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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怜之结局……老佛一生，此为第二次避敌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难，蒙尘于外。

景善（1820—1900），满洲正白旗人，由翰林院学士，累官内务府正大臣，于光绪二十年（1894）退职家居。因居高官，又与慈禧家有戚谊，故知朝中事最详。慈禧出逃前事，景善闻于文年，文年为朝臣，知事颇确。上述事件记下的当日晚上，景善为其子恩珠所杀，日记至此辍笔。最后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作为最后应召三军机之一的王文韶，也有对慈禧出逃的记载：

我于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两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皆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赵、刚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云云。至夜半，犹说不即走。岂知天甫微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

王文韶于二十一日入城，因后门、东华门关闭，不能回宅，故借宿一夜，于二十二日寅时步行出西直门，行七十里，至贯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至怀来县城，赶上了慈禧的大队人马。追叙王文韶的行程，目的在于重现历史真实。王文韶毕竟是慈禧出逃前参与议事的三大臣之一。另二人刚毅与赵舒翘，一病死于西狩途中的侯马镇，一被赐死于西安，因而没有留下关于慈禧西狩的任何记录。王文韶的记录，变得弥足珍贵。

嘲笑慈禧是没有意义的。但老太太怕人嘲笑，或风闻某些传闻于她皇太后的面子有损，也曾特于辟谣：

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就走。他们还建议我伪装成别人出去，这叫我很生气，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妈子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妈子则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了这些故事。

与上面所引资料相比，慈禧向德龄揭示的流言，固然有“编”的成份，但老太太分明在遮掩当日出逃的狼狈。既然承认了“逃”，忙忙如丧家之犬、匆匆似漏网之鱼，都是常态与常规，讳亦无用。

女人，自以为是的女人，权欲膨胀的女人，原来也都跳不出虚荣。国都误了，家都破了，不作丝毫检点，反而在一件老妈子的衣服上絮叨自辩，足见人无出息，国无出路。

当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出北京时，数月前、数日前还高喊“扶清”的义和团，在糟害大清之后，小胆的散了，逃了，大胆的正在城中、宫中大肆抢掠。我们仍然引用德龄的回忆：“她（指慈禧太后）所不能带走的大批东西，后来都统统被掠空了，先抢的是拳民，其次就是洋兵。”　德龄的回忆之所以可信，主要是因为她的资料大多来于庚子之变的目击证人。

在慈禧一行出逃的前一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早晨，八国联军已经从东直门（俄军）、朝阳门（日军）、东便门（美军）、广渠门（英军）多路突破，打入北京城。入侵者的首要使命是解救使馆区，所以各路军队入城后，即迅速向东交民巷集结。最先是英国军队于当天上午抵达使馆区，接着在下午四时半、五时半美国、俄国、法国的将领也带兵进入使馆区。就在联军大部队相继进入北京外城、内城的时候，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在紫禁城内召开最后的御前军机会议。

我们不妨提出一种假想：入侵者如果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完全可以不先向使馆区挺进——使馆区的馆毁人亡正好给他们毁灭中国增加口实；改而包围紫禁城，则慈禧、光绪皆为臣虏。因为，经过联军的围城炮轰，不论野战军性质的武卫军，还是武警性质的御林军，都已经溃不成军，如鸟兽散。七月二十日这一天，皇太后、皇帝连私人保镖都跑光了！

不是敌人慈悲，要放老佛一马，实在是联军预设的战略目标里没有劫主灭国的任务。

能跑的，跑了。不能跑的，任人杀戮。

惹祸的，溜了。北京城的无辜百姓身被奇祸。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实施着两大战术计划，一是杀人，二是劫财。

北京不设防！完全失去了军队保护的北京平民，面对全副武装的八国联军，自始至终，都只能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任人宰割。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家终于又捡到了最典型的爱国主义教材。翻展这些充满爱国激情、充满反帝义愤的教材，真的让人慨叹：

记住仇恨容易，吸取教训困难，牢记仇恨并牢记教训尤难。汗牛充栋的文字，记录着八国联军的罪愆，为什么不用一小节文字分析一下是谁引发了矛盾，是谁激化了冲突，是谁造成了灾难，一步步，将一个弱国拖入一场与八个强敌的较量。较量而不胜，你被打倒了，在你身上再踏一只脚，那可是胜利者词典里大写的权利！

让我们静下心来，用不太琐碎的文字，铺排一下八国联军由酝酿到入侵的大事月表，从中爬梳出一些历史的蛛丝，让生活于和平之境的国人感受何谓牵一发动全身？何谓儿戏国事？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1900年1月27日，美、英、法、德四国公使照会清廷，提出应对烧教堂、杀教民的义和团取缔镇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二十六日（2月25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馆，已有旨命直隶督剿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七日（4月6日），鉴于义和团在直隶各地烧教堂、杀教民日甚一日，并有进逼京津的动乱态势，英、法、美、德四国驻华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敦促其镇压义和团，且以出兵帮助“平乱”相许。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义和团在涞水焚教堂，灭教民三十家。消息传来，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各国公使照会清廷，速速平定义和团，并提出派兵保护使馆。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各国公使再次敦促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同时，各国军舰集结大沽口外待命。

五月初一（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以保护使馆安全为名，照会清政府，允许他们派兵进入北京。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是不准，后经讨价还价，始允许每国派兵三十名，驻华十一国公使，可派三百三十人进入北京。自五月初四（5月31日）至五月初七（6月3日）大沽口外各国舰船共有四百五十多名海军陆战队兵士，乘坐由中方提供的火车，陆续抵达北京，进入使馆区值勤。

五月十三日（6月9日），鉴于义和团在京郊的烧杀及大批涌入北京，各国驻华公使联合决定，应向驻京使馆区再增派保护力量。此前，各国政府电令各大使馆相机行事，并指示大沽口外舰队听从大使馆调遣。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国西摩尔将军率领一支近四百人的部队，从大沽口附近登上火车，经天津驶向北京。西摩尔的行动，并非英国一国的行动。此前的6月6日，他曾在自己的旗舰“百夫长”号上召集法、德、意、俄、奥、美、日等国军官会议，为协调登陆作了详尽安排。依据各国军官协议，在西摩尔率四百人先行后，将另有一千五百多人接踵登陆入京。6月7日和8日，英国海军部已致电西摩尔，授予他自主采取一切行动的权力。而就在他出发的前一天即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紧急电告西摩尔，请求军队火速赶往北京保护使馆。因而，西摩尔率部西进是贯彻八国政府、八国公使意志的多国军事行动。这支部队过天津，又过扬庄，在白河大桥附近与聂士成武卫军互相挥手致意，顺利通过。由此可以证明的是：清廷并未下令拦阻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的入京任务仍然锁定在加强各国使馆防务方面。行至“落垡”站，因铁路被义和团破坏，这支部队被迫下车，步行向廊坊趋进。由于没有陆战经验，加上义和团骚扰及后勤不继，西摩尔进京受阻，6月26日重回天津。

鉴于6月1日永清二教士被杀，6月2日北京麦加利银行被烧，天津苏家桥教堂被焚，6月8日京津铁路被毁断，6月11日日本外交官被杀，6月13日北京教民三百人被杀，所以各国使馆加紧了调兵保护的步伐。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二千四百多名联军士兵登陆，进入天津租界区，对各国侨民实施保护。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大沽口外联军谋划抢夺大沽口炮台。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英、德、日三国军队悄悄在大沽口附近登陆。当晚，俄国巴赫米季耶夫中尉代表联军向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递交最后通牒，以“暂借”为名，要清军在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凌晨二时前交出大沽口炮台。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大沽口炮台守军向逼近阵地的联军战舰开炮。联军十几艘战舰在俄国基利特勃兰特中将指挥下强攻大沽口炮台。激战六小时，炮台失守。六十七岁的老将军罗荣光战死。

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俄、英军队进攻天津外围清军防地军粮城及东局子军工厂。至六月初一（6月27日）东局子被攻破。

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联军攻占天津城南八里台，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死。

六月十六日（7月12日），联军一万四千人直薄天津城下。俄、德军攻东门，日、英、美军攻南门。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陷落。

七月八日（8月2日），八国联军司令部在天津成立，尚在路途中的德国将军瓦德西被推举为总司令。联军总数约四万人。

七月九日（8月3日），联军决定进军北京。

七月十日（8月4日），联军约一万八千人沿运河北上，进击北京。

七月十一日（8月5日），联军突破清军防线，攻占北仓。

七月十二日（8月6日），清军放弃防务，全线溃散，直隶总督裕禄阵前自杀。联军占杨村。

七月十五日（8月9日），联军占西河务。

七月十九日（8月13日），联军占通州，进抵北京城郊。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联军一部于当日凌晨攻破北京东便门。激战一天，北京外城各门皆破。

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联军攻破北京外城各门后，开始攻皇城各门，并与残留清军展开巷战。

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晚，巷战结束，联军占领北京城。·輬·輰·訛

一场战争的大戏，八国联军已经演过了高潮。下面，已无悬念。到当年八月下旬（9月中旬），相继抵达北京的联军已有十万之众。瓦德西作为统帅，姗姗来迟，闰八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始至北京，不过，他背后跟随着两万德军。以北京为临时大本营，联军又开始四方出击：东进山海关，北击张家口，西攻娘子关，南陷保定城，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纵横驰骋。俄国人别有妄图，利用与中国接壤之便，出兵黑龙江、吉林、辽宁，乘势占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

在八国联军打击下，清廷开始作政策调整。

当年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

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光绪帝下罪己诏，承认“近日衅起”，“负罪实甚”。这表示慈禧开始反思。

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光绪帝又下求“直言”诏。这则表示朝廷政策将要调整。〃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七月三十日（8月24日），清廷发出求和上谕。由“宣战”而“求和”，政策回归理性。

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明谕通令，剿灭义和团匪。“义民”走向反面，其实是还原本来面目。

闰八月初二（9月25日），清廷发旨，革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辅国公载澜等人爵职，或交宗人府，或交刑部议处。

闰八月初三（9月26日），罢山西巡抚毓贤职。

闰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李鸿章至京。此前过天津，谒德帅瓦德西，谢不见。次日，诏下又以奕劻为全权议和大臣，与李鸿章同主议和事宜，并许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其事。

和谈的路，漫长而艰难。

十一月初三（12月24日），西、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公使草拟了一份和约大纲，交李鸿章、奕劻签署。二人不能作主，乃上奏驻跸西安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份大纲，即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的底本。

作为一个“战例”，不论从八国联军的“侵略”，还是从中国军队的“反侵略”上加以剖析，都没有多少战略、战术或战法、战技的经验教训垂示后人。该胜的胜了，该败的败了，有仇的复仇了，造罪的受惩了，即兴而攻，无备而御，攻也草草，守也庸庸，如此而已。

这么表述，有将一场血腥战争“儿戏化”的倾向。对此，毋庸辩白。因为，在庚子年的那个历史关口，中国的最高权力者和最下层的权力觊觎者，都在相互欺骗，愚弄对方。从某个偏狭的角度回望历史，八国联军对中国国家的战争惩戒，是由于中国人拿外国人当赌注、炫耀赌技，而最后输了自己。这么说史，不厚道，但也不算刻薄。你看八国联军一方，临时凑合，匆忙上阵，你先我后，你争我抢，那一根战争的链条本来便十分脆弱。抖动一下这根七纽八结的链条，中国人便俯首就缚了，这哪儿还是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哪儿还有人民群众既爱国又反帝的豪情？

在八国联军的进军北京的路线上，只有两个中国将领以及他们统率的部队，进行了具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战斗。一是擢任了喀什噶尔提督、尚未赴任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一是直隶提督聂士成。

罗荣光的困难，是自己想先发制人打击入侵者，但直隶总督裕禄不让打，朝廷也不让打。最后通牒生效前一小时的先于敌人开炮，也还是违反军纪国法的。罗荣光争了一小时的开炮权、而敌方早已取得了提前数日的侦察、备战、登陆包抄优势。可怜而又可悲的是，罗荣光部的抗敌战绩竟被裕禄记到义和团头上；丢失大沽口，竟被上报为守土获胜。·輬·輱·訛　非常时期，朝廷却被它的封疆大吏蒙了一次，以至误了御敌大事。

聂士成的困难在于腹背受敌。前有八国联军，后有义和团。聂士成抗战，义和团捣蛋，矛盾尖锐时发展到义和团与信奉义和团的练勇不但向聂士成部打黑枪，而且劫聂士成家人为人质相报复。聂士成复荣禄书诉苦道：“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

罗荣光“拔刀杀眷属”，“勿令辱外人手”，最后自己拼死于大沽口炮台下。·輬·輳·訛

聂士成在母妻被义和团掠为人质，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手刃退卒”，战死于津郊八里台阵地桥头。

但中国近代史写手们，总有意无意将这两位爱国将军边缘化，事迹缩水，声名隐匿，而腾出大量篇幅歌颂张德成、曹福田辈的义和团。这立场，与直隶总督裕禄为张、曹请功赐赏不谋而合。后世荒唐的“历史学家”原来是裕禄知己！

在中国东北，还出了一位坚持抗击俄军侵略的寿山将军。地失军败时，他选择了“饮金卧柩”而自裁。对这样一位死于边事的将军，清廷竟“诏责其开边衅，部议夺职”。·輬·輴·訛　在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寿山多被隐名埋功。

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路线上，还有两个无奈殉国的朝廷大吏，一是直隶总督裕禄，见溃兵难卸，强敌难敌，用一只小手枪自杀于杨村军中。一是巡阅长江水师的李秉衡，募师入卫勤王，督四路大军抗敌，但一触即溃，退至通州，不能再退，于是饮金而死。这两个人，都有纵拳酿乱的责任，但心里还有个国，临危还敢于死，也是值得后世为官者敬佩的。

八国联军踏上中国的领土、并占领天津、北京之后，相互间便开始了杀戮与抢劫的竞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这是发生在北京的情况。数万名带枪的强盗，连抢三日，甚至更长时间，一座城市，还有什么珍藏可以幸免于劫？“抢”的伴生物是“杀”。“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三十八年。早有了“北京大屠杀”，史书并无专章记载，可见历史也善于打盹。“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得墟墓间矣”。　民人死伤，仍无确数。

细数国家民族的灾难，沉淀到最后，都是老百姓的灾难。皇家、官家，谁伤了，谁死了，谁的密室里起走了金银财宝，都有细心而尽职的史家在发黄的旧帐簿上大书一笔，惟庶民之灾，语焉不详。这便使本节“罪”与“罚”的题目，略有错位之嫌。

有几个罪魁祸首，在八国联军的惩处名单上是被指名道姓的，但他们幸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