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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战场之外的政治博弈，问题的症结在于以层层效忠（即欺骗）为安定系数的专制权力，其运作程序恰恰是粉碎英杰、吸纳奴才的。黄粱偃武，残喘苟安，一旦有事，征召无人，在每一次军事失利后，都掩藏着一种政治绝症。西太后的临危授命，错点钦差，也真的暴露了朝中无人或肉食者鄙的严酷颓势。

张佩纶流放黑龙江，五年后刑满释放。因祸得福，被李鸿章选为东床快婿，且招为幕僚。张氏心里，有一份苍凉，也有一份委屈。以他的文才、诗才、议政才、监察才，周流于江湖庙堂，都是一把好手。可惜巧才拙用，误了清名。考究起来，他的性格残缺——得势膨胀，掌权混帐，则是他马尾覆舟的内因。

李鸿章在张佩纶处于人生低谷时，纳亲敬贤，表示了公开的肯定。考其前因，亦与马尾海战有关。海战前，即光绪十年四月，张、李之间曾有电稿往返，主要是张氏申请兵营月饷、军火费用及行馆经费，李氏公事公答。闰五月二十四日，张氏电告法军已有一轮闯港受损，以此为端，估计将有纷然杂至，据险索赔的可能。电文中，张氏希望李氏在天津与法人相约，禁止其船入口。李氏当日回电判断形势发展曰：“孤（拔）素勇敢，似我已允撤兵，彼当不剧动手。能否派员以此义喻之闻？”　语义虽缓，但和平解决中法矛盾的意向则十分明白。这不能不影响张佩纶的前线决策。

闰五月二十七日，即在法国人最后通牒期限将到的前一天，李鸿章电告张佩纶道：“二十八日三点钟限期已满，法船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操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队。”

李氏的这通电报，等于借“领事”的口，下达了“不阻”法舰入港的命令。“公屯马尾非计”，超出个人关心，似已预见了马尾必有一战、必有一败、必有一险。

张佩纶虽身近士卒，驻节马尾，但面对失势被动之局——一不能封锁闽江口，二不能先发制敌，也只有空言“备战”，实等“挨打”了。六月中旬，张氏在估计了抵抗无胜算的前景后，曾有放弃船厂，任敌暂据的撤退打算。这办法本来得了李氏允诺，不知为何竟未实行。

在被动的相持中拖了一个多月，张佩纶也冒出了想阻河击敌的念头。闻讯，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九日急电张佩纶道：“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须防彼先发、不发或渐移向他处。仆不以决战为是。”

“不以决战为是”，为李鸿章最后表态。张佩纶遂于“祸在眉睫”时放弃了一切努力。待法人进攻的炮声响起，既炸毁了马尾港内的中国船舰及马尾船厂，又炸飞了李鸿章的和谈梦。张佩纶的罪责里，早已埋下了李鸿章的诱因。

张佩纶作为清流大吏，还有临阵脱逃的污点。炮声一响，将士殉身，张佩纶则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溜之大吉。张逃到距马尾三十里的鼓山彭田乡，何逃至距马尾十余里的快安。帅逃将奔，一乱百乱，马尾的失败由水面扩大到陆地。战败有罪，逃逸有罪，张佩纶自知罪大难逃，所以在马尾海战次日电告军机大臣，表了一个颇为硬气的态度：“纶罪无可逭，请即奏闻逮治。”

或许是良知复萌，李鸿章向张佩纶伸出援手……但是他改变不了张佩纶的历史定位。惜哉！

张佩纶逝世，有人戏联相挽曰：“三品功名丢马尾，一生艳福仗蛾眉。”·輥·輵·訛　家国不两全，有得有失，谁也算不清爽！

二、刘永福，一个被夸大的英雄

刘永福，黑旗军，被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宣传为爱国主义的抗法英雄。在本质属性上确乎如此，但他们的战绩，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又确乎是夸大了的。

离乡背井，流窜境外，刘永福和他的战士，原本都是具有叛逆色彩的造反者。与现行政权对立着，游离着，即使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与帝王、与国家的敌意或疏离感，仍然是无法排遣的。

刘永福（1837—1917），祖籍广西博白，生于广东钦州，史书亦称其钦州人。因自幼随父迁居广西上思，故又有上思人之说。本名刘建业，又名刘义，字渊亭。自幼随叔父习武，武艺高强。父母亡故后，于二十岁参加天地会起义，率众隶吴亚忠部，任旗头。因以七星黑旗为大纛，且与“太平军”有联络，故其部被人称为“黑旗军”，或“黑旗长毛”。驻军归顺州（今广西靖西），抗击清政府军。后战况不利，率三百人跨界退入越南境内。其时，粤人何均昌占据越南保胜。刘永福黑吃黑，取而代之。在胜保，刘氏黑旗设卡厘税，俨然地方长官。但他的身份又是十分明确的，在境内，他是“造反者”；在境外，他是“流亡者”，如此而已。·輥·輶·訛

历史将刘永福推向前台，并成就了他“爱国者”的业绩，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此前，法国人开市越南西贡，并垂涎全越。为达目的，法人与越南贼首黄崇英勾结，欲以黄氏数万“黄旗军”为前驱，地毯式推进。到了同治十二年，法将安邺率兵攻破越南河内。越南国王遣使诏谕刘永福归诚，许以功成封爵。刘永福闻命，率黑旗军自保胜南下，越宣黄光大岭，绕驰河内，设伏突袭法军，一战而斩安邺。在战胜的形势下，法越和谈。议和成，越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越境北部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但刘永福的根据地，仍然选在保胜。

中国的流亡者做了越南的官，矛盾随之产生。刘永福的对立面是越南驸马黄佐炎，他以大学士的身份，督师内外。对于刘永福剿灭土匪、安定一方的功劳，多匿而不报。有鉴于此，刘永福出师抗法时，亦负固自雄，六调不至，完全是一付独立王国、占山为寇的老脾气。

到了光绪八年（1882）春天，法国军队由西贡沿海北上，并于三月攻克越南东京、南定。占领东京后，法人日日增兵，悬万金购刘永福，悬十万金取保胜州。在这种压力下，刘永福坐不稳山大王了，于是向越王请战。光绪九年（1883），吏部主事唐景崧毛遂自荐，间道赴越，招抚刘永福。唐氏在越南保胜州见刘永福，自陈三策，让刘永福选择。

三策分别为：越南为法国逼迫，危在旦夕，诚能据保胜而传檄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刘永福还算清醒，他说：“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事闻，清朝廷以十万两白银犒其军，刘永福则入赀清政府，捐了个“游击”（从三品）军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将军。

在中国军队越界屯扎（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驻保胜，广西提督黄桂兰屯谅山）的后援背景下，刘永福率部自保胜赴越南山西，与黄桂兰筹划御敌。他用的仍是老战术，奇袭河内纸桥，法军大败，法将李威利被斩。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黑旗军又追击法军于河内城下。法军决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帮黑旗军转移阵地。

十年间，刘永福两次驰援河内，迎击法军，斩将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实，这两次胜利规模皆不大，攻其不备，突袭而胜，似有运气的成分。而小战斗不能影响战争全局，故纸桥战斗后，法军反扑，先后攻占越南之富春、顺化、海口，并入据越都河内。法军约一万多人，水陆兼程，气势汹汹，兵锋所向，正是越南山西、兴安各省。大敌当前，刘永福有些怯阵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胜。倒是他的部将扼腕愤痛，这才打消了刘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将黄守忠的表态，最为坚决：“公毋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

当年十一月，法军攻破兴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刘永福黑旗军大溃，退保兴化。从这时起，黑旗军的神话终结了。光绪十年（1884）二月，法军陷扶良，进攻清军重要防地北宁。云贵总督、清军督师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刘永福全军赴援。刘永福竟以山西之围时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持坐视不救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劝，刘永福才勉强出兵。兵至北宁，清防军已溃。北宁失守，刘永福率部重回兴化。后不久，即因军粮不继而退屯文盘洲大滩。岑毓英比较赏识刘永福，北宁失守前，曾允黑旗军扩编至十二营；北宁战后，即光绪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刘永福可供驱策，于是清廷擢刘永福为“提督”（从一品），赏花翎。

绕一个人生的圆弧，刘永福从“造反者”、“流亡者”演变为顶戴花翎的“忠君者”、“爱国者”，可谓功德圆满。

加官晋爵后的刘永福在当年九月的宣光争夺战中，夺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斩法兵数十级。法人退守宣光城，刘永福乘势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县＇奇。ｃom书＇。这些州、县，法人夺而复弃，故得来容易。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的谅山大捷，战争主角已经换成了冯子材、扬玉科、苏元春、王德榜诸人，刘永福只能退居偏师地位。

刘永福以一个“流亡者”的尴尬身份，统御乌合，迎战法人，能够取得连斩敌将的胜利，确属不易。

但“胜利”与“胜利者”皆不宜夸大。夸大的历史，就不再是原初的历史。

考察国人夸大刘永福战功的过程，由来也早。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步夸大”。李鸿章比较清醒，他没有美化刘永福，也没有丑化刘永福，即便在刘永福部溃败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场胜负，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国人虽连连败于刘永福，却没有迷信刘永福的战斗力，更没有畏惧他的存在。“悬万金购刘永福”，那是法国人的战场宣传，意在离间越人与刘永福的关系。这种宣传动作被清国朝野都误读了，他们一是认为法国人怕刘永福，故将刘永福当成一张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认为法国人恨刘永福，估计必在谈判中索要刘永福，作“战犯”处置。张佩纶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时，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刘永福时，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对其加意保护。　接奏，朝廷谕李鸿章先事筹计。

其实，李鸿章居高望远，倒是对刘永福与其黑旗军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谈判后，拟订中法间五款和约，并专折上奏。就在这道专折中，他谈到对刘永福一军的评价曰：

至刘永福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巨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刘永福军情道：

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巨严明约束，酌加减汰，豫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光绪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对刘永福抗法怀抱幻想，故赏他为“记名提督”。此前此后，刘团在中越边境线上基本无所建树：退驻保胜，规复北圻，宣光兵溃，退驻思钦……锐气荡然，雄风不再。

考刘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缘由，盖因积弱久败，实在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为老大帝国粉饰无奈、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刘永福便成为印证大清国民魂可聚、军魂可恃的雄辩存在。

刘永福被利用，于他自己并无害处。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戎马倥偬，终也能颐养天年（刘永福活到81岁）。这是他的福分。“宣传”的效用，仅仅是精神安慰，刘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战绩外，他真的无法挽救大清国的危亡。清醒的后人无意苛求刘永福，也并不贬低他个人的英雄主义。

在抗法前线的刘永福曾向胁从法人的越南人发一“告示”（即《解散胁从法人示》），·輦·輳·訛　劝其改过自新，反戈一击。这“告示”对法国人的兵力做过如下表述：“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这一估算，可能有意贬低对手之力，但相去不会太远。

另据《梵天庐丛录》分析：“考刘永福保胜之挫法将，实恃地险，又其时法将探路，随兵无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刘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輦·輴·訛

“宣传”无朝不有，无法杜绝。常规的思维是，既不能废“宣传”于必须，又不能崇“宣传”而废史；尤其在旧“宣传”降温后，我们要能恢复历史的清醒。

三、从刘铭传到冯子材的“战术”胜利

在一年又五个月（1883、12—1885、4）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可圈可点的胜利是由刘铭传（在台湾）、刘秉璋（在浙江）、冯子材（在中越边界）等人创造的。看看战争形势图，从东海到南海，正好像一面新月形盾牌，挡住了入侵者的矛头。

如果从“战略”、“战术”的关系上推求，除张佩纶防守的马尾这一个“点”上战术谬误而造成漏洞外，中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千里海防、陆防基本维持稳定。这一“战略”稳定局面是由若干个“战术”点的稳定支撑起来的。所以，重温中法战争史，不能不唤起人们对“战术”问题的关注。

史册昭昭，毋庸细述，本节仅从故实中抽绎出几条“战术”线索，供后生军人临阵借鉴，活学活用，或可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也做一番刘铭传、冯子材样的功业。

先看台湾战场。

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下旬（当7月中旬），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完成了对福建马尾港的全面封锁。六月十三日（8月3日），该舰队分出三舰，由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起锚东进，次日抵达基隆港外，与早在两周前至此的另一舰军舰会合。当日下午，利士比向中国基隆守军发出劝降书，中方不予理睬。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法舰炮轰基隆炮台。因为中方炮火射程短，威力小，故在对射击中占不到丝毫主动。炮台被毁，守军后撤。上任仅二十天的台湾巡抚、军务督办刘铭传鉴于台湾无海军、不能与敌海战，遂命守军让出海滩，退到山后，拦截登陆之敌。这一招很有效。阻击战坚持到六月十六日（8月6日）下午，法军登陆部队在刘铭传部署的三面包围中丢弃枪支帐篷溃回军舰。

这是一次基隆保卫战。其“战术”要点是：避敌之锋，以退为攻，将“海战”转化为“陆战”。其“战术”目标是：弃炮台，保城市。基隆为台北门户，基隆不失，则台北安全。

对这次战役，王树枬《刘铭传传》有生动记述：

（铭传）行抵基隆，巡视炮台，仅存五炮，不能军。居七日，法来犯基隆，台立碎。基隆南距省治台北府六十里，而狮球岭横亘万山之中，法既毁台，乃更筑坚垒，置巨炮。铭传移军基隆山后，晓乘大雾，选骁将，率精卒百人，潜入垒旁空屋，出其不意，猝以炮击垒，近陴者半死伤；别以镇兵出儳道，超敌后，鼓噪薄之。敌惊溃，争赴舟，多堕水死。·輦·輶·訛

第二次基隆之战发生在近两个月后的八月中旬。此时，马尾之战早已结束，法国舰队在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胜态势下，大举进攻台湾。这次，法舰分为两个战斗编队。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孤拔率八舰进攻基隆。淡水在台北西北30公里，基隆在台北东北30公里，分别是台北的两个海上门户，哪个有失，都将危及台湾首府台北的安全。面对强敌，刘铭传不得不激扬起他的“战术”智慧。鉴于六月间敌人进攻的方向是基隆港，所以敌人第一次退却后，刘铭传即将台湾防军主力部队9个营部署于基隆一线，而在淡水，虽守军不如基隆多，但防守屏障与炮台工事均得对加强。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舰炮轰基隆防地狮球岭，并组织抢滩登陆。清军奋力抵抗，交战一日，敌不得进，我不敢退。此时，淡水方向告急。刘铭传权衡轻重，当机立断，除留300人坚守狮球岭外，全线撤出基隆，连夜转移于淡水防地。他的考虑是：淡水与台北，有淡水河相连，淡水有失，敌人极易水陆并进，侵占台北；而基隆与台北间，多山多阻，放弃基隆，诱敌深入，则易于组织狙击与侧击。

战斗进展果如刘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