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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进展果如刘铭传预料。进攻基隆法军在占领基隆后，一无所获（存煤被毁，挖煤机械已转移），又无力推进。进犯淡水的法军从八月十四日（10月2日）强攻到八月二十日（10月8日），则以牺牲巨大、寸步难行而撤退。孤拔承认：“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战后法方统计，此次进攻淡水，法军死亡9人，失踪8人，负伤49人。刘铭传的奏折则称：“馘首级二十五颗，内有兵酋二名。枪毙约三百名。”总之，法方攻而不克，中方守而不失，胜负之势，固已判明。

基隆与淡水的守卫战，两个战场，一个战术思路，即：在易守处，诱敌上岸，使敌人强势变弱势；在难守处，合力固守，使己方弱兵变强兵。强弱逆势，孤拔氏的“双管齐下”被刘铭传的“一掌开山”遏制了。

归纳两次基隆保卫战、一次淡水保卫战的战术精髓，刘铭传善于将“海战”转化为“陆战”的临场发挥是制胜之窍。有计划后退，退到敌舰的炮火射程之外，迫使敌人弃长用短，进行轻武器较量与士气较量。加之刘铭传驭兵以德，人人效命，故能抗强敌，守疆土，建大功。

从个人魅力上看，刘铭传宝刀不老，猛志长存，身先士卒，不避凶险，也大大鼓舞了全军斗志。“铭传每当阵一呼，将士皆奋跃致死。法人既三犯沪尾不得志，月眉山之战，将士忍饥冒雨，誓死拒，营将跣足往来督战，无不一当百。法人亦惊慑，自此不敢轻。”·輦·輷·訛

再看浙江战场。

在台湾没讨到便宜，孤拔一方面对台湾岛进行舰队封锁，一方面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中旬开始对浙江镇海加以骚扰。

说“骚扰”，近乎“宣传语”。实际的情况是：南洋大臣曾国荃派出由五艘军舰组成的南洋分舰队于1885年1月中旬出吴淞口南下援闽，这等于在战略上威胁了封锁台湾的法国海军的侧背。为了战略主动，孤拔遂从台湾战场抽调军舰，亲自率领，来与中国海军决战。中国海军五舰遇敌而退，法舰乘势追北。后，中国海军二舰被击沉（一舰负伤自沉，一舰未伤自沉），另三舰躲入浙江镇海口外，这便造成了引狼入室的态势。三舰乘隙逃逸，孤拔开炮问罪，故有攻打镇海之举。

镇海为浙东海防重镇，宁波门户，有甬江上达宁波。镇海若失，则浙东不稳。鉴于上年马尾之败，浙巡刘秉璋亲临镇海部署，并檄令宁绍台道薛福成综理营务。刘秉璋的“战术”要点是：

其一，购买桩木，以机器排钉甬江江口，作阻兵之计。木桩或七八十枝为一丛，或四五十枝为一丛，自南岸至北岸，横立二十二丛；自内及外，亦立十余丛。丛与丛间，为防止敌舰闯入，又购买海船三四十艘，装满石块，沉于其间。为了利于商船进出，于木桩中间特留一口门，宽二十丈。在口门内，预置大船五艘，以备敌舰闯攻时再沉船堵口。木桩之外，又沉放水雷六排，每排八枚。江口两侧滩头阵地如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又设置长墙卡门，门外各埋地雷。这一系列的战备举措，均意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免遭兵临城下这厄。

其二，加强镇海口外炮台的兵防战备。镇海甬江口外，北为招宝山，南为金鸡山，皆建有永久炮台。战前，刘秉璋命浙江提督欧阳见利率三千五百人驻守金鸡山，并指挥此山的“天然”、“自然”炮台，命记名提督杨岐珍率二千五百人驻守招宝山；命守备吴杰专职指挥招宝山威远炮台、金鸡山靖远炮台及小港口的镇远炮台，又命游击钱宝兴率三千五百人驻守梅墟，作为后应。因为中法双方已经公开宣战，所以炮台守军只要发现是法舰，即可开炮轰击，这便保证了战场的战术主动权时刻在我。

其三，主动拆除镇海口外七里屿虎蹲山等处的灯塔、标杆、浮筒，以迷敌舰之路。又以高价聘用洋人领港员，敛船入口，防止他们为法国军舰领港。甚至与长驻上海的外国领港员洽谈，许以重金，促其拒绝为法舰引水。

上述三项措施，都是吸取了马江之败的教训想出的，虽然有些笨，有些劳民伤财，却真的起到了御敌作用。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十五日（3月1日），孤拔率四舰逼临镇海。法舰炮轰招宝山，守将周茂训当即开炮还击，至使敌舰受伤而还。正月十七日（3月3日），法舰再犯招宝山，守备吴杰亲自开炮，弹中敌舰之尾。次日夜，法军趁风雨乘小船偷袭南岸炮台，副将贵金组命营勇屏息以待，及近突发，击沉二船，毙敌多人，敌退。正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3月13、14日），法舰遥对诸炮台开炮，炮台还击，敌不得进。

当时，法舰炮火远胜中国炮台，之所以没有对炮台守军造成在的伤害，刘秉璋的另一项部署起了作用。原来，中方炮台多用砖石砌筑，敌方的开花炮打来，弹片与石块横飞，伤害防不胜防。战前，巡臣命各炮台于砖石之外，加覆厚厚的“三合土”挡墙，敌方弹重虽二三百磅，插入“三合土”后，爆炸威力大减，故守兵伤亡极小。

小说家们，则哄传孤拔即受伤于镇海之役，不久死去。·輧·輯·訛　这或许仅是时间的巧合，孤拔镇海战后三个月死于疾病；或许是吴杰的一炮，或王立堂的奇袭，伤病交加，才断送了那位法国将军的卿卿性命。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将军孤拔确确死于他侵华的战斗岗位。

三看中越边界之役。

中国近代史典籍，述中越边界抗法胜利事最详。故本节文字并不准备详上加详地复述历史光荣。我们的关注焦点，仍然是“战术”总结。

在冯子材被委以佐广西边外军事一职前，中越边界上的战争形势是法胜中败，或法强中弱。这与广西巡抚潘鼎新的消极退避有关。法军连战皆胜，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九（2月23日），法军占领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这是他们的胜利顶点。

当冯子材、苏元春、王孝祺、王德榜诸军云集镇南关附近准备反攻时，法国人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即弃险不据，匆匆退到镇南关南三十里的文渊城，重新设防据守。胜利而退兵，其实是“示人以弱”，在法国人心里，或许有一种因后续部队未至而不敢碰硬的恐惧。

冯子材率军重占镇南关后，复推进十里，在关前隘口小南关连接东西两岭筑一高墙，墙前掘深壕，两岭筑炮台，作凭险坚守之状。这是十分正确的战术选择。镇南关已经失守一次，且法军撤退前又加破坏，故雄关不雄，短时间已不能恢复金城汤池之险。如今，在关前险隘筑墙掘堑，以镇南关为依托，便有了后方纵深，既易于守，又易于退。

冯子材的战斗部署是：他率自己招募的“萃军”十营（一说十八营）驻守长墙及东、西两岭炮台，与“萃军”并肩守卫、成掎角之势的是右江镇总兵王孝祺率领的三千“勤军”；署广西提督苏元春率“毅军”屯隘口侧后幕府，以作呼应；命权广西提督王德榜率“定边军”屯镇南关东三十里之油隘，乘间出击，袭抄法军后路。这样的部署，可谓攻守兼备。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五（3月21日），冯子材先发制人，突袭文渊城法军，小胜后，迅即退回长墙一线以逸待劳，诱敌上钩。

二月初七（3月23日），法军从文渊出发，兵分三路，向隘口长墙及东、西二岭炮台发起强攻。从人数上看，中国四路守军约是法军的两倍；从武器装备上看，法炮法枪火力威猛，又远非中国军队可比。战斗打响，法军仗火力支援，抢占先机，竟然一举攻下东岭三座炮台，大有居高临下，以石击卵的架势。中国守军形势严峻。激战两天两夜，中国守军失而复得，于二月初九（3月25日）全线出击，将法军彻底击溃。此役中国军队歼灭法军千人以上。冯子材乘胜追击，战斗八日夜，追奔二百里，连续光复文渊、谅山、谷松、威坡、长庆、船头等地，又攻郎甲、袭北守，大有一举下北圻、复东京之势。就在一派大好形势下，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清政府下令停战。

分析镇南关大捷的战术要素，有如下三点可供后人借鉴。

一为将士一心，斗志顽强。冯子材以七十高龄，“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輧·輰·訛可以视为卫国典型。整个战役，将军无却阵者，兵士无逃逸者，上下同欲，何战不胜？

二为互相支援，诸军协力。王孝祺反攻东岭，以少击众；苏元春及时驰援，扭转战局，这都是制胜因素。

三为断敌后路，击其援兵。王德榜军从油隘出发，夹击犯我长墙之法军，又回击法国援军，这是胜利的保障因素。

一万多人的法国军团全线溃败。“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穷急哀呼相闻”；“被杀急，则投枪降，去帽为叩首状，以手捍颈”。

后世史家，从“战略”上分析，谓法军在越南北圻不久又集以重兵，中国军队若乘胜追击，在拉长战线后，恐难再胜。这无疑是有“战略”目光的。但镇南关、谅山的“战术”胜利，毕竟也会让法国入侵者三思而后动，改变他们原初的“战略”。

这一节文字，回顾了三个战场的战术展开，以史为证，表明只要将帅不懦、不傻，中国的士兵皆堪一战。

镇南关胜而求和，已被国人诟病百年。这是不易辨析的功过。就当时国力、军力而言，中国虽大，仍与法国不在同一水准线上。明乎此，做强人民，做强军队，做强国家，才是先于胜利的经国大业。

［注释］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八。

②　《清史稿·张佩纶传》。

③　《凌霄一士随笔》原十二卷十期。

④　《中法战争》丛刊，第五册P416。

⑤　张佩纶《致安圃侄》，《涧于集·书牍》卷三P55。

⑥　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清末实录》P25…P27。

⑦　《会办闽防张学士来电》，《李鸿章全集》第九册P5116。

⑧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P26。

⑨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122…P123。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181。

第五篇：戳穿“纸糊的老虎”

戳穿“纸糊的老虎”

“纸老虎”一词，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流行颇广，大抵是源于毛泽东对斯特朗的谈话。在那次谈话里，毛称他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或许有一种“钦定”的意味，中国人在不开放的自闭中，真的相信了敌人都是虚弱的。

将自己个人、或自己的国家比做“纸老虎”，则是李鸿章的自我调侃。晚岁，总结一生历事心得，李氏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会。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①

凭着这坦率的自白，李鸿章便当得起“政治家”的赞誉。“纸糊的老虎”，可以指那位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可以指那个声言变革却仍沉迷祖宗旧制的大清帝国。品一品李氏的夫子自道，读者是否会引发一丝对家事、国事的反思呢？

本章还是旧事重提，说的是甲午战争。

一百一十多年的冷却，忧国的热忱早已凝固为冰。我辈超然，谁还为，故国伤怀？笔墨淡淡，不过是想描画一番“纸老虎”的真相而已。

一、“步枪”挑战“巡洋舰”的悲剧成因

2001年5月31日，中国当代传媒竞相报道了一则颇有爱国含金量的国际消息：《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②

有些消息无法证实。如说沉船载有8800万美元（约合1100亿韩元）的财宝等。

但基本的讯息是确切的：高升号沉船位于朝鲜西海岸距仁川市蔚岛南面2公里处20米深的海底。2001的5月初韩方开始打捞作业，当月底即寻到沉船遗物：六枚银币、七双金银筷子，还有七具中国军人的遗骨……

韩国人，无意中帮助中国人打捞起一段遗忘的历史。

沉睡百年，沉默百年。

因为无名，高升号上这八百多名中国军人为国捐躯的故事基本上不被中国百姓知情。

如今，经过百年销熔，竟然还有百分之一的烈士遗骨不甘毁弃。我猜想，是否那精诚之气，郁结难散，才护持着这七具白骨，重见天日，向故国后人显现一些超越生命的启迪呢？

信奉唯物主义的读者，或许要嗤笑在下为有神论者，其实，在下倒是希望有“神”，只是这“神”无须供奉在“神社”里作仪式性“参拜”而已；它应供在中国人心里，让国人残存一些本有的神性，或萌生一些应有的神性。

倘若你因为固持“信仰”而拒绝“神性”，面对高升号上的先烈遗骸，你的“人性”是否因重温历史而发生一丝震颤呢？

不麻木者，吾将引为同志。

应该感谢韩国人的水下打捞。虽然高升号断乎难以再“高升”，但高升号的故事分明浮出了水面——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正月十日（2月15日），朝鲜全罗道古埠县爆发东学党（道）联合农民而起的动乱，形势失控，王京汉城危殆。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朝鲜政府向宗主国中国求救，请求派兵支援。五月三日（6月6日），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受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陆军1500人东渡朝鲜，五月九日（6月12日）进驻汉城西南75公里的滨海小城牙山县。

从朝鲜西海岸的战略要地、汉城门户仁川登陆，中国援军为什么弃险不守，反而转驻地属偏区的牙山县呢？罗尔纲《淮军志》有一简明陈述曰：

牙山县在朝鲜王京（汉城）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出口。仁川澳为王京门户，群岛罗列，从澳左转入汉江口，即达王京。汉江口南迤东为仁川埠，各国商贾所萃。从仁川南行稍西，历南阳，循广德而至牙山县，值沔口津白石浦，乃仁川全澳的东南角，地本偏区。时朝鲜农民起义军在全罗，淮军以救援赴韩，故自仁川登岸，即趋驻牙山，以就南道为经公州（朝鲜忠清道首府），赴全州，军行稍便，不争汉江门户，没有防备到日本借此挑起战争的。③

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时，即据1885年《天津条约》第三款之规定，命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说明此次出兵是应了朝鲜政府之求，依照的是“保护属邦旧例”，并保证“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④

日本政府久欲控制朝鲜，苦无借口。而今，朝鲜内乱，中国出兵，正好给他们侵朝提供机会。其实，在中国宣布出兵的前一天，即五月二日（6月5日），日本政府就召开会议，秘密决定出兵朝鲜，对中国宣战。当天，指挥这次战争的参谋本部“大本营”成立；经天皇批准，驻守广岛的第五师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赴朝鲜。就在中国援军抵达牙山时，日军先遣部队也在仁川登陆。

五月十三日（6月16日），仁川登陆日军已达七千人。到五月二十三日（6月26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发布“第一次绝交书”时，在朝日军已达一万多人，是中国援军数量的七倍，而且控制了汉城周边及汉城至仁川一线的战略要地。

中国援军困守牙山一隅。前，无须进——因为闻中国援军登陆，全罗造反者已如鸟兽散；后，无所退——仁川被日军扼守，再夺仁川力不能及。

中国政府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从朝鲜撤军，放弃宗主国的尊严与权利；要么救援孤军，增兵朝鲜，在境外与日本人一决高下。

日本人则惟恐天下不乱。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第二次绝交书”。

六月十八日（7月20日），日本驻朝公使大岛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敦促朝方将中国军队赶出朝鲜，并限两日内答复。

更远大的战略目标似乎尚未确定，但清政府已将解救牙山守军视做当务之急。

六月十九日（7月21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爱仁”号载记名提督衔总兵江自康所率仁字营及北塘护军共1150人由大沽口启程，渡海赴牙山。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清晨，部队平安抵牙山。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另一艘受雇英国商船“飞鲸”号载北塘护军700人由大沽启程东渡，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午后船抵牙山。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第三艘受雇英国商船“高升”号载淮军仁字营帮办高继善、营官骆佩德及吴炳文所率两营1100多名官兵由大沽起航，驶往牙山。这一船中国官兵谁也料不到他们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之路。

陆军，在交战的背景下乘坐运输船跨海出征，本身就存在风险。身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然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雇用英国商船运兵，就是想借助英国“中立国”的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