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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为有理智的人们（大概就是前面所谈到的那个“人民党”）所掌握的话。他谈到向新秩序过渡的时期时，就象谈到革命时期一样，在这期间，青年将习惯于军营中的生活。十分明显，这里指的也就是青年参加国内战争。⑤象这样的论点，在德萨米的《公有法典》和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我们看到，德萨米一般都以人民作为搞革命的力量；但是，也常常给这种力量以更明确的名称：无产阶级进行革命。⑥然而，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个别的词句，而是革命在德萨米所描写的改造事业的前景中所占的地位：没有革命，则他所拟就的改革计划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①《公有法典》，第196—197、217页。

②同上书，第204页。

③同上书，第12页。

④《公有文集》，法文版，第7页。

⑤《公有法典》，第7、29、143—144页。

⑥同上书，第217页。

德萨米十分敬仰1793年的活动家。他们造成了全国的政治统一。但是他们没有解决未来的基本问题——未能保证社会的统一。为此需要公开地高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但是，这些革命家竟然没有明确地了解公有制作为对敌斗争的可靠工具的意义。因此他们没有能挖去封建制度和垄断制这支大树的最危险的毒根，没有能依靠真正的民主。在1793年的宪法中，平等的信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结果，无产阶级和国民公会中一部分“规规矩矩”的人麻痹地停止了一切努力。革命就被“热月政变的利斧”结果了。如果当时的革命家按照公有制的精神采取了应有的措施（人民已本能地这样做了），则革命当会有另外一种结局①。

如果人民现在因被奴役而沉睡不醒，那也不应绝望：人民是沉睡中的狮子。他一朝醒来，就会威风凛凛，凶猛异常，谁想拦阻它，谁就会倒霉。②德萨米毫不怀疑，起义人民必将获得胜利。在德萨米看来，人民群众的自发运动是新生力量成长的证明，新生力量要想和法律效力相抗衡，法律无论如何是对付不了它的。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实际解放就要来到了。③值得注意的是，德萨米在对社会革命准备过程的描述中，几乎丝毫没有谈到秘密社团的作用和通过密谋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大概是1839年起义④的经验使他对密谋家的斗争方法抱有怀疑的态度。

①《公有法典》，第187、202页。

②同上书，第186—187页。

③《平均》杂志，1840年法文版第1期。

④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在巴黎组织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是一次密谋性质的起义，第二天就被镇压下去。——译者

德萨米清楚地看到革命后人民将要遇到的危险。革命家在为实现平等博爱原则的斗争中，既要行动迅速，勇往直前，又要小心谨慎。他们的口号应当是：机会难得，当机立断。我们看到，虽然德萨米认为在公有制彻底胜利以后根本无所谓专政，但对于过渡时期来说，他却赞成雅各宾党人的精神和同意巴贝夫主义者的观点，承认革命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①。但是我们要强调指出，德萨米完全没有阶级专政的思想。

①《平均》杂志，1840年法文版；参阅作者所著《法国秘密社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一文，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49年第3期。

德萨米反对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中提出的不彻底的办法：在五十年内保留私有者的财产权，放弃义务劳动等等。特权的最后余迹一天不消灭，人民就一天要担心它会复辟，而要想改革成功，必须人民有信心。另一方面，贵族必然是心怀不满的，而行动迟缓只会使他们继续保持对新制度的仇恨。让他们保留私有财产，必然会放纵他们使尽各种阴谋诡计和投机取巧的手法利用财产来反对人民。恐怖方法这种反对革命敌人的手段，照德萨米看来，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这种方法只会造成更多的敌人，何况还让他们保留着最危险的武器——财产和金钱。

必须同时剥夺财产和金钱——这是暴政的神经。如果人民胜利了，已使绝望的敌人缴了械，却马上又把凶恶的武器还给敌人，这不能称之为人道主义和宽大。这不是人道主义，而是愚蠢。决不能说剥夺就是暴力和压迫。我们决不应容许枷锁再落到人民身上。一旦公有制最后建成，它就会比任何别的制度都更宽宏大量。共产主义社会将没有任何的暴力。但是人民也不会让任何人保留有害的财产垄断权。②

②《公有法典》，第255—256页。

在社会革命的“次日”，临时革命政府应当颁布一系列的过渡性措施，这些措施应能直接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措施包括：将一切财富集中于公共商店，平等博爱地分配产品，利用家具和衣着的储备（德萨米确信这种储备够用十年），重新分配住宅。德萨米大声疾呼道，不幸的无产者，高兴吧，丢掉你们的茅棚小屋吧！就要有十分清洁而舒适的住宅了，问题仅在于正确地加以利用。①

①同上书，第247—248页。

在德萨米看来，这些措施能使一切小土地所有者，一切小私有者一心归向革命政府。对公有制事业的热情将会鼓舞不幸的人们，而这些人占全体居民的十分之九。他们宁死也不愿放弃这个事业。在公有制建立后培育起来的下一代，也将完全忠于这个事业。甚至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也将放弃其自绝于人民的情绪，以求在“博爱的宴会”上占有一席。

德萨米说，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分肤色、种族和国别，都将象兄弟一样地生活”。②各族人民的友好不应有界限；共产主义是把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的最好的手段，是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最好的手段。③德萨米认为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在世界一切国家的胜利。他幻想那时各国之间的一切屏障都将拆除，各民族将会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他设想，这个统一的民族将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基础将是拉丁语。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里的胜利，这只是开端。德萨米相信，有了这个最初的胜利以后，在若干年内各民族就会全部解放。

②同上书，第229页。

③同上书，第250—252页。

德萨米认为，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丝毫不必害怕专制君主们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它。在它有了巨大资源的时候，它不难击破这个反动的同盟。德萨米认为，在这个可能要与专制国家进行斗争的时期，革命的国家保留武装力量是必要的。他和邦纳罗蒂一样，认为这支军队对公有制的彻底胜利可能起很大的作用。他说，在万不得已时，共产主义国家将派遣三十万至四十万战士到国外去，要不了十年功夫的战争，这支军队就会取得各族人民的共同解放。①

①《公有法典》，第257页。

随着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将出现许多大规模的共同的经济工作，这些工作将由劳动军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不仅会导致科学的发展和艺术的繁荣，而且将使气候大为改善。社会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不影响到人，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外部世界。毫无疑义，德萨米的这个改变气候的思想，以及劳动军的思想，都是从傅立叶那里承袭来的。

公有制最终确立以后，照德萨米看来，“生产大军”就要完全代替破坏大军。德萨米认为劳动军是实现公有制的一个极好产物。劳动军将使自己的活动遍布于全世界，耕地，肥田，美化大地，象变戏法一样地进行一些现在连想也想不到的巨大工程。他们将排干沼地，灌溉荒地，开凿水渠，改造河流。

组织劳动军，在德萨米的想象中；不仅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其活动的精神效果也同样重要。德萨米说，青年总是想做一番大事。在十八世纪时，新大陆使青年心向往之；现在新大陆已失去了其诱惑力。在公有制条件下，青年的这种愿望部分地可以通过旅行来满足，旅行起着很大的文化作用，就象是能使公有制大厦巩固起来的水泥。旅行将促进各国人们的交往，消除一国与他国隔绝的屏障，促使公有原则遍及全世界。但是，在这个联合的过程中，各国派代表参加由劳动军进行的许多共同的大工程，无疑地也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②劳动军中的工作将比公社中的一般工作更能够吸引青年。在那里，劳动将同庆祝会、戏剧表演交替进行。使青年向往的是由一国往另一国的旅行，与一个个新地区的居民联欢，为文明而不断开发我们这个行星上的各洲。劳动军的活动和科学与艺术随之在各处的普及，将在短期内引导六亿野蛮人走向文明，从而将完成全人类在平等博爱原则上的大联合。

②同上书，第142—143页。

《共产党宣言》在谈到十九世纪的伟大空想主义者时指出，他们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在这个时期“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互相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因此，空想体系的创立者看到了阶级矛盾，却“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第32、54页。

德萨米的革命活动和写作活动却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不仅使无产者人数增多，而且也使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在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法国，这个过程进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这一过程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引起了一切思想敏锐的人的注意。

到1830年革命时，资本主义工业在法国已占领了许多主要阵地。作为工业的天生伴侣的罢工运动还带有分散的性质：在各个企业中此伏彼起的罢工，其目的是要求在某一企业内或为某种工人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但是在这个罢工斗争中养成了组织纪律性，提高了工人阶级对阶级利益一致的认识。法国的无产阶级日益坚定地走上了阶级斗争的道路。

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教训，正与空想主义者的学说相反，必然推动无产阶级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利用政治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工人在七月王朝的最初几年还不能提高到具有成立阶级政党的思想。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积极起来，他们就参加了共和派社团的队伍，这些社团就其社会意识来看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工人参加三十年代的共和派社团也不能不对这些社团的纲领有所影响。我们在共和派社团的一些纲领中常常发现有平均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应。

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深（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不能不影响到共和派社团的命运。三十年代的革命尝试表明，革命运动只是在有广大无产者群众积极参加的地方才能蓬勃开展。革命尝试还表明，无产阶级正在成长为一支威胁着资产阶级秩序的强大力量。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共和派工人分道扬镳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日益脱离革命运动。工人阶级则已深深地认识到它有自己的政治任务，它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一些秘密社团就其成分来说是工人愈来愈多，就其纲领来看是愈来愈有革命性了。

七月王朝最后八年的特点是共产主义宣传的大大开展。当时工人阶级显然已倾向于共产主义。原始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工人阶级中失去了影响。伟大空想主义者的信徒们在这个时期都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冷眼旁观。恩格斯写道：“在1847年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的运动。”①德萨米的学说就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是想给这个运动以理论上的论证。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6页。

德萨米的体系始终没有能广为普及；1848年以后，他的体系长期被人完全遗忘。然而德萨米的著作，特别是《公有法典》一书，虽然有许多显然是文字上的缺点，但却有极其丰富的独特的见解，这是他的同时代人和对头——卡贝所万万不能企及的。德萨米无疑地应被认作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空想共产主义的一位极伟大的代表人物。

德萨米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空想主义者，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他一贯捍卫对世界和对人的本性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就使某些社会主义史学家有理由称他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①但是，德萨米据以作为其理论的根据的唯物主义，是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对社会发展的看法上，他没有能够超出唯心主义。我们看到，在《法典》中朴素的唯理论的道理虽很多，但德萨米却远未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社会万恶”的起源以及将来按公有原则进行的社会改革。

①马朗：《社会主义史》，1882—1884年巴黎版，第2卷，第153页；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的起源》，1948年巴黎版，第190页。

曾亲身参加革命运动的德萨米，他的理论无疑也是有革命立场的，虽然他的某些说法是不恰当的（对理解他的真实思想来说）。他等待人民起义来“医治”社会。他认为强有力的革命政权是确立新制度所必需的，革命政权应当采取坚决的革命措施：剥夺富人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但是德萨米全然忽略了使社会革命可能发生和必然发生的物质条件，而仅限于从纯粹唯理论的观点指出革命的思想前提——指出公有思想在舆论方面的胜利。

德萨米既是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提高过程的目击者和观察家，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未来的革命的主要力量，有时甚至把这种革命叫做“无产阶级革命”，那是很自然的。他并不是看不到城市工人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但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德萨米的理论也不很明确。他没有唯物辩证法这个工具，因而既不能说明无产阶级产生的原因，也不能说明无产阶级社会作用加强的原因，从而也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将来胜利的必然性。何况，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德萨米说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还不很明确，这反映了工人阶级在那个发展阶段上还远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区别于城乡贫民的界限。

四十年代秘密社团的共产主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一种“尚少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新的革命理论。德萨米认识到，为使革命运动成功，就需要“体系”，需要“原则”。但是要想从十八世纪的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出发，创立一种能够科学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德萨米的体系，也和他那个时期的其他空想主义者的体系一样，同样是空想的，同样无法解决历史向工人运动提出的任务。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6页。

我们认为德萨米的学说无疑地具有空想的性质，但也不应当就此抹煞他的功绩。在十九世纪的空想主义者中，在德萨米以前没有一个人曾这样明确地提出社会革命问题（虽然他也没有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德萨米以前的空想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地看到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对社会改革事业的意义（虽然他也没能充分估计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德萨米把共产主义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也是值得重视的，虽然由于以显然不合乎这个目的的十八世纪唯物主义为基础，这个尝试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在德萨米的著作中将革命的巴贝夫主义的传统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相互结合起来，这对社会主义史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十分熟悉德萨米的著作。马克思收藏有德萨米的几本著作，上面有马克思所做的许多标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德萨米作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写道：德萨米“……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②马克思把德萨米的学说与其他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学说相比较，认为德萨米是属于当时“比较有科学根据的”共产主义者之列。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7—168页。

（译自德萨米《公有法典》，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俄文版，第5—66页。）

泰奥多·德萨米传略

＇苏联＇B·C·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　冀甫译

德萨米是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法国革命的秘密团体的积极参加者，空想共产主义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1848年革命的杰出活动家。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充分地、全面地搜集到关于这位杰出人物的传记材料。

在《公有法典》作者的短促而又紧张的一生中，一般说来，是无法把他的个人生活的编年史同他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