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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实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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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４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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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劫启德（1）
1990年2月22日，香港启德机场。
当时，在东南亚等地，戴瑞士名表劳力士是一些老板的身份的象征，因此从几万元一只的普通劳力士到100多万元一只的钻石劳力士在香港销路都很好。总部设在瑞士的劳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要空运一批劳力士至香港，然后由保安公司负责从机场押运至香港中环劳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个过程严格保密，戒备森严。
这一天，瑞士劳力士总公司又往香港空运了一批劳力士表，香港一家私营保安公司负责押运。
这天中午约11点半左右，一辆保安公司的押运车，经过自动闸门驶进了机场的仓库区，然后在仓库楼前停下。车门打开，一名身穿制服，手持猎枪的押运员跳下车，迅速地站在车旁警戒，随后另外两名押运员走出车门，走进仓库办手续。
走进仓库区的押运员将有关手续交给仓库货运站，货运站的人查验无误后，就将他们要提的几十箱货运到押运车旁。押运员当即清点，清点无误后，押运员与货运站办了交割手续。当一箱一箱的手表都搬上车，押运员刚要关上车门时，五个蒙面人突然冲了过来。蒙面人分工明确，两人跑到驾驶室，用手枪顶住了坐在驾驶室的押运员，缴下了已经惊呆了的押运员手中的武器。另外三人用手枪顶住搬手表的两名押运员，并迅速将他们推上了车，用塑料手铐将他们铐上，又用胶带纸封了嘴，将车门从外面锁上。
在驾驶室的蒙面人穿上押运员脱下的制服，在后面的押运员被锁进汽车车厢的同时，发动了汽车，扬长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十分钟。
押运车离开货运仓库以后，顺利地驶离了货运站的大闸，朝机场隧道方向驶去。车到隧道口以后，又突然改变方向，沿启福道向观塘方向开去。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
负责这种贵重物品押运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较严格的工作程序，押运车在工作途中要随时保持和公司总部的联系。但这次公司总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接到押运员的报告，于是马上和押运车联系。那时手提电话还没有普及，但保安公司给押运员配备了传呼机，公司总部马上传呼押运员，但一遍又一遍的传呼都没有回音。公司总部马上向警方报案。
香港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密切注意一辆押运车。
数小时后，警方在香港九龙湾的常怡道路旁，发现了那辆失踪的押运车。打开后车门，发现三名押运员都在车上，被反绑着双手，蒙着眼睛。车上40箱手表已被搬走。据押运员说，抢劫者在这儿换了车，然后不知去向。
下午约5点钟，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报案，在香港安达臣配水库泵房前，有一辆货车着火。警方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在货车残骸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几只崭新的女式劳力士手表。事后统计，劫匪此次一共抢走了40箱2500只劳力士手表，总价值为3000万港币。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一些迹象，是一个以张子强为首的团伙所为，但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张子强，男，祖籍广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四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
张子强的父亲是两手空空随着当时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后既没钱，也无一技之长，为了全家糊口，凭着在家乡对中草药的一点知识，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凉茶铺”，维持生计。
四五十年代的油麻地远远不是现在那个“寸土寸金”、富有身份象征的繁华地段。当时的油麻地很小，离海滩不远，一些地方只是海边的荒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筑，有点像后来的棚户区。住在这儿的不是穷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辈，常常发生一些黑社会的火并。
张子强就是在这样一个三教九流的外界环境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他小学还没读完便无心上学，终日流连在“凉茶铺”周围，与街童玩耍、打架，慢慢地张子强就与街头恶棍和黑社会成员交往，“贼性”开始萌芽。
张子强先在父亲的“凉茶铺”做帮手，后来父亲见他不学好，又把他送到一间专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早年张子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以至后来张子强进了看守所还经常回忆起父亲当年打他的情景。但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拳头，都没有把张子强引上正道，反而使他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张子强至死都说，他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
张子强很快开始涉入黑社会，并成为小头目，人称“一哥”。他12岁就开始进警察局，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无数，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记录。成年以后的张子强，尽管已结婚、成家、生子，但并没有“金盆洗手”，在抢劫劳力士得手后，他又开始了新的阴谋。
1991年7月12日上午，也就是劳力士案件的一年半以后，香港某银行要调配一部分现金到美国。由香港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运送这批现金到启德机场，然后空运到美国，其中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港币亿元。
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开进启德机场的仓库区，车子在货运行政楼前停下。其中一名押运员下车走进行政楼办手续，另外三名手持猎枪的押运员两人站在车头，一人坐在车厢里，担任警戒。
两劫启德（2）
此时仿佛劳力士劫案的重演，在装甲解款车前突然又出现了五名劫匪，其中四名戴面罩，一名没有戴，没有戴面罩的这个人就是张子强。张子强持手枪冲在前，领着两名匪徒首先将车头的两名押运员用手枪逼进车厢内，其他的匪徒冲进车厢内，用手枪顶住了里面的押运员。
三名押运员立即被劫匪用布蒙住了眼睛和嘴巴。一名蒙面劫匪跳进了驾驶室，解款车像脱缰的野马疾驰而去。
解款车刚刚离开，进行政大楼办手续的那名押运员就走了出来。他一看解款车失踪，惊呆了，立即掏出对讲机报警。
当香港警方赶到抢劫现场时，张子强他们已经驾驶解款车经过了机场隧道，拐上九龙宏安道，前行不久又拐进了丽晶花园，然后迅速绕了丽晶花园一圈，沿宏安道拐上启业道，把车子停在正在兴建的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上了一辆前来接应的白色面包车。
就在劫匪忙着搬运赃款的时候，车上被绑并被蒙着眼睛的押运员都很紧张，其中有一名押运员满脸是汗，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了眼窝，使蒙住眼睛的黑布往下滑了一点，露出了这名押运员的半只眼睛。押运员从蒙布边上看见了没有戴面罩的张子强。
几名劫匪都没有注意到那几个被绑着的押运员。搬完钱劫匪们立即登上面包车沿着太子道往旺角方向飞驶而去，将解款车和车上的押运员丢在路边。
此时，公路上飞驶的白色面包车里，劫匪们看着眼前装满钞票的九个大口袋和一个小口袋欣喜若狂。张子强掏出一把小刀，挑开了一个装现金的大帆布袋封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港币，这些港币几乎都是旧钞。
张子强随手拿出一扎有着银行封签的1000元面额港币，扔给坐在一旁的胡济舒。胡济舒用手像玩扑克牌似的翻了翻，说：“嗬，都是‘大黄牛’！”——由于1000元面额的港币是黄颜色的，所以香港人喜欢把它叫作“大黄牛”——说完，又把钱扔进了帆布袋中。
当张子强又用刀挑开另一个装满美元的口袋时，却一下愣住了，原来口袋里的美元都是新币而且都是连号的。张子强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扎美元，用刀挑破美元上捆扎的纸带，然后将一扎美元“哗”的全部扔出了车外。
坐在窗边的一劫匪赶紧伸手去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看着扔出去的美元雪片一样飞扬，散落在车外野地里，回头不解地问：“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元，扔了它干什么？”
张子强盘腿而坐，闭眼不语。
胡济舒敲了一下叫喊的劫匪，说：“你不懂，这叫祭天地，保平安。”
启德机场17亿港币被劫案，震动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包括美国的金融系统。香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全力侦破。从现场没有找到太多的线索，而其中一位押运员虽然看到了一张没有戴面罩的劫匪的脸，但因不是他熟悉的人，在没有抓到劫匪前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再加上当时押运员太紧张，事后向警方描述此人时说得也是不十分清楚。警方经过分析认为，劫犯的情报如此准确，手法如此迅速，一定有内部人员配合。警方不动声色地把侦查目标指向了卫安护卫公司内部。
案发不久，一名女子在同一间银行连续以同一个账号存进了４１万港币现金。银行立即将此情况通知了警方，经警方验证该女子所存的现钞全部是启德机场被劫的现钞。
警方随后发现，向该女子提供这笔现钞的是一个叫罗艳芳的女人，而罗艳芳则是负责启德机场现钞押运的卫安护卫公司运输部的职员。警方马上把侦查视线转向了罗艳芳。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有了重大发现：罗艳芳的丈夫就是在警局有着一大叠案底的黑社会人物张子强！接着又发现张子强的收入与支出存在很大问题，结合张子强、罗艳芳存进银行的现金就是启德机场失劫的钱，警方认为张子强罗艳芳夫妻是启德机场劫款案的重大嫌疑人，于是，拘捕了张子强、罗艳芳。
1992年1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涉嫌抢劫机场解款车案。经过那位解款车押运员的指认以及警方提供的各种证据，法庭裁定张子强罪名成立，判决入狱18年。而罗艳芳却由于证据不足，判无罪当庭释放。
释放后罗艳芳立即为张子强“喊冤”，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罗艳芳首先对着众多的话筒说：“张子强先生是冤枉的。警方指控张先生的惟一证人，是一个押运员，他声称曾在现场看见张子强。可是，在现场进行指认时，他又不能立即认出张先生，却在离开指认现场时，又回头指认张先生，这个指认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程度。而且，这个证据是独立的，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因此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有记者问罗艳芳：“罗艳芳女士还有什么要说的？”罗艳芳面对着镜头，慢慢地取下了墨镜，人们看到她泪流满面。她说：“警方不但制造冤案，还搞刑讯逼供，你们看！”接着，罗艳芳突然撩起自己的长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大腿内侧有一道长长的浅红色的伤疤。
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立即躁动起来，罗艳芳哭着说：“在里面，警察为了让我招供，竟用刀在我大腿上划了一刀。”
现场一片惊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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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劫启德（3）
1995年6月23日，香港终审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的上诉案，这时候罗艳芳和律师的努力已经十分见成效。张子强被当庭释放。
获释的张子强并没有善罢甘休，第二天他张扬地开着他的那辆黄色林宝坚尼名贵跑车，约请香港电视台记者“控诉”警察，并以冤案的名义向香港警方索赔，为此香港警方后来向张子强赔了800万港币。张子强的名字，一时间在香港差不多家喻户晓，成了一个社会明星。
惊天大劫案（1）
1996年初，出狱不久的张子强起了“动动”香港富商的念头。他请出曾在香港监狱内结识的“牢友”叶继欢，策划了一宗“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后，张子强和叶继欢在广州、东莞等地具体密谋了绑架香港李姓富商的计划。
计划定完后，张子强给了一个绰号“阿七”的同伙140多万港币，用来购买冲锋枪、手枪、手雷、汽车和租用关押人质的房屋。5月份，叶继欢带一批人手持长短枪偷渡到香港，登上西环时，被香港巡逻警察发现，双方发生枪战，叶继欢被抓，其余人逃脱。事发后，张子强马上召来“高佬成”、“肥佬”等同伙。1996年5月23日下午5时许，当富商乘车行在港岛南区深水湾道一个拐弯处时，张子强等多名绑匪手持冲锋枪、手枪及手雷将富商及司机劫持，最终绑匪共获取1038亿港元的赎金，张子强得了4亿多港元。事发后，由于被绑富商的低调处理，此事并未被外人知晓。
1997年，尝到绑架富豪甜头的张子强又把目标盯上了香港新鸿基老板、世界华人第二富翁郭炳湘。
４月，在澳门豪赌的张子强找来了当年一起进行启德劫钞、后移居广州的同伙张志烽。见面后张子强说：“阿斩（张志烽的绰号），1995年我交给你的那100多万美金，你没有帮我兑换成港币给我，这么些年了，现在我手头很紧，你要还我。”
张志烽一听张子强特意把他叫到澳门只是为了逼债，顿时急了起来：“这笔钱，郑志武带到奥地利去兑换，被奥地利警方扣了，郑志武还差点坐牢，不是我弄丢的。”
张子强把杯子往下一放，六亲不认，说：“那我不管，按规矩你要负责，当时我是交给你的，郑志武是你的朋友。这些钱，我算了一下，按照当时的汇率再加上这些年的利息，算个整数是900万港币。阿斩，亲兄弟明算账，这笔钱你还是要还给我的。”
张志烽哭丧着脸说：“我哪有这么大一笔钱还你啊。”
张子强怪笑了一下：“我知道你现在没有钱还我。我这里有一单大生意，你帮我做，做成之后就可以还清这笔债了。”
张志烽说：“什么生意能赚这么一大笔钱？”
张子强说：“做成了，不但能还我的债，而且我还让你有更多的钱。”
张志烽的脸上立即阴转晴：“那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张子强说：“很简单。你回香港后到新鸿基地产大厦下面，观察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老板每天什么时候下班，坐什么车，挂的什么车牌，下班时走什么路线。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准确，告诉我就行了。其他，你暂时别问，以后会告诉你的。”
张志烽后面也没有再问什么，其实他已经清楚了张子强要干什么。
张子强对自己集团里所有成员的特点都了如指掌，并善于利用他们各自的特长。张志烽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不适应在一线冲冲杀杀，但张志烽心细有经验，善于盯梢和观察，所以张子强派他观察郭炳湘的行踪。
张志烽第一次盯了一天，没有发现郭炳湘的踪迹。第二天，张志烽换了一套衣服来到新鸿基大厦，在大厦门口徘徊。快到傍晚时，他看见一辆浅蓝色的宝马车开出。根据事先了解到的郭炳湘的车号，他知道这是郭炳湘的车。他连忙看了看表，是下午6点10分。
第三天，张志烽又换了一套衣服，在下午6点前来到新鸿基大厦。尽管张志烽十分小心，三天都穿了不同的衣服，但一连几天总站在门口，还是引起了大厦保安的注意，一名保安走过来盘问张志烽，张志烽立即走进大厦里的商场装作买东西。一会儿，郭炳湘坐的宝马车就出来了，仍是那辆浅蓝色的宝马豪华轿车。张志烽站在大厦玻璃幕墙后面，仔细观察着郭炳湘的车经过大厦出口，他看看表，是傍晚6点多钟。郭炳湘下班时间非常准时。
第四天，张志烽没有出现在大厦内，而是开了一辆车等在新鸿基大厦的外面，下午6点多，郭炳湘的车准时开出新鸿基大厦。张志烽立即开车在后面跟踪，他看到郭没有带司机，是自己一个人开车，他一直盯着郭的车经过香港仔隧道开进浅水湾，张志烽在一张地图上标下郭炳湘所走的路线，沿线一一作下记号。
几天后，张志烽将跟踪情况向张子强详细汇报。张子强听完后说：“好了，你的事情做完了，你已经引起保安的注意，千万不要再在那儿露面了。你把车给陈森友，叫陈森友继续跟踪，弄清楚郭炳湘的行动规律。”
随后，张子强交给张志烽200万港币，要他找几个人手，买两辆车，再找一处关“肉参”（即人质）的房子。
1997年8月，张志烽在广州为儿子摆满月酒，启德机场解款车劫案的另一个案犯胡济舒也来庆贺。胡济舒和张子强都是几十年老朋友了。由于胡济舒平时喜欢看武侠小说，特别欣赏武侠小说里的军师式人物，说起谋略来一套一套的，张子强很看重他。1991年香港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发生后，张子强被判刑，胡济舒成为香港警方的重要通缉犯，在香港的银行户头全被冻结，他逃到柬埔寨一直不敢回香港。胡济舒在金边开了一家大世界酒店，但由于他经营无方，再加上柬埔寨前些年政局一直动荡，他也一直处在入不敷出的境地。
当晚张志烽为儿子摆的满月酒宴散席时，胡济舒都有点醉了，张志烽送他出来。走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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