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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灯这一盏“灯”熄灭了。尽管高喊“扶清”（又有“顺清”、“保清”之倡）的口号，还是死于清政府的屠刀之下，这是朱红灯个人及千百万义和团团民的共同悲剧。从历史的变局来看，朱红灯又是幸运的。用他的一盏“灯”，点起燎原大火，玉石皆焚，人神同难，让国家民族在“罪”与“罚”的劫数中经受着“存”与“亡”的考验。

朱红灯与“朱红灯现象”，已经沉淀为中国历史的遗产。这份遗产，既非贱如粪土，亦非贵如金玉；而目下，两极性的评价也还在对立着。在下无意于调和毁誉，仅想借了朱红灯的兴灭，点击“群众运动”的“必然性质变”和“必然性灾难”。

注意点之一：朱红灯高喊“扶清”，并没有“扶清”。他走的，仍是历史上一切造反者的旧套路——聚众闹事。“众”，越聚越多；“事”，越闹越大；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又回复到“八卦教”、“白莲教”们的“反清”主题。由此，我们推定：剥离了口号的伪饰，朱红灯的义和团以及后朱红灯时段的义和团都是“反清”的、造反的组织。

注意点之二：朱红灯高喊“灭洋”，其实是在为他自己引燃拳教矛盾、激化拳教冲突、甚至明目张胆的毁教行径，作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包装。由此，我们又可以推定：

自外国教会势力进入中国，“教”与“民”的矛盾就存在着，但尚可维持在相克相生的平衡状态；是义和团的无度烧杀造成了中国特色的、仇外的“宗教迫害”或“宗教灭绝”。

让我们对上述两个“推定”做一点补充性说明。朱红灯之前，山东各地分散活动的义和拳基本上在“法”的范围内活动。以平原为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有天主教士高风仪控告张泽鸥、张安业毁坏教堂。平原知县蒋楷立案侦查，情况属实，便命当地地保负责修缮教堂。蒋氏还召来当地义和拳首领王治邦之子王甲三，告诫他勿挑教民冲突，王甲三亦予应允。事后，蒋楷不无自负地表白，处理这次拳教冲突“官不笞一人，民不费一钱”。·輥·輱·訛　蒋楷的立场也十分鲜明，在处理杠子李庄教民冲突时，他曾说过：“白昼抢劫，例有明条，聚至多人，情罪尤重。”　因为拳民打人抓人在先，所以他才带领捕快抓了拳民六人。

待到朱红灯将义和拳做大做强，超出了一村一坛，大到横行七八县（长清、平原、禹城、恩县、茌平、博平、齐河、高唐），领有八百六十村，设有八百坛，聚众数万人的时候，平原知县蒋楷已经奈他不得，只好上报山东巡抚。毓贤虽有亲信义和团之心，也只能派出省一级的兵、府一级的官前去弹压。森罗殿战斗，既印证毓贤“信拳”为假，又印证了朱红灯“反清”是真。

至于朱红灯辈在队伍壮大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焚烧所有教堂，残害一切教民，这显示了群众运动的凝聚之力首先是将它的领袖人物雕塑成践越人道、践越法理的权力怪杰。

对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而言，朱红灯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说他缔造了义和团，略显勉强；说他“改造”了、“提高”了义和团，则言不为过。

是他，给义和团竖了一面“团”的旗帜。

是他，给义和团一个“扶清灭洋”的口号。

是他，让义和团跳出坛社，在一个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流动壮大。

也是他开创的烧杀抢劫的生存模式，最终让义和团运动完全失去控制，失去理性，走向败亡。

朱红灯为义和团运动流淌下第一滴血。作为报复，义和团让官方及教方的洋人与非洋人流淌了第二滴血。而第三滴血，则是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流淌出来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六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每人承担一两白银）的赔款，本息相加，累计赔付白银九亿八千万两；拆除大沽口炮台、及从大沽到北京的所有炮台，中国人的首都从此将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在英、德各国扩大在华特权的同时，俄国人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仅在海兰泡一地便屠杀中国居民五千多人，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中国居民二千多人……

流血是一个“罪”与“罚”相互累加的过程。因为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时代背景，百年以来，中国的精英历史学者一直用讳言义和团的非人道烧杀，编织一幅“群众运动救国”的幻图。在下说朱红灯，无意于对整个义和团重建新时期的评价体系，只想抽取一段线索并提醒世人：这不是纯净的纤丝，它仅是一截血污的草绳。

朱红灯死，山东义和团垮。不是少了一位首领，而是来了一位克星。在毓贤离任的那一天（1899年12月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就任山东巡抚职。碍于清廷“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　之谕，上任伊始，袁氏亦曾对山东各地拳众出示晓谕，疏导劝诱，但不久，他便以权力者的清醒，认识到义和团气不可纵、势不可长。在上有弹劾、下有骚扰的两难之中，袁世凯于上任不满一月的时候，即上折抗辩，极言义和团不可纵容：“该匪虽托名仇教……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就使其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尽驱彼等，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袁氏对义和团决意取缔，得力于一位高人的指点，此人即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张人骏。

开始，袁世凯对义和团剿抚难定，一日，晤张人骏，询以大计，张答曰：“公试揣此类妖妄之徒，古来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败，则亟须早决大计，毋为所牵率而获重咎也。”·輥·輵·訛　袁闻言，大悟，遂一改毓贤抚拳媚团之政，而专力于拒拳保侨（教）。这是徐一士的记述，想来不谬。徐一士认为：袁世凯“有术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张氏以利害之说动之，宜其折服”。　是非为虚，利害为实，袁世凯秉一省大政，故一人之利害，实一省之利害，趋利避害，亦属大局；后生局外诸公，万不可以轻言否定。袁世凯在山东杀了一批义和团成员，有的为教案中杀人凶手，如肥城教案之孟洸汶、吴方城；有的为朱红灯义和团后期重要首领，如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陈光训等。杀了少数人，救了多数人，山东义和团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遂告绝迹。教民得安，百姓得安，官吏也得安。拿袁世凯与山西巡抚毓贤比，与直隶总督裕禄比，袁氏便因与义和团划清了界限，得免陷毓贤流放、杀头及裕禄自杀后又褫职的惩罚。

这样比，太个人化、太功利了，但看看北京、天津二地因优容义和团造成的人的牺牲与物的毁弃（联军毁弃之前），后人自可想见失控的“群众运动”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几乎是毁灭性的——正因为起事者原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要以创造“一无所有”的局面为最大满足。

袁世凯的驱赶政策，让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画上句号。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活动中心由山东转入直隶。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庚辛记事》，我们可知义和团由东省入直，其实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于山东，而大祸之发，乃在直隶，东省得安闲无事，则巡抚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没也。东省义和团，创始于嘉庆时，蔓延至于直隶，数十年来，人俱视之为邪教。及毓贤任东巡，颇尊信之，于是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由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萌滋长，至己亥秋间，其势大炽，然仍出没黄河以西，而以直隶为老巢……

袁世凯的高压政策，让义和团演出了一出“凤还巢”而已。

重回直隶的义和团，经过了“山东洗礼”，在“质”上发生了突变——有了新口号、新旗帜、新的传播方式、新的战略目标——因而在撤出山东仅仅半年之内，便由“乡村拳坛”跃上“国家拳坛”，他们造成的影响及伤害，也是全局性、时代性的。

大多数研究者公认，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后，有一次景州休整，此后便兵分两路，一缘大运河入津，一缘芦保铁路入京。这等于承认，义和团在直隶省内有一次“小长征”。这一说法的资料支撑存在明显的缺项，如义和团的上层领导结构及成员状况、决策过程、指挥协调系统、后勤保障实施等。考虑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有十万之众，进入天津的义和团有二三万之众，这么一支人马的千里流动必然有极为充分的维持条件。但看公私文档，义和团的北上“小长征”快若飘风，易若流云，似乎省略了一支庞大队伍赖以存续的所有繁杂。这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义和团直隶北上。或许：

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小长征”，而是一次“大串连”；

不是一次集群性奔袭，而是一次系列引爆；

不是一次拳民的大行军，而是一次首领们北上布道。

结果是：进入京津的义和团，不再是山东义和团或冀南、冀中义和团，而是由义和团首领在北上终点地区快速吸纳的全新的徒众。

因为压根就不存在一支千里奔袭的有组织的队伍，因为所有的阵前鏖战都是临时啸聚者的即席表演，所以当义和团波及到北京、天津时，便有了最庞大的队伍、最狂热的心态，以及最失控的冲击力量——这也是义和团极度膨胀、骤然消亡的内因之一。

有一个外国人，即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的《龙夫人：慈禧故事》一书中，不经意地点到：

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东“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实与此相反，那些“师傅”们并没有带“拳民”跟着他们，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一路招募、训练新的信徒。这种情形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正是那些师傅（而不是信徒），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政策的关键，也是义和团“拳民”和铁帽子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局外人的、非学院派的判断，近乎事实。

义和团的首领（师傅），是一批串连者、点火者、宣传者、布道者。为了“速成”团队，他们将传统拳术的演练由“童子功”、“终身功”，减少到“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最后再压缩为一星期，甚至一天完成，这便是“神拳”。中国无所不在的愚民最爱投机取巧，一天就能练到刀枪不入，谁不一试为快？

后期义和团，不再求“强”，而在求“大”。义和团一路发展，一路放火，火的蔓延与义和团的蔓延同一路数。

本文指出义和团的这一爆发特点，意在推出这样的结论：后期义和团已经脱离了原初的教民冲突、民族义愤，而将“灭洋”变成了集体暗示，将“神拳”变成了集体假想，因而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一场“群众运动”已经蜕变为义和团首领的“运动群众”、“愚弄群众”，并借“群众”的团伙之力哄抬起个人的权力满足。

一路向北蔓延，“扶清”的口号是为欺骗清政府的。偶遇政府阻碍，他们扔掉“扶清”的大旗，会立即投入“反清”之战。而“灭洋”，与反帝卫国不沾边，只留下焚烧教堂。

义和团的“放火政策”从占领保定时，即已确立。火烧保定城内所有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火烧定兴县仓巨村天主教堂，火烧新城县天主教堂，火烧涞水县高洛村教堂。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四日（5月12日）是个血腥的日子，集结于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在焚烧教堂后，又集体屠杀教民三十多家。在任何一个法制确立的国家，这都是不人道的犯法与犯罪。闻警，知县祝芾率兵弹压，义和团人多势众，祝芾败走。上报直隶总督裕禄，裕禄本是一个极力袒护义和团的地方大吏，面对形同叛逆的烧杀，他也只好派兵镇压。记名总兵马福同率马队、步营赶到涞水，四月十八（5月16日）、十九日（5月17日）两战两胜，义和团首领梁修被擒。马福同太天真了，他不想多杀人，于是发布告示，劝其解散。在清军大部队撤走的形势下，义和团集合各路援军，以少胜多，突袭少量清军马队，马福同战死。·輦·輰·訛　涞水之战，是义和团自污“扶清”大旗。

涞水之战的胜利，仍然不能表明义和团的强大。但他们毕竟胜了，毕竟兵临北京、天津城下了。其间的奥妙，在于有人要“放”义和团北上、要“请”义和团入京。如若无人“放”、无人“请”，义和团大抵只能是一群乡下“红卫兵”而已。

“放”与“请”的话头，暂且放下，留待下节专论。因为本文对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实绩考辨不足，而这又是被所有肯定义和团的学者忽略不载的，所以我们还要接上线索，或例举事实，或径引旧闻，以彰扬义和团的真相真功。

为了叙述的简约性，亦为了方便读者记忆，我们在下一段文字中将不再考辨口号，而只捡取典型事例；不再泛说拳团，而只突显义和团领袖人物。执此二端，或可较为近似地获取义和团的真切影像。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义和团占据涿州。用了两天的时间，至五月二日（5月29日），他们发动群众，将涿州至长辛店百里之间的铁路、桥梁、车站、电线杆彻底拆毁。同时，北京至廊坊铁路、车站亦予破坏——后来，毁路拆桥竟然发展成一种“反帝斗争”的参照模式。　斗争者总是快意于这种大破坏，乐此不疲，视若优良传统。

——五月五日（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教士孙牧师，即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V·Nerman）二人。

——自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进京之后第一次火烧教堂、即东华门外教堂起，义和团将火烧教堂及教民住宅视为常事。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他们火焚右安门内教民区，凡教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砍杀。此次屠杀的指挥者，为一僧人打扮的义和团首领。·輦·輳·訛　当日晚又焚毁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东堂子胡同医院、椿村胡同、勾栏胡同二教堂等。·輦·輴·訛　次日，焚宣武门内南堂，又焚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并医院两处，民房三百间，死教民无数。复焚西城根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房数百间。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前门）外大栅栏之老德记洋药店。开始，拳民以药水瓶为洋酒，饮而知误，遂以煤油引火烧店。火起，各店家求救，义和团首领曰：“有人泼秽水，破吾法力，可恨可恨，吾无能为力矣。”首领逃逸，大火蔓延，“火延之地由大栅栏、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煤市桥、观音寺、西河沿，延及前门外城楼东西荷包巷、前门桥西及大街西一带四千余家同归于烬”。次日，义和团复“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自明初都有燕迄今，数百年之精华尽矣”。

——自义和团进京，“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支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十数万人”或夸大了，但任意杀人，当为事实。

——义和团协助董福祥甘军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久不下。“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执而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矣。”·輦·輷·訛　另有资料披露义和团还曾抓乡民百多人，充“教民”杀戮。其实，他们杀的“教民”，十有八九为“平民”。

——“京中教民，今日（五月二十七日）所杀者有百人之多，在庆邸外行刑。审问者为庄王、贻谷、芬车、桂春，甚为残忍，多有无辜枉杀者……六月初四日，……今晨庄邸门外杀死教民九百余人……即数岁之小孩亦不免……闻老佛斥责庄王不能约束拳民，任令横行。”·輧·輮·訛

——八国联军攻天津，直隶总督极言义和拳可用。及上阵，义和团首领并不上前，而是“驱童稚为前敌，直犯敌军，排枪起，恒毙数百人”。·輧·輯·訛　驱赶少年送死，为一大发明。

——怀来县西北隅，有一古刹白衣庵，主持僧颇有戒行，一日，与人言及拳乱，“僧颦蹙曰：‘阿弥陀佛，此辈号称义民，而比来行径乃复如此，直与盗匪无异……’次日早晨，即闻拳匪数千人置绕该寺，将某僧捆曳而出，无可加罪，则曰：‘此白莲教徒党也。’竟积薪焚死之，厥状甚惨。人人咸知其冤，而莫敢一言”。·輧·輰·訛

——义和团拆毁黄村铁路时，直隶提督聂士成曾率武卫军驱赶，伤义和团数十人；后义和团攻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