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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无兵-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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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何止“八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法西斯分子,就是一伙“贼”,他们“惦记”中国,处心积虑,由来已久。当时的中国人或因为种种局限不识世情,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已成之局、对现实未成之势,就不应该再闭目塞听了。
回首前尘,洞若观火,贼人伎俩,昭然若揭,就让本文从《田中奏折》扯开话头吧。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自从该奏折披露于世,中日间便存在分歧。中方说有,日方说无。《不列颠百科全书》2005年版的阐释结论是:“‘田中奏折’一份据说是田中给天皇建议侵略中国的奏折,现在看来是伪造的。”
这结论并不权威。立此存照,意在提醒世人,历史真相往往被掩盖着,仅从地表的标识很难断定进出的门径或埋伏的机关。但这又不能阻挡中国人用中国视点扫描世界潮流——飓风起于西印度群岛,离中国四、五千公里,但中国人却不能不加关注,因为它有可能登陆中国。
1929年12月,南京的《时事月报》以《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折》为题,披露了日本方面的一份绝密文件《田中首相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对满、蒙积极政策函》。因为以首相田中义一名义上奏日本天皇,故又被人习称为《田中奏折》。
上折者给这份文件起的名字为《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满蒙均为中国领土,日本人何以“积极”?何来“政策”?
让我们看看《田中奏折》所体现的日本人的理念: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是也。广袤74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资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牧等业,达4·4亿余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诸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会社,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力之侵入,剧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可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坚固,国力无自由发展矣。矧满、蒙之利源,悉集于北满地方,我国如无自由进出机会,则满、蒙富源,无由取为我有,自无待论……
——且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更进而言之,以臣义一在上海船埠受支那人爆炸之时,转伤美人性命,而支那便安然无事,则东亚之将来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国运必无发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满、蒙非支那领土,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尽力研究支那历史,无不以满、蒙非支那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支那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①
摘引虽不足十分之一,但日本田中内阁的侵华意向已十分明确。奏折中的许多设想,后来一一验证,因而中国人有证据指认:《田中奏折》是日本人此后二十年间的扩张、侵略蓝图。
说起《田中奏折》的披露,其间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事关国运,故不可不叙。
故事还应从日本说起: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摄政王裕仁继任天皇。改元“昭和”,取自中国《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1927年昭和元年,3月,日本爆发金融危机。4月20日,若槻礼次郎下台后,田中义一继任首相。为了摆脱金融危机,也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田中内阁积极策划侵华方略。从中国方面讲,也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4·12”政变,让参与北伐战争的两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与南方政权对立的北京政权,时在亲日的奉军首领张作霖把持之下,但为了抵抗南方政权,直、奉、皖各派军阀又达成了临时联合。总之,田中义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既四分五裂、又疲弱不堪的国家。兄弟阋墙,偷儿上房,这对日本人是个千载良机。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集军部各省及驻华公使,领事一百多人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密谋对华政策。参加会议者除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外,还有外务次相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陆军次长官田俊方、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等人。会议期间,发了十余份文件,最后一天即7月7日,田中义一作了《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会后,田中义一依据这个“纲领”,并将“纲领”不宜载入、因而更不宜对外张扬的重要决议写成专折,上报裕仁天皇。
《对华政策纲领》是一份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文件,虽用了一些外交词令掩饰侵略意图,但图谋中国之心,昭然若揭。先看这“纲领”的导语:
——确保远东和平,造成日华共荣,是我国对华政策的原则。而它的实施办法,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现在,以此根本方针为基础,指示当前的政策纲领如下。
按:“纲领”是把“中国本土”与“满蒙”割裂开的,这是为日本侵吞“满蒙”(即中国东北全境)制造舆论。
再看“纲领”的重要条款:
——六、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作特殊的考虑,并对该地之维持和平及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为接壤的邻居,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七、(不公布)我认为,如东三省人自己努力,达到稳定东三省政权,此乃最善之计。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并且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②
按:第六条的“特殊考虑”即侵占。第七条的“最善之计”为扶持汉奸政权。第八条的“予以保护”即在引发中国反抗或国际干预时,日本出兵。
既然第七条那样的内容是“不公布”的,可见“不公布”的尚不止这一条。秘密会议,商定秘事,这引起各国注意。会议期间,各国情报人员及新闻记者进入日本,云集东京,一探究竟。由于日方防范甚严,探密者一无所获,但外界都哄传着这次会议包藏大计划、大阴谋。
1928年6月4日,在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行至皇姑屯时,一声巨响,车毁人伤。待侍卫将张大帅抢救回沈阳帅府,他的生命已到了油枯灯灭。张作霖曾经“亲日”。但当日本人依照他们的“纲领”意欲鲸吞中国东北时,张作霖作了有限度的抵制。日本关东军首领对张作霖绝望了,他们要除掉张作霖,造成东三省群龙无首的局面,以便乘势夺取东北。
张学良从天津赶回沈阳,侦知了是日本人炸车行凶。国恨家仇,积于胸中,在沉痛处理父亲后事的同时,张学良亦坚定了与日本人斗争的决心。为了破悉一年之前“东方会议”的谜团,张学良综合国内、国际方面的信息,已经在数月前启动了一个侦察计划。他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他的秘书王家桢,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日本“东方会议”的密件。
1928年5月,东京“蔡丰源商行”的老板、《日华杂志》的创办人蔡智堪收到了从中国寄来的一盒糕点。剥开糕点,发现一封密信,略谓:“日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折,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即王家桢字。
王家桢将如此机密大事托付给蔡智堪,这是有前因的。蔡智堪,1888年生于台湾苗栗县,十一岁随父去日本,日名蔡扁。191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青少年时,倾向进步,190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曾与陈少白一起到横滨码头欢迎,后加入同盟会。大学毕业后,自开商行,自办杂志,自备货船进行中日间的贸易,成为联络广泛的富商。1927年,他认识了王家桢。1928年春,被王家桢聘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的“驻日办事员”。这“办事员”,即是“情报员”。
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务,蔡智堪不敢怠慢。他找到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三郎,这是一位长期接受蔡智堪经济支助的政客,关系密切,无话不说。几杯酒下肚,蔡智堪正色相告曰:“床次先生,军部乃一群莽汉,若由其实施《田中奏折》,必导致中日开战,弄不好将会危及天皇制国体哟。”床次本对军部不满,一听蔡智堪言明利害,便深以为然。略加思索,二人定下行动方案:由蔡智堪出资,宴请诸元老,共议对策;由床次做外围说服工作;得到奏折,由蔡智堪转出发表,让天下共知田中内阁及军部阴谋。
后由床次说通内大臣牧野申显等元老大臣,他们同意让蔡智堪抄出奏折密件,公布于世,以阻止军部胡作非为。鉴于奏折藏于皇宫,牧野推荐他的妻弟山下勇(时任皇家书库管理员)取得入宫通行证并带路入室。
1928年6月2日夜11时50分,蔡智堪以一个补册工的身份携带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证”进入皇家书库,随身还带着黄色册表大小型三、四张、绿色绣线数团、钢锥三支、大小针一包等这些标明身份的道具。证件真实,道具齐全,蔡智堪顺利通过了直达书库红叶山下门的长桥,等在门前的山下勇带着他进入书库。很快,他找到了《田中首相奏折》的文件。
真是喜不自胜!蔡智堪静下心来,将透明碳酸纸蒙在奏折原件上,一笔笔用铅笔描出。
就这样描了两夜,《田中奏折》的第一份特殊抄件完成了。数日后,蔡智堪将奏折抄件放在皮箱夹层里,前往沈阳。下车,即直奔沈阳小西关外的王公馆。③ 王家桢见到蔡智堪,大喜。用最快的速度,王家桢派人将《田中奏折》翻译成中文,并立即呈送张学良。张学良命交“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二百册,分发东北军高级将领阅存。送走蔡智堪,王家桢携带四册《田中奏折》赶到南京,将其交给中国最高当局,这必然对中国当局的外交防务决策大有裨益。待到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刊出《田中奏折》时,这无疑又给全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
蔡智堪,作为旅日华侨,其爱国之举,功同日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政府矢口否认。但他们追查这次泄密事件却雷厉风行:以山下勇为首的二十八个人被解雇,蔡智堪被捕。因为山下勇失业,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2。5万元的生活费。好心无好报,这个山下勇后来竟在蔡智堪入狱后强占了他的房子,最终亦拒不归还。蔡智堪入狱后,他的200万美金的资产全部被日本当局没收。由此也反证了由蔡智堪描出的这份奏折是真实的。因为真实,让日本政府难堪而被动。
二十多年后,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杂志发表了《我怎样取得〈田中奏折〉》的回忆。1960年11月,另一个知情人王家桢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④ 虽然细节陈述不同,但他们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认定了《田中奏折》是由张学良策划,由王家桢布置,由蔡智堪取得文件抄件,再转王氏,此后才大白天下的。因为在1929年12月公开发表田中奏折时,世人并不详知奏折披露内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贼心虚,故缄口不言,惟以报复蔡智堪为能事。后来,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财而不免灾。数年后回台湾,又不事张扬,所以国人多不清楚他的爱国义举。
蔡智堪清贫以终。生前留有《明志诗》,数十年后由其子蔡咸源公诸于世。诗曰:
多年苦难事,忠贞到盖棺。
不将双行泪,轻向子孙弹。⑤
中国台湾网于2000年7月1日,发表“台声”文章,题为《为保全国家而倾家荡产的“情报员”》,纪念蔡智堪。
阎延文长篇历史小说《青史青山》中,亦详述蔡智堪生平业绩。虽然迟了半个世纪,而历史的公正性,仍然让国人心头一暖。追述这段“情报史”,意在展示在国难将作之际,中国并不乏机智、勇敢、无畏、献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还在于揭示少数人的警醒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国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变国家最高权力层面对人民灾难、国家灾难的冷漠、自私、认贼作父、认敌为友、一无所为。
蔡智堪的事迹成为一个特例、一段传奇,时过境迁,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爱国壮举是“007”式的谍影童话。而历代本身是改变不了的。
呼应了本节的标题,《田中奏折》的披露只是让一个盗窃计划曝了光。盗贼还是盗贼,他们也许会修改其计划,但决不愿意放弃其盗窃本职。作为“盗工作者”,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尝到不少“盗”的甜头,且积累了许多“盗亦无道”的经验。
让我们作一次快速扫描:
——1880年,作为刚刚成立两年的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了由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桂大郎草拟的《邻邦军备论》,提出先从侵略朝鲜入手,继而侵略中国。
按:这计划顺利实施。1882年朝鲜爆发反日的“壬午事变”,日军出兵朝鲜,通过不平等的《仁川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京城(汉城)的驻兵权。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让日本与中国在朝鲜拥有同等地位。中国人退了一步,日本人打上家门。
——1887年,山县有朋制订了《清国征讨策案》,提出备战五年,大举入侵中国。
按:这个五年计划稍稍推迟了一点,由1894年甲午战争画上句号。《马关条约》让日本人大捞一把。攫取中国台湾,打通南下通道,为二战占领东南亚埋一伏笔;获赔白银二亿两,是日本甲午战费的二十五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六倍,用这笔抢来的钱,日本人大肆扩军备战,又为新一轮的侵华积聚实力。
——日俄战争后的《朴茨茅斯和约》让日本独占朝鲜利益合法化。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则实现了日本对朝鲜的并吞。
按:中国东方失去了附庸国的屏蔽,东三省裸露在日本炮舰前冲。而早在朝鲜被鲸吞前,日本人填补俄国人的空缺,通过“满铁”经营权,已经将一根吸血管插入中国东三省。
——1912年,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乘着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内部动荡,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
按:这两次分裂中国疆土的行径虽被张作霖挫败,但证明日本人将满蒙(中国东三省)分裂出中国版图的既定方针,已经到了具体实施阶段。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德国人无暇东顾的形势下,日本不顾英国人的劝阻,对德宣战。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日本军队9月2日从山东龙口登陆,以进攻山东德国驻军为名、先后占领胶州车站、潍县车站、济南车站,进而控制了胶济全线,又总攻青岛,迫德军投降。
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恐香港、威海二地的军事、商业设施受德国巡洋舰攻击,一度照会日本出动海军予以协助。后考虑在华利益可能将受日本威胁,故取消对日请求。但日本人发现这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便执意向德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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