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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影响了“淮军”及以后的陆军。訛由“湘军”而“淮军”，犹如母生子；由“淮军”而“练军”、“新建陆军”、“北洋军”，犹如师授徒；由“北洋军”而陆军部统御下之三十六镇陆军，犹如树开花、花成果，中国的新式陆军终于在清朝末年正式建成。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十多年，“湘军”在咸丰二年、即1852年的组建，无疑是中国新式陆军创制之始。

其二，创“新军”，则必用新兵器、新操练、新战术，这也是始于“湘军”的；到了“淮军”时代，出洋操，持洋枪，延用洋教习，学习洋战术，则已成定式。·輧·輯·訛“湘军”初建，尚未全脱土法土器，但火枪、火炮的配备，已经远胜营、旗旧军。装备的更新“洋化”，不是先验的，是“太平军”这个对手逼出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湘、淮军首领正是在与强大对手（清朝入关建国后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军事挑战！）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开启军队现代化思维的。

从战争学习战争，向敌人学习战争，从失败领悟教训，从胜利归纳经验，曾国藩等人由军事“门外汉”成长为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军事战术家、军事战略家和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我们不应忽略的是：洪秀全们先做了“砺石”，曾国藩们才逐步做了“利器”。

让我们扫描一下曾国藩军事才干的成长。

咸丰二年，当让曾国藩帮办团练的时候，他的自我评价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这是真实的。·輧·輰·訛一步踏入实战，可以说曾国藩是与最初的“湘军”战士（练勇）同时接触战争。此时，具体攻防，却敌制胜是他思维的焦点，因而他对如何挖壕（多深多宽）、如何筑墙（多厚多高）、如何将农村喜事用的“三眼铳”、“单眼铳”改为装铜扣、小石子的战斗用枪均颇为用心。为改铳事，咸丰四年四月廿四日他特地给四个弟弟去信，委托制造可用于实战的“单眼铳”数十竿或上百竿。对“火器”的渴望，基于杀敌，基于制胜。

这是曾国藩治军初期为加强步兵战斗力所作的尝试之一。主要的办法当然还是买洋枪、仿造洋枪。有了“火枪”，他又聘请猎户二十人，教战士瞄准放枪。·輧·輱·訛　对于水师，曾国藩用心更著，先是在衡阳、湘潭二地造船（三板艇、快蟹船、钓钩船等），每船装备从广东买来的“广炮”（即“洋炮”）、或湖南省自制的熟铁炮。·輧·輲·訛　为了安全自卫，曾国藩吩咐连辎重船上都必须装上炮械。经过实战考验，曾国藩对“夷炮”、“百胜炮”、“荡平炮”评价很高，并指出“惟铁炮不甚中用”。由于“湘军”水师船大炮猛，所以长江里的“制水权”掌握在“湘军”之手。两军相较，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于水战之事极为无能”。究其原因，“湘军”水师有“战船洋炮”之利。

“太平军”的装备也是“现代化”的。他们有“洋枪队”，“开花炮队”。这主要是“太平军”靠近上海，易于从洋人那儿买来，且聘用了“洋教习”参与指挥。为了与“太平军”抗衡且在武器上占有优势，“湘军”后期放弃从广东进口洋枪洋炮，改而从上海购入枪炮、千里铳之类。

曾国藩在湘军后期没有聘用“洋教习”，不是政治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即“洋教习”工资太高之故也。但“洋船”他却敢于租用。同治元年（1862）三月，曾国藩租用七艘英国轮船将新组建的“淮军”从安庆运抵上海，开辟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东线”战场。“东线”战场不但与左宗棠指挥的“南线”（浙、赣）战场、及曾国荃指挥的“北线”（天京）战场相呼应，完成了对“太平军”主力的战略包围，而且切断了“天国”政权与可能的外国支援的联系。这是大有意味的。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中增加了对西洋兵器、西洋兵法的信任。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八日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就表白：“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輧·輵·訛　可贵的是，曾氏的思想并未停留在单纯的“买”上，他主张“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匪，可以勤远略。”

当曾国藩将购买外国船炮视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的时候，中国的“洋务运动”即完成了它先觉者及先行者的思想发动。甚至，曾国藩对办“洋务”的细节构想都是正确的：“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輧·輷·訛委任责成，奏其实效。

曾国藩为中国创办“洋务”第一人。他创建了“上海机器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恬吉号”，选派了中国远赴泰西第一批留学生……在新旧递交之际，是他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门。由于其时东西方技术差距不是太大，所以最初的“洋务”制造——船、枪、炮各物，其性能已与“购自外洋者无异”。这是同治四、五年间“上海机器局”的动作情况。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左宗棠辈的“洋务”思想则有了更充分的实践化机缘。左宗棠的“洋务”开始于同治三年（1864），在浙江巡抚任上，他曾招募巧匠仿造一艘小火轮，放入西湖试航。后因太平军进攻而将“洋务”计划搁置。·輨·輮·訛同治五年，左氏上奏，倡言组建中国海军，建设中国造船厂。计划获准、同年“福州船政局”揭牌成立，“马尾船厂”动工兴建。同治八年（1669）五月初一，该厂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该船排水量为1450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动力船只。船厂开始五年，共造船十五艘，总排水量达16170吨。在洋员遣归后的三十年间，该厂又造船二十五艘，总排水量达30604吨。一座船厂，三十五年间共造船四十艘，装备了福建水师的全部、北洋水师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师的三分之一。后人盛赞左宗棠为“中国海军之父”，不为过誉。

以上为“物质”的。左宗棠倡办船政，还有“人才”的培养，“精神”的启蒙。马尾船政学堂培养的航海、造船、蒸汽机制造、驾驶、维护等诸方面的人才，不但充实了中国的现代海军，而且在各个领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李鸿章继曾、左后大办“洋务”，除坚持“军事优先”的原则而购洋船，买洋炮，造轮船，制枪械，筑炮台，缮船坞之外，他复将“洋务”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修铁路，开煤矿，开金矿，招商务，通邮电，办学堂，兴纺织……几乎在每一个“技术”的层面，李鸿章都开始了“西化”的尝试。李氏从政为大僚几四十年，其“洋务”目标始终不移。

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灭，论者咸以此为证，论定“洋务运动”的失败。此乃皮相之论。“军事”上的一次或数次失利，并不标志“国家”范畴的“洋务运动”也同步失利。以“洋务”为号召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虽有曲折、挫折，却从未止息。百年回首，岂可虚无前人业绩？

“洋务”要领军人物，曾、左、李是也。

“洋务”要有急迫之需，镇压“太平天国”是也。

反过来考究，则是太平天国的动乱，锻炼了“战争”干部或“洋务”干部，并由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局面。

历史的逻辑，以“牺牲”为前提，以“寻觅”为推导，以“创造”为结论，这又是不以宣传家的宣传提纲为转移的。

还有一个蛊惑性的命题，本书不想再加引申，即太平天国的动乱催促清王朝的权力中枢告别扬满抑汉的干部路线，开始了惟才是举的用人改革。信任汉人，重用汉人，清王朝的权力体系在建国二百多年后第一次较少偏见地向汉族知识分子开放了。我们不准备以歌颂的基调礼赞它为“民族平等”，或“民族团结”，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这是时代进步，这是政治开化，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又是中国“现代化”的体现。后来，民国政治家倡言“五族共和”，并非无根无据，清末的政治，已经思考重新建立民族和谐了！“现代化”是立体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文明！

［注释］

①　转引自周武等人《太平天国史迹真相》P218…P219。

②　李侃《中国近代史》语，但考罗尔纲《绿营兵志》，罗氏早已认为，“八旗武力入关后还没有占领全中国，就开始腐化”。“乾隆末年以后，绿营这个工具逐渐腐朽了”。此论当为否定八旗、绿营之代表。

③　《清史稿》洪秀全本传，并《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

④　黄小配《洪秀全演义》。

⑤　《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正月初四日记事。

⑥⑦　（瑞士）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⑧　官兵合计，一军当有13155人。不论初建军，还是定都金陵，太平军“军”的编制大都限于2500人这内。金田初起，五军累计再加女营当不超此数。

⑨　第一个披露洪氏娘娘数目的，是“洪大全”（焦亮），在《洪大全供词》中，他说“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洪大全被俘于永安突围后，故此数当针对永安封王时期。另在1863年2月2日英文《北华捷报》上，刊文指证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即已有十五位娘娘。见王庆成《太平天国文献和历史》P227。

⑩　战术分歧见《清史稿·乌兰泰传》及《清史稿·向荣传》。但太平军突围成功还有天候之利。

第三篇：圆明园“火警”

圆明园“火警”

日月逆行，历史亦无法改写。1861年初秋，北京城西北郊四十里之圆明园被焚。英人一炬，可怜焦土。

吴相湘《明清宫廷实纪》一书有“英人焚劫圆明园”一节，略谓：

庚申之役，英人竟将满清五世经营百余年之积蓄付诸无情之火，致使世界最大园庭顿成瓦砾场，不仅中国朝野引为奇耻大辱，即全球人士亦为之叹息焉。（按：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抵京郊，法人首入圆明园大劫，次日英军继至，土匪乘势附和。二十五日联军他撤，诸园仍由清兵接收。嗣因英人欲泄愤，初议撤毁诸园，虽经法人反对，卒于九月初五日以骑兵赴园，据正大光明殿为临时发令所，派兵四出纵火，初六日下午三时，正大光明殿与大宫门最后亦会焚如。同时，清漪、静明、静宜三园亦俱罹浩劫，是英人所焚非一圆明园也。）①

大火之后，又经百年风雨，圆明园真的沦为一片废墟了。前代繁华名存实亡，断壁残垣，任人凭吊。人们不知这是出之对历史的信任，亦或对后来人的信任。乱石无语，古木空绿，几片水光，万难映出咸丰时代的蓝天白云了……

二十年前，曾与友人两游圆明园废墟，两个人，两种感受。朋友说，他感受了弱国病民任人蹂躏之痛。我说，自己总有“亡国者”“自亡国”的后怕。

时过境迁，圆明园遗址据说已被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主题公园”，而我心头那一丝“亡国”的零余久久挥之不去。并不是要将自己打扮成前朝“遗民”或当代“志士”，朴素的理念只是发端于如下的逻辑设定：

英法联军，仅是万人团队（约二万五千），就轻而易举地撞开了中国的国门、都门、宫门、园门，而能在天子禁苑逞其兵火，究其实，这等于将中国“灭”了一次。

如果他们挥兵热河，穷寇而迫，咸丰皇帝还能往哪儿逃呢？

如果他们扶一傀儡，建一伪朝，大清国将何以残喘？

如果他们赖在北京，长此驻扎，中国会不会成为又一印度？

好在，历史否定了这些“如果”。条约续签了，赔款到手了，联军撤兵了。冰冷残酷却又真切的历史事变告诉世界：

英国与法国，并无“灭”掉中国的战略设计。即便在胜券已握的大好形势下，入侵者也未被胜利冲昏头脑而“将战争进行到底”。中国“死”了一次，“生”了一次，而这都是由“敌人”决定的。“死”固然为敌强加，“生”未尝不是敌人要留有余地。

现在想来，“帝国主义”并非只有一个德性。同一个“帝国主义”，不同的历史季节它也有不同的胃口。遭其凌辱，铭记于心，“义愤”固所难免，但“认识”帝国主义并学会与它们打交道的课题也是不该被忽略的吧！

聚焦圆明园，借着那场玉石皆焚的大火，让我们看一看那些隐匿了的中国与外国的鬼影魅形。

一、叶名琛“惹火烧国”

数十年来，一茬又一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洗耳恭听历史教员的爱国倾诉：一条“亚罗号”船，一个“马赖”神父，作为导火线，引燃了英、法两国对中国的入侵，烧我圆明园，割地又赔款……

当“历史”仅仅被界定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此消彼长的相互较量时，这么说言之成理；何况，历史陈述是有“立场”的，将历史当做“爱国主义教材”亦天经地义。

问题就出在“立场”与“爱国主义”上。

因为，一个“立场”只有一个“视点”，固执一点，敌对那方的情况最易成为“盲点”；“爱国”既然至上，“国家错误”又自然易成“忌讳”。中国人写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上绕不过上述“盲点”与“忌讳”的误区。以“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称呼并不准确，但中国人已经从众认可——为例，入侵者的战争借口就远远不是一条船、一个神父。

英国人、法国人原来并不想跟中国干一仗。终极目的，他们是要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大发生意财；而贸易是要有相互约束的，签约自然成为当务之急。英法要签新约，清政府原来许诺要签的，反悔了，不愿意了。你不签，我就打；挨了揍，赔了款，“约”还是签了，这就是当年历史的梗概。

后时性的历史评判，谴责英法诸列强为“蛮横”、为“侵略”、为“流氓寻衅”，这都是有凭有据的。但所有的谴责者都无暇于自我反思，不，其实不是“自我”，而是为“清政府”，为当时的“中国”做一点反思。

谁如果“反思”了，谁就会发现清政府确确犯了一个“国家错误”，正是这个“国家错误”授人以柄，诱发了侵略，鼓舞了侵略，甚至成全了侵略。重申本书前文的结论，即“错误就要挨打”。

让我们从当时清王朝最优秀的官吏叶名琛说起。说“优秀”，叶名琛真的“优秀”。惟其“优秀”，他才仕途坦荡，职务飙升，终于爬到了全权处理清王朝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重要岗位。其时，清王朝尚无“外交部”（准外交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叶名琛被俘三年之后的1861年１月才宣告成立），一切外交事宜俱委“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署理，而这位“钦差”，例由“两广总督”兼任。

且看叶名琛的升迁史。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嘉庆十四年（1809）生，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十八年（1838）散馆，出为陕西兴安知府；道光十九年（1839）擢山西雁平道；道光二十年（1840）调江西盐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升云南按察使，是年底晋湖南布政使。道光二十四年（1846）丁母忧去职。道光二十六年服阕，授广东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8）擢广东巡抚。这一年叶名琛四十岁。从翰林院编修的“正七品”闲职，到一省封疆大吏的巡抚（从二品），叶名琛用十年时间（还包括丁忧守制的27个月）连升九级台阶，不为不速，不为不顺。②

历史在后台做了充分的准备，帮助将要登场的演员涂脂抹粉，冠带一新，就是为了让他演好自己的角色。“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此言信矣！

当上巡抚的第二年，即1849年4月，叶名琛就有了一次显示他天朝大吏气度的机会，这便是与总督徐广缙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督抚同心，绅民一意，又有“民团”十万人闻讯集结，英国人权衡利弊，放弃了4月入城的计划。事定，广缙以疏闻。道光皇帝龙颜大悦，他认为徐、叶二人“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③　于是一高兴赐封徐广缙一等子爵，赐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广州反对英国人入城的“胜利”，不但被“夸大”了，而且“定性”错误。

所谓“不战而胜”，“不战”是真的，“胜”则未必。因为英国人（非军事人员的商人）只是想“践约”入城，“约”是《南京条约》或对该“约”的官方解释，“城”是“五口”通商之“口”的广州。既开了“五口”通商，允许通商者进入“五口”，原本是顺理成章的。只是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的中英文本存在歧义，签约后英国人能否进入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广州这一“口”，双方理解不一。

关于英国人入“城”的规定，《中英南京条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