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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法典-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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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说什么没有艺术和科学的民族比拥有艺术和科学的民族更平和、更博爱之类的话吧！历史作了相反的证明。科学和艺术给人民带来富裕，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并且使他们的风俗更淳厚，由此各族人民间的战争便日趋减少，也没有那么野蛮。相反，两个既无工艺又无农业的民族不是时常遭受饥饿之苦吗？他们在这种饥饿中会有怎样的行动原则呢？没有哪一个多鱼的湖泊和多猎物的森林而不成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纠纷和战争的因素的。当鱼和猎物缺乏时，谁都要保护自己占据的湖泊或森林，如同农民保护待收庄稼的田地一样。
野蛮人一天挨饿数次。因此，野蛮人的饥饿较之于文明人的多种多样的爱好和愿望，更成为积极的因素。不过，野蛮人的需要始终带有残酷色彩，因为野蛮人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来抑制这种需要。因此，按人数比例而言，北美的残酷行为和谋杀行为比整个欧洲还要多。
请不要从以上所述去推论，说我有点想成为半野蛮半文明时代（如果给予这样的名称更令人高兴的话）的维护者。科学和艺术还只处于一个不完善的发展阶段。当代之所以充满苦难，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解体的和变革的时代。变革越要彻底进行，危机也就越严重；我们越是接近港口，暗礁也就越危险。迄今科学中始终存在着需要求解的未知数，社会大厦始终缺少牢靠的基石。只要这个未知数仍然存在，只要这块基石还未找到和奠定下来，不管是无知的人，还是一知半解的人，都将在邪路上打圈圈，野蛮行为将只是变换一个位置，采取新的形式而已。
实际上，人被森林中的食人生番吃掉，还是被金壁辉煌的客厅里的和自由竞争中的食人者吃掉，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不管奴役人们时所用的是宝剑还是战斧、刺刀还是马刀、饥荒还是垄断，人们反正都是奴隶！而在这方面，人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的奴隶制比野蛮时代的奴隶制更为残酷。无产者比奴隶还更缺乏生活保障，比野蛮人更加担忧未来：他们所受到的有限的教育只能被他们用来估价自己的不幸，而较为活跃的想象力还要增加他们的痛苦。
我还要更进一层。我承认，正由于知识的进步，现代文明才得以运用这么一种可耻的艺术：这种艺术教会现代文明用黄金和鲜花把奴役关系掩饰起来，使其躲过人民的视线，从而把奴役锁链扣得更紧；它还教会现代文明给毒酒掺蜜，把匕首的锋尖隐藏起来并巧妙地进行截击。一句话，我承认，是科学和艺术教会我们粉饰和神化那些最可憎的邪恶和犯罪行为。①然而，是否因此就该废除科学和艺术呢？如果这样，那也该要求取缔医学了，因为某些医生有时误诊，非但没有治好病人，反而将病人害死；也该拔除一切植物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植物妨碍了我们，并且其中某些植物还含有毒液。
①其实，科学和艺术绝不是道德败坏的根源，而通常是道德败坏的反映。——原注
请废除私有制吧！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你们的一切恐惧都将烟消云散。许多反常的或人为的需要，许多挥霍无度或无益的行为，也都将随之立即消失，而这些东西是今天的不幸者饱受压抑和疲乏的原因。请废除私有制吧！那时你们将会很快看到，你们感到如此恐惧的这许许多多的嗜好和愿望将减少到正常的比例。那时，将再没有竞争、争吵和战争；科学和艺术将不是不公平和堕落行为的帮凶，而是获得持久的幸福、真正而完善的文明的又一种手段。
因此，我们从上述一切便得出一个类似我们在欲念问题上所作出的结论：我们应当承认，科学和艺术的真正性质，就在于它们是生产的一种因素，是活动和社会交往的一种动力，而这种极其重要的、强有力的性质，可以导致不幸，也可以为共同的幸福服务，这是以社会制度的意愿为转移的。
反对意见——卢梭说：“风俗和自由从来不与艺术和科学的繁荣联系在一起。”
答复——这种论断是根本不正确的。克里特人就在米诺斯向他们提供十分英明的法典的同时，发展艺术和科学。而米诺斯由于这部英明的法典，在几个世纪期间受到人们的敬仰，并被人们视为神人。
愚昧无知造成法典的不完善。而法典的不完善又使人民养成恶习。知识则起相反的作用。因此，人们从不把莱喀古士置于伤风败俗者之列。这位哲人曾历尽千辛万苦去收集荷马的著作，并且跑遍许多地方，从同哲学家们的交谈中汲取有效改革本国法律所必需的知识。
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斯巴达人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最自由的人，同时他们又都是艺术家和哲学家。在斯巴达，人们锻造优质的头盔、胸甲和刀剑。那里的建筑艺术具有朴素、雅致而又雄伟的风格。住宅内的陈设十分讲究，家具非常适用、整洁而坚固。斯巴达人还制作酒杯和雕琢精细的花瓶。他们在雕刻方面也并非外行。他们的音乐雄壮而和谐。他们的服装是完全符合体操规则和卫生规则的。最后，正如普卢塔克所说的，尽管在斯巴达看不到那种炫目的奢华和那些被波斯人作为一种享乐的无聊的摆设，然而那里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享受到必需的、实用的和舒适的东西。我要补充的是，具备这些各种各样的知识，就必然要以拥有许多其他知识为前提。
雅典和斯巴达曾是希腊最有教养、最杰出的两个民族。某些现代历史学家怎么竟敢把拥有敏锐而明智的思想的共和主义者看作是粗暴的、未开化的人，看作是科学和艺术的敌人呢？这些共和主义者具备罕见的才能，从而使自己长时期不受邻居的虚假知识和亚洲文明的浮华所迷惑。正如人们断言的那样，莱喀古士从其共和国驱逐出去的，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学者，而只是江湖骗子和诡辩家。这位英明的立法者无疑想到，社会科学在当时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信念和力量，因而听任自己的同胞受一些人的放荡行为和另一些人的胡言乱语的影响并非慎重之举。有谁敢把这一点视为他的罪过呢？在我们未来的社会中，这一切预防都将是多余的：社会科学成为示范性科学之后，如果还可能存在什么异常现象的话，它就会成为抵抗一切攻击和恶习的铁壁铜墙。
好吧，就让人们把斯巴达人视为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人吧；然而，在十分善于运用如此庄严、准确、简明、高尚、鲜明而豪迈的古希腊语言的亚历山大大帝、凯撒、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一类人物面前，是否有人敢于支持这种谎言呢？在经过许多世纪之后仍然宣称从来没有哪一种习语达到更完善程度的大批文学家和著名学者面前，是否有人敢于这样做呢？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斯巴达人留下的书面文献很少。但是，在军营中或在公共广场中过活的人远不象我们那样感到需要通过书本来交流思想，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吗？正如古罗马人一样，斯巴达人爱作漂亮事，而不爱说漂亮话。
这就从根本上把卢梭的最有力的反对意见彻底驳倒了。至于人们所说的那一切恶习往往与科学和艺术同时并存，我并不想否认这一点。可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既然我已证实，道德败坏和奴役关系是财产不平等和知识垄断的必然结果，那么，与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毫无关系的科学和艺术就不可能被视为罪恶之源，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恰恰相反，科学和艺术所起的作用，非但不会必然导致我刚才所说的那两种祸害，而常常是不顾这两种祸害的存在、甚至是从它们的极端中产生出来，正是为战胜和消灭这两种祸害而产生的，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十分合理的吗？
至于我，我不仅不攻击科学和艺术，而且还要不断地重复说：只有在科学和艺术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找到切实的救治之方，不仅治疗科学和艺术可能已经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而且也治疗我们所有其他痛苦。我不仅不灰心，而且几乎还要同爱尔维修一道大声疾呼：人有无恶习，这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受到启发开导，就足可以信仰我们的道德。
反对意见——“科学和艺术削弱战斗的勇气。”
答复——凯撒、卡西、布鲁图、西庇阿、汉尼拔以及象地米斯托克利、亚历山大、腓特列二世、拿破仑那样的人物，都是雄辩家、学者和勇士。在希腊，人们都同时锻炼自己的精神和身体。懦弱是私有财产的女儿，而不是科学和艺术的产物。当荷马创作《伊里亚特》史诗时，阿喀琉斯盾牌的雕刻匠们就是他的同时代人。可见，艺术当时在希腊已达到一定的完善程度；尽管如此，那里的人们仍然练习拳击和角斗：希腊人向来是勇敢无畏的军人。然而，罗马人正是凭借关于纪律的学识而征服了全世界，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因此可以说，他们正是以学者的身份控制了各个民族的。同样，当暴君政体为把自卫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取得它的保护而不得不削弱军事纪律的严格性时，当关于纪律的学识最后几乎被完全丢掉时，世界的战胜者便转而成为战败者，并作为愚昧无知的人，忍受北方各民族的压迫了。
俄国人什么时候在欧洲成了可怕的人呢？是在彼得大帝强迫他们接受教化的时候。人们在拥有最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的印度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懒惰的、在奴隶制度下受屈辱的各个民族，他们不热爱公益，缺乏高尚情操，既无纪律又无勇气，在世界上最富庶地区苟且偷生；他们（一亿以上的人口）的全部力量还经不住一小撮英国人的攻击。在中国、土耳其和波斯，在几乎整个东方，那些受愚昧无知所左右的民族的状况也是如此。
某些军官希望士兵们成为自动机器。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混战中，凡是不会估计危险情况的人，必然更加勇敢。如果说无知者有时去冒险，那是因为他察觉不到整个危险的程度；可是，反之，他也常常在没有危险的地方看到危险。难道不是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回答那些军官吗？总而言之，无知者并不象有见识的人那样冷静和理智。何况，当教育和良好的社会制度充分培养了热爱公众的尊敬和热爱平等的高尚感情时，这种激情在战斗中什么不能创造出来啊！梯尔泰和鲁热·德·利尔的共和国赞歌，在希腊和法国曾培育了多少非凡的人才啊！古代的《美塞尼亚曲》或《马赛曲》曾对印度人或爱斯基摩人的士气产生很大影响，人们是否想到这一点了呢？利用兴趣、同情心和热情这三种动力，一句话，大力激励我们所有的正常欲念，总比费尽心思地去培养笨拙的奴隶军队的那种愚昧无知和消极服从要容易得多、高尚得多和有效得多。对于这一点，只要不是心术不正，有谁能不承认呢？
一个民族即使在奴役状态中昏睡，只要他是个有知识的民族，任何时候都不要对它感到绝望：它的睡眠是狮子的睡眠；有朝一日苏醒过来，它会威风凛凛、令人生畏的。那时，谁企图拦截思想的巨流，谁就会倒霉！……啊！要清楚地知道（至于我们，是不会这样健忘的），正是由于过去几个世纪的脑力劳动，才发生了如此强大、如此热火朝天、如此威武雄壮的1793年的武装革命！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不嫌重复地说）之所以倒塌，只是因为当时的改革家们还不十分善于以人的机体为其社会哲学的基础，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十分坚决地把平等，真正而完全的平等的颠扑不破的教义写入并固定在自己共和国宪法的基础法规中！
因此，请不要再向我们夸耀士兵的愚昧无知是什么军事美德吧：西庇阿和凯撒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士兵们的智慧过多。希腊和罗马的士兵从战场上归来就是公民，他们必定比我们当代的士兵更有学识；希腊和罗马的军队完全可与我们的军队相匹敌。
由此可见，所谓科学和艺术会削弱人的意志、使人失去战斗勇气的这种反对意见，并不比其他反对意见更高明。诚然，科学和艺术的目的并不是不管怎样也要培养、颂扬好战的欲望，并使其长存下去；恰恰相反，科学和艺术的必然作用是逐步促进普遍持久的和平。但是在这一结果未达到以前，科学和艺术是绝不会放弃其作战的潜能的；我要说的是：艺术家和科学家愈希望取得这一结果，他们就愈是勇敢地支持正义事业，并按照这么一句明智的古谚行事：“如果你要和平，你就得准备战争。”（“Sivispacem，parabellum．”）
可是，那些在各个时期把自己的论敌称作哲学家、百科全书派、共和党人等而不停地、有时极为残酷地迫害真正的艺术家和真正的科学家的人，那些不久前还在大肆宣扬愚昧无知的人，那些甚至今天还在乞灵于盲从的信条或书报检查员的剪刀的人，那些与平等为敌的伪善者，他们终于认识到蒙昧主义的学说会永远地遭到普遍谴责，现在突然改变策略，力求把自己过去的一切不公正行为都栽到自己论敌的头上。因此，他们引述别的时代的某些邪说——我们向来毫不犹豫地加以揭露的邪说——的文字，运用巴西尔和爱斯科巴尔等人所推崇的三段论法，便下结论说：公有制必然要同科学和艺术势不两立。①
①我不知道有哪一个现代共产主义者，至少有哪一个作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科学和艺术的。可是有人却在报纸上和公诉状中指责《人道主义者》报想要废除艺术。我仔细地研究过关于这份报纸的诉讼案件：从预审、辩论、甚至从王家律师引证的事实中所得行的结论是：《人道主义者》报在其纲领中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都持相反的见解。它把艺术归属于娱乐需要的范畴，因而将其置于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之后。
那些在此问题上为反对我们的学说而提出的卑鄙而荒谬的胡言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具有某种影响力，那是因为有一位共产主义作家缺乏周到的考虑，对于强加给《人道主义者》报的那些言论似乎当作真有其事而加以接受。——原注
胡涂的诽谤者们！可是，你们却不能再继续否认这一点了：卢梭所不信任的，绝不是共产主义者（特别是现代共产主义者），而是你们，并且仅仅是你们。的确，你们对此能提出什么异议呢？你们这些封建制度和征服成果的卑劣的继承者，你们只能以战争来支持你们的关于民族优越性、独特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有害而骄横的原则，你们只能依靠愚昧无知和消极服从来维持你们军队的纪律，你们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只有作为艺术的破坏者才可能取胜，甚至才能够活下来，而你们竟敢把我们视为野蛮人！……不，不是的，公有制绝不是反常的产物，它并非与艺术精华格格不入，也不是文学和科学的敌人。它不仅毫不需要摈弃、破坏科学和艺术，而且它还通过把科学和艺术的光辉和实际益处与它的高尚道德结合起来，总有一天会把现在还生活在文明法外的六亿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都吸引到文明方面来。公有制度正要通过完善人类的一切知识，用最后的大石永远封住战争和革命的深渊！！！
假如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得到更为有力的、始终如一的和广泛的推动，假如把科学和艺术引向有助于改善社会秩序①，它们本来是可以得到快速的发展的；无疑，它们现在并没有发展得那样快。不过，我们还应当把多少重要成就归功于科学和艺术啊！物理学、化学、数学、解剖学和卫生学等学科过去和现在不是天天都在扩大自己的领域吗？是什么东西把谬误和盲信的宝座打得粉碎呢？是什么东西把思想从偏见和迷信的襁褓中解放出来呢？是科学和艺术。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天文、航海、印刷和机械工程学等方面的奇迹从何而来呢？来自于科学和艺术。在荷马、维吉尔、卢克莱修、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塔西佗、普鲁塔克、冯德涅尔、摩莱里等派人物的笔下，是什么东西把诗歌的美味甘露和哲学的香脂注进我们的心田呢？是什么东西向我们揭示了过去若干世纪的最隐藏的奥秘，从而为未来的胜利揭开序幕呢？难道不仍然是科学和艺术吗？科学和艺术这样出色地为我们的事业服务，怎么是我们会打算把它们废除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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