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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粤�手作战时，天理教的敢死队已被分割包围于狭小的空间。

乱平，嘉庆帝封皇次子绵宁为智亲王，封贝勒绵志为郡王衔。“智亲王”的“智”，是经历了变乱考验的。对他那支连毙二敌的鸟铳，嘉庆帝也特予命名，曰：“威烈”。在给内阁的谕旨中，嘉庆帝赞扬绵宁“忠孝兼备，岂容少靳恩施”。意谓封赠再多也不会吝啬。⑩

面对嘉奖与封赠，绵宁还算清醒。他在谢恩时言道：“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其不矜功、不伐善如此，更让嘉庆帝对这个儿子增加了好感。

绵宁在平乱中经受考验，崭露头角，颇有几分时势造英雄的幸运。若与他儿时的另一件小事对照，则又可知绵宁的智勇其来也久。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乾隆帝行猎威格逊尔，年仅十岁的绵宁随猎。马上开弓，一箭中的，野鹿倒地。乾隆帝大喜过望，特赐黄马褂与花翎。并赋诗志贺，有句云：“老我策总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早二龄”是与自己相比的，盖乾隆帝十二岁时木兰从狩，初射获熊。诗中又云：“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考其义，甚至连绵宁将来继承皇位都估计到了。绵宁随猎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连中两箭后，乾隆帝说，若第三箭也中，则赐黄马褂。第三箭果中，乾隆大喜，赐黄马褂。因为个头小，黄马褂拖在地上很长……

《清朝野史大观》中《阿哥杀贼》一节记绵宁毙敌事又加虚张，谓：“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党闯入宫中。宣宗时在上书房读书，闻变，与内监登垣瞭敌……举枪射击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为空弹。因急取衣服间银扣作丸，再射之，应声毙。教徒不敢逾垣进，积此二因，遂缄名金匮。”银扣能否作枪弹，待考。

绵宁少年射鹿，青年射敌，都属武事。长于武事，证明到他这一代，清皇族尚未丢掉弓马打天下的优良传统。而他两枪击毙两敌的经历也创造了一个纪录：即入关以后，满族皇帝唯一亲手杀敌者。雄武如康熙、乾隆，何曾在两军对垒中亲手杀过敌人？

历史，似乎期待这位皇子在未来的岁月中显现武德武功。

五、嘉庆指责“因循怠玩”

九月十九日（10月12日）辰时，嘉庆帝乘马入都，兵民夹道迎拜。缓辔入宫后，随即下《罪己诏》。太监宣读，诸王大臣集乾清门跪听之。其《诏》曰：

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诸臣愿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輥·輯·訛

诏中“因循怠玩”四字，找到了病症。

仅以天理教闯宫为例，即足证清朝官吏“因循怠玩”已成流行病。

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可合为一例。将基层报告，置若罔闻，一再请命，均不理睬，这是造成权力体系半身不遂、乃至全身瘫痪的人为因由。高、郎二人倘稍有责任感，强克捷一家可以不死，滑县可以不失，嘉庆十八年深秋持续九十天的平叛大围剿可以不举，直隶、河南、山东数省则可以太平矣。

步军统领吉伦，负责禁御之外的京师护卫。营员屡次申报逆情，他皆以“非吾所辖”为借口，不加追究。乘着秋高气爽，吉伦邀客携酒游西山香界寺，吟咏忘归。直到九月十五日，他仍然游兴未足，对部下说，某将迎驾白涧，又率一干扈从飞马出都。左营参将某攀舆相告：“都中情形，大有叵测，尚书请留。”吉伦厉声喝道：“近日太平如此，何有叵测？尔乃作疯语乎！”挥舆驱骑竟去。吉伦逸游离职，造成京中部队群龙无首。

豫亲王裕丰，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后代。说起多铎，那可是大清皇朝定都北京后的特级功臣。而传到裕丰一代，已经无复祖上豪情。林清党众中那个领队闯宫的祝现，就是豫王府包衣人，居京郊桑岱屯，充豫府庄头，家资富饶，遂生非分之想，成为林清天理教骨干分子。其弟祝富庆，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知其反期已决，遂奔告豫亲王裕丰。裕丰闻言大惊；谋逆为乱，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呀！身为皇族亲王，理应检举揭发之。但转念一想，他又怕了。去年皇上阅兵南海子，自己随行，食宿不便，就曾寓居宋家庄林清大院。与乱党教匪有染，这又是辨不明的关系！越想越乱，越乱越怕，裕丰索性做起了缩头乌龟。倘若裕丰以亲王的身份入朝相报，防患于未然，平乱岂不易如反掌！·輥·輰·訛

顺天府尹某公，于九月十四日接到卢沟桥巡检司报告，说祝现奉林清之命，已集合天理教教众，暗携兵器入京，定于次日闯宫举事。林清乱党，已经过卢沟桥进城。该府尹闻报，摇头不信。朗朗乾坤，皓皓日月，京师金城汤池之固，谁人敢为蚍蜉撼树之举？荒唐！荒唐！莫信！莫信！敢冒昧声张者，滚！由于这位京城地方官的玩忽职守，第二天果然发生了禁宫惊变。

上几例，皆发生于事变前夕。而此前一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春，台湾淡水同知兵备赵崇华一上任，即访获妖言惑众的高妈达。捕而讯之，具供其党刘林（即林清）、祝现等，将于明年秋在京师举事。赵崇华笔录供词后，亟通详请奏，并建议直隶顺天府协查乱党。·輥·輱·訛奏上，大吏们认为此消息荒诞不经，耸人听闻，故匿压不报；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判决了高妈达。设若“大吏”们有一丝警觉、一丝责任，早早谋之，岂有日后之乱？

问题很明显：个体的怠玩，造成整体的垮塌；个体的脱钩，造成整体的短路；大清皇朝的国家机器因为“人”的锈蚀而出现全局性失调、失控、失效。物质性的变异，起于精神性的病灶；家国危难，源于情性迷误；政治家（如果有的话，多数顶着“政治家”冠冕的人实为“权力者”）戳了纰漏，需要哲学家把脉问疾。这真是忙人忙于事、闲人闲于话的风景。

嘉庆皇帝指出了“因循怠玩”的政治病症，还算他清醒。诊病重要，开方更重要，可惜嘉庆皇帝只是说嘴郎中。

大清皇朝的病，日重一日。当那位颇有些尚武精神及武略风采的皇子绵宁，在他继承大统，乾纲独断的时候，还能阻滞颓败，实现中兴吗？

男性权力一“代”又一“代”（专制权力是用“代”计数运命的，而民主政治则用“届”。）的血缘传承，因为女性的介入，它的雄性遗传因子以几何级数逆减或稀释。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家族，到底在何时、何地遗失了努尔哈赤的雄杰、皇太极的神勇、玄烨的刚毅、胤祯的严明了呢？

让我们回到大清朝的道光时代，在世界格局的国际较量中看尚武精神的失落，看男儿气概的消解，看有疆无防的疏漏，看大国无兵的败局。当然，“鸦片战争”只是本书历史反思的起点。即便延续到国名革新，国体变更的“中华民国”时代，作为“大国”的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兵弱将懦，被动挨打的屈辱。拈出紫禁城兵变，仅仅是为了指证：国家防务的虚设，已经将战乱引入天安门之内。乱入内廷，能不警乎！

有强权而无强兵。

有残民术而无御辱策。

“富国强兵”流行为自大的粉饰性宣传、或自慰性民族欺骗。

这诸多的隐疾，正是本书的焦虑所在。庶民的焦虑自古便被讥为杞人忧天。或许因为还模糊地记得天下兴亡与匹夫之责的连带关系，或许因为由“画饼”不能充饥联想到“纸上谈兵”的误人误国，本书作者只冷静地将本书的文化使命框定在“照照镜子提个醒”的有限度量之内。国事，肉食者谋之；庶民百姓，蔬食动物，偶有啼鸣，大抵只显现着黑夜将尽，黎明渐至，又一个日出而作就要开始。

［注释］

①　《清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嘉庆癸酉之变》，永璇《啸亭杂录》，兰簃外史《靖逆记》互见。

③　《罗瘿公笔记选·教匪林清变纪》。

④　《清朝野史大观·强忠烈破李文成之功》。

⑤　兰簃外史《靖逆记》、并《清史演义》四十六回。

⑥　永璇《啸亭杂录》。

⑦⑩　《清史稿·宣宗纪》。

⑧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

⑨　《南亭笔记·道光神弹》。

《清史稿·仁宗纪》。

兰簃外史《靖逆记》。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林清之变》。

第一篇：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国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英国战舰林立，簇拥着那艘舰身高大的旗舰“皋华丽号”。水兵持枪列队，欢迎花翎锦袍的清国谈判代表登舰。

弯腰曲背、鱼贯而入者为清朝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四品卿衔乍浦副都统尹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还有暂戴五品顶戴的尹里布家仆张喜等人。

英方出席者有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谈判代表麻恭少校、马儒翰翻译等人。

讨价还价的谈判从七月初开始，先在舰上谈，后因天热改在岸上（南京仪凤门外静海寺）谈，直到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璞鼎查等人应邀进入南京城，在上江县考棚双方交换和约文本，“和谈”才告一段落。而今天的登舰相会，则是为了双方正式加盖关防印鉴，签字画押。红印一盖，大名一签，中英《江宁条约》即被后人习惯称呼的《南京条约》遂告生效。

签字仪式结束，送走了中国官员，那几个不苟言笑的英国贵族军人心里早已乐不可支。一个参与谈判的英国军官在其回忆录中用大写的英文字母写道：CHINA　HAS　BEEN　CONQUERD　BY　A　WOMAN（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①

这“女子”，当然是指英国女王亚历山德娜·维多利亚女士。此时，她二十三岁。中国人想不到，一个窈窕淑女领导下的政府，这个政府派出的一支规模不太大的远征军，竟然战胜了四十倍于自己的中国军队，迫使大清皇朝那位万民仰视的帝王低下他一贯高昂的冠冕。

一、“皇帝”选择了战争

“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发动的侵华战争。

本节标题却用了“皇帝选择”，可能有冒大不韪之嫌。

在下无意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关系。

谁如果对近代的中外关系（自然包括中英关系）做一些粗线条的梳理，谁如果跳出单项的历史谴责或历史表彰、而具备了一点汲取历史教训的理性，他都会对中国人（自然包括“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战争责任”予以正视。承认了昨天的中国人的“战争责任”，会让今天的中国人更有理性、更有智慧；而这，并不妨碍对“鸦片战争”进行诸如侵略、被侵略或正义、非正义的界定。

道光皇帝撞上了“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这账，当然要记在道光皇帝名下，于是在后人的成见中，他成了个“光腚惹马蜂，能惹不能撑”的角儿。

这多少有些误解或强加。

“序篇”中写到的那位“绵宁”，即位后改“旻宁”，就是道光皇帝。林清之变，考验了他的临事不惧。嘉庆帝夸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倒是实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秋狝热河，驻跸避暑山庄，因偶感暑气，高烧不止，竟尔大渐。临终前，回光返照，召诸大臣御榻前托以后事。帝言：嘉庆四年已遵祖宗家法，密立皇次子绵宁为“皇太子”。朕今不起，国不可一日无君，着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于行宫即皇帝位。②

绵宁这次亦随驾秋狝，大悲大哀中受命大任，依然孝思婉约，忠情怆恻，坚持要奉梓宫还京后再即帝位。八月庚戌，绵宁于太和殿即皇帝位，尊嘉庆帝为“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简称“仁宗睿皇帝”。这一年，道光皇帝三十九岁。是清朝入关后十个皇帝中即位年龄第二大者（雍正帝即位时年四十五）。年近不惑，道光帝登基后即以成熟、稳健称著。

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例证之一便是即位后一个月，就果断罢免了嘉庆皇帝十分宠信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以及班列第二的军机大臣戴均元；另两位军机大臣卢荫溥、文孚，虽留任，但降四级使用。同时，起用汉族官员如大学士曹振镛、户部尚书黄铖入直军机。曹振镛，即是林则徐会试时“座师”。后来林则徐屡获大用，多是曹振镛举荐。“优礼词臣，回翔禁近”，是嘉、道年间较为开明的用人气象；而道光皇帝一掌权，就表现了变更朝政的意向——道光朝出人才，与皇帝有关。

道光帝的节俭与爱民，在清朝诸帝中亦无出其右者。

道光即位后，内务府循旧例为其备御砚四十方，砚背皆镌“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认为所备太多，闲置可惜，便命分赐诸王大臣。③

御用之笔，皆选紫毫之最硬者奏进，笔管上特镌“天章云汉”字样。道光帝认为这种笔又费金，又不合用，废而勿进；另选外间文人习用的纯羊毫、兼毫二种，令加仿制。管上镌字，亦嫌虚饰，命仅镌“羊毫”、“兼毫”字样，以示区别而已。

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皮端罩（礼服），皮下衬缎稍阔，他命内侍拿出，让在四周添皮。内务府一算帐，需银千两。道光帝知道了，谕令勿改。皇帝的裘服不改，京官效之，衬缎再长、再阔，也不添皮，因而终道光之世的十几年间，京官们裘皮礼服都皮短袖长，隐不露锋（毛），无法显示皮毛之珍、身份之尊。④

最有戏剧性的是，道光帝的套裤在膝盖处破了一个洞，便命所司补缀一圆绸，俗所谓“云打掌”。见皇帝如此，大臣亦争效之，亦于膝盖处缀一圆绸。某日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见其膝上也有“云打掌”，便问：“汝套裤亦打掌？”曹答：“换新的太贵，故补缀。”道光复问：“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曰：“须银三钱。”道光惊叹道：“汝外间物太便宜了，我在内府打掌须银五两。”其实，外间打个补丁，亦无须三钱，曹振镛随口说说而已。但道光帝的节俭之德，毕竟在中国帝王中绝无仅有。后人不可因官吏们迎合伪俭而否定道光帝的惜恤民瘼。

南巡靡费，道光帝罢省，故其一生未作南巡计。

木兰秋狝靡费，道光四年（1824）正月亦罢省之，此后他一直在京郊南苑行围，每年仅五六日而已。

皇子、公主婚嫁，本皇家喜庆，道光帝也诏命从简。如其第五女寿臧和硕公主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嫁时，道光帝给她规定的一切费用（包括嫁妆）累计不超过白银二千两！尚不如一富家女。

道光的御膳，最多只准四个菜。有时，仅是一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时代，整个宫廷都尚节俭。如皇后生日千秋节，虽为国家盛典，但赴御宴者每人只是一碗打卤面。宫中妃嫔待女，非节日庆典，皆不得食肉。

而对于民间的疾苦，道光帝则念念于心。水旱为大灾，每有州县遇灾，免税之外，常例是开仓济民，发“一月口粮”、“两月口粮”、或给予“籽种粮石”，类似的恤民之举，书载不尽。⑤

从个人品质上讲，道光皇帝是一个很正直善良的人。如果日子依然如昔，他会是一个守成贤君。可惜的是，他继承了一个“关门”的祖制，又恰恰遭逢了“破门”的强盗。

清朝的闭关政策，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基于郑氏父子据守台湾，时挑海衅。不过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军攻入台湾，郑克塽率众投降，海禁即已失去军事意义。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大开。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布在东南沿海建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苏）海关，分掌海外贸易。⑥于是广州、厦门、宁波、松江自然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这一态势长期维持下去，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当不至于推迟到鸦片战争之后、且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起步。遗憾的是，“开门”并不是国策。稍有风波，朝廷便想到“关门”。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因担心“海盗”与“洋人”纠结为乱，康熙帝不但严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严申海禁，既严禁中国人留住国外，严禁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严禁向外国卖船、卖米，又对抵岸的外国商船严加防范，视若寇仇。⑦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贸易、中外交往复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关税后，乾隆帝又下令关闭闽、浙、江（苏）三海关，独留广州之“粤海关”与外国通商。⑧

一关一口通商的局面，历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