清军伤亡503人（死239人），英军伤亡169人（死39人）。
以上战斗，清军伤亡人数共计约4600人（约死3300人），英军伤亡人数共计401人（死59人）。
上文所述英军伤亡人数，较确。清军伤亡人数，较难统计，但当在实际伤亡人数之内。如虎门上横档一线，战斗规模比沙角、大角为大，史书曰“守军伤亡过半”，实际守军8000人，伤亡估计1000人，肯定低于实数。又定海、镇海之战，规模与激烈程度与厦门之战相若，史书说“伤亡数百”，今依厦门数估为300人，亦属保守。即此，清军伤亡数仍是英军12倍，而死亡数则是英军的55倍！
另一个让人痛心的损失是，清军高级将领牺牲巨大，而英军高级将佐无损。
以下是清军部分牺牲将、官品级罗列：
战斗 牺牲者 品级
沙角之战 陈连升 副将、从二品
虎门之战 关天培 提督、从一品
麦廷章 游击、从三品
乌涌之战 祥 福 总兵、正二品
厦门之战·摇 （佚名） 总兵、正二品
定海之战 葛云飞 总兵、正二品
王锡朋 总兵、正二品
郑国鸿 总兵、正二品
镇海之战 裕 谦 总督、从一品
吴淞之战 陈化成 提督、从一品
镇江之战 海 龄 副都统、正二品
以上十一名牺牲者中，从一品三人，正二品六人，从二品一人，从三品一人，皆为高级将领。牺牲者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证明：清军的将领多数有爱国心、有献身精神。将领临阵脱逃者有，奇書网但不多。如余步云，守宁波不战而逃，最后是判了死罪的。绕了一个圈儿，我们还是想证明：“人”，基本上没问题，问题出在“武器”上。
鸦片战争打响时，清军武器系统与清初无“质”的改变。这二百年，西方大进，中国不进；不进则退，在战具上的差距便拉开了。
先说步兵武器。
不论“八旗兵”，还是“绿营兵”，仍然不能全部配备火器。二者相比，“绿营兵”装备更差。就全军而言，冷兵器约占一半。步兵火器，主要是前膛火绳鸟枪。这种枪，大都是明末清初制式，长约2米，不能上枪刺，从枪口装填火药与弹丸，弹丸铅质，重约一钱，射程约百米，射速每分钟1至2次。
同期英国步兵，一人一枪。枪分两种，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种为1800年研制成功的伯克式（Barker）前装滑膛燧发枪。枪长1．16米，口径15．3毫米，弹丸重35克，射程200米，射速每分钟2至3发。另一种为1838年研制的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枪。枪长1．42米，口径17．5毫米，弹丸重53克，射程300米，射速每分钟3至4发。有人将这两种枪与清军鸟枪对比，说一支伯克式相当两支鸟枪，而一支布伦士威克式相当五支鸟枪。如果考虑到射程、射速、精确度诸效能，应是1∶5及1∶10的比率。若近战肉搏，上枪刺与不上枪刺，威力相去更远。
再说炮兵武器。
清军炮台火炮及船舰火炮，其发炮原理、样式与英军无大差别，落后在质量差，制作工艺粗糙，炮架、瞄准器等配置残缺。这就造成了清军火炮射程近，打不准。清军炮弹只有实心弹一种，英军除实心弹，还有霰弹与爆炸弹等，于是英炮体小威力大，清炮体大威力小。双方火炮对射，英军基本上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外停舰发炮，弹无虚发，清炮弹落中途。这与步兵对射一样，人能伤我，我不能伤人。
三说舰船。
清军水师舰船虽有数百艘之多，但吨位小，载炮少，仅能海岸巡逻，对付走私商船或海盗，不能作远海作战。英国海军在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于十七世纪中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海军又战胜法国拿破仑海军，用“天下无敌”形容之不为过分。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有各种舰船400多艘。作战舰只的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不等，舰载火炮数量随排水量增大而增加，由10门至120门不等。英国装炮最少的军舰，恰等于清军装炮最多的军舰。虽然英国海军多数舰船仍然靠风力推进，由于制作坚牢，双层抗沉，多桅多帆，铜片包裹，所以都具有远海航行和作战的能力。此外，英国海军中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的铁壳轮船，它的航速快，吃水浅，机动性能强，特别便于进犯中国的沿海与内河。
由于战斗性能悬殊太大，清朝水师根本不敢与英国海军在外洋进行海战较量。中国有海，但放弃了制海权，只好容忍强者打上门、打进家。
英国人将军舰依战斗力分为七等：一等舰，装炮100至120门；二等舰，装炮80至86门；三等舰，装炮74至78门；四等舰，装炮50至60门；五等舰，装炮42至48门；六等舰，装炮22至34门；七等舰，装炮10至22门。在1840年6月英国海军16艘战舰集结珠江口时，最大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载炮74门；到1842年8月，英国海军在华舰队拥有战舰25艘，最大的旗舰皋华丽号载炮72门。这表明，英国侵华舰队是以三等舰为首，以五等、六等舰为作战主力。
对比到这儿，强弱已判。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仗其优势战具外，还选择了他们最易取胜、最少牺牲、最让中国防军失望的打法。清将、清兵，包括林则徐、邓廷桢、颜伯焘、裕谦这些封疆大吏在内，都希望英军闯到眼前，己方再长短兵器一齐上，让敌方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英国人放弃近战肉搏，专意于远战炮轰。“炮”与“炮战”，是英国人的制胜法宝。“炮灰”一词，是颇有宣传意味的。用于鸦片战争中被动挨打的清军将士，是再恰当不过的。看不到敌人，更打不到敌人，敌人却将死亡倾泻在你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无奈与无望呢！
火炮引发的巨大声响，巨大爆炸，巨大破坏，都是最易于瓦解被轰击者斗志的。
英国人打到哪儿，胜到哪儿；中国将领，谁首当其冲，谁失败，谁死亡。生与死，胜与败，已无悬念。这总该让后生于鸦片战争、没听过枪炮声、没流过血、更不知道别人的死亡为何物的革命学者们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与他们一家独鸣的“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一回事！
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说飞机大炮了，放个炮仗，多数人不还是要捂上耳朵吗？
三、英国也有张骞、班超样人物
上两节文字，我们粗线条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鸦片战争失败的不可避免性。这都是很让后人“憋屈”的历史遗产。
最好将这“遗产”扔到爪哇国去！
历史既然没有回程，因而对历史的思辨只是今天的云影。云卷云舒，没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滩上。历史智慧之为虚无，正如历史蒙昧之为真实一样不可改变。
思索到这一层，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史，有如一串永远不会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论如何细数历史家底，都寻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于是善良的人们开始给中国近代史加“糖”。
以“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发泄压抑，赞扬“禁烟派”以伸明正义，歌颂牺牲者以呼唤献身，夸大“三元里”以虚张民气；最妙最妙的，还是以诅咒英国侵略者，尤其是丑化侵略者中的头面人物为历史主旨，不断在新一代扫盲班里播种仇洋恨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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