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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议员指着原子病医院病床上深受病痛之苦的老人问道：“风湿性关节和原子弹爆炸有何关系？”重藤院长会做出怎样地回答呢？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所医院可以恰当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一定是这所医院在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一人类最初的残酷体验后，任何病症都不能说和原子弹爆炸没有关系。重藤院长也一定是一边移动着那看似笨重的高大身躯，一边对他们进行了如实的说明吧。在今年夏天的大会上，苏联代表团表示要赠送医疗器材。重藤院长马上与对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他从来都超然于那些十分露骨的政治和权术，但一旦有有利于原子病医院和病人们的具体切实的政治口号出现时，重藤院长又从不放过利用它们。院长戏称自己为“脏手帕”，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吧。但是，“强化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护工作”这一政治课题经过这块脏手帕的“过滤”之后，马上就成为一个有人情味儿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具体计划。重藤院长希望，通过这一“强化”，能把那些在原子弹爆炸中面部受损，变得丑陋而躲在家中１９年的姑娘们解救出来。这样，有良知的医生会为这些姑娘作出恰当的诊断，承认她们不适于参加社会活动，由此便可以给她们以适当的保护。广岛尚有近千个“面部变丑”的人在不受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家中深居简出，饱受身心痛苦。如果能够制定出切实的救护方针的话，这些人终会下定决心重返社会的。

作为医学家，重藤博士今夏所面临的课题是，死于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病人，其子女死亡的血液障碍问题。重藤院长和这两个夏天之间病逝的、包括那位生下婴儿后死去的１８岁的母亲在内的４７名病人一起，向这个问题又靠近了一步。“第二代人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问题”是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提及的。但重藤院长考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打开法律保护的窗口。虽然博士非常理解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忌讳，也非常担心原子弹受害者能否接受调查人员的善意询问，但他最终还是觉得应该逐一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进行调查。

打开法律或者国家这扇可靠的保护之窗，是重藤院长面向现实进行思考的基本态度。金井评论委员在提到“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时说，“在具体设施及资金问题上，还是保守党政府多多少少地做了些工作，推进了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护计划。”事实上真想做出成绩的也是保守党派的议员。我在广岛曾多次听说过一位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略使人难以置信的传闻。但客观上看，他在“强化救护”运动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像重藤院长这样为“强化救护计划”呕心沥血，又坚信不移地认为对原子病医院的投资必将回报给全世界人民的人，在这个时候是多么急需啊，而正是遭受原子弹轰炸后１９年来医治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历史，造就出了像重藤院长这样具有最可贵的人格的人。

对于这段充满困难和苦涩的医疗史，重藤院长计划，在１９６５年迎来２０周年纪念之际，召集从事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治疗工作的医生，重新查阅资料，共同讨论这些对人类说来都是新体验的病例，看看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否得当，检讨一下“有无处理不周”之处。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疗和努力并不是在一名领导的率领下统一进行的。因此，必须对此进行综合的反省和检讨。重藤院长认为，作为全面调查的一环，应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进行血液检查。

以１９６５年为界限，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医疗史加以综合研讨，这一计划与《中国新闻》的金井评论委员所提出的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的１９６５年制定的《原子弹受害情况白皮书》计划异曲同工。它是以医学家的语言诠释的另一份白皮书计划。在广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个计划上，而这正说明了广岛作为“宿命之地”的特质。这些在广岛最恐怖的灾难中劫后余生的人们，这些抱有最诚实的生活态度的真正的广岛式的人们，象孪生子一样，在心灵最深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对１９６５年中将得以实施的这两个尝试充满期望，它们将通过如实地反映人间悲剧的惨状来确立核武器时代人类所希望的实实在在的前景。而这才是日本人民对２０年前原子弹爆炸中的死难者以及那些仍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所能做到的唯一有效的努力。同时，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全新概念的和平运动。

（１９６４年８月）

广岛札记　　　三　道德家的广岛

　　在广岛的各种医院，在人们的家里，在聆听原子弹受害者的体验和感慨之谈以后，我发现他们全都具有各自独特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而且我觉得在他们的勇气、希望、诚实以及悲惨的死亡中，在这些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言谈中都流露着活生生的个性。也就是说，在日语里相当于人性批评家的译语，就是道德家。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道德家？因为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他们经受了最严酷的日日夜夜，而且一直煎熬了１９年。每当我想起广岛的道德家的时候，我首先便联想到出版极优秀的小杂志《广岛之河》的广岛母亲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一位老妇人的豪言壮语。当她描绘广岛颇具实力的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时和战后的生活及想法时，在她的言语中，我感到活生生的强烈的魅力。

姑且把这视为关于一个虚构人物的无赖小说的花絮。我介绍它的目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表表老妇人的健谈的风趣。这种无赖小说的主人公，恐怕在日本各地都有，而且不止是广岛，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与之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存在。也就是说，那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于是我就把小说的主人公命名为红血无赖。据说在战争末期，他沾上了“非国民”的坏名声，被宪兵队拘捕，获释后，他就对街上的人们说：“非国民的血不是红的吧？但我的血可是红的嘛！”他原来在自己的工厂做工，据说他供给军队的子弹多是不发火的臭弹。于是红血无赖被宪兵队拘留了。在战斗正酣的一天，一些老妇人讲着这个故事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半道碰见一位农夫。农夫口吐泡沫似地大谈特谈将要枪毙红血无赖的事。他说他急着要去看枪毙人。那时的老妇人还是一位健壮的中年妇女，“蘑菇什么时候都能采，那个家伙被枪毙可只能看到一次！”就喊叫着放弃了采蘑菇的念头，跟那农夫跑着去看枪毙坏蛋。然而幸运的是，枪毙的事被取消了，红血无赖被释放了，还留下一句名言。

红血无赖真正开始活跃还是在战后。像通常的无赖小说的主人公那样，他首先得到了专门糟蹋孀妇的能手的绰号。

打那以后他就试着走上政治舞台。他大肆宣扬自己战争结束前几乎被枪毙的事，以广泛宣传自己曾经是反帝国主义斗士的形象。然而，只摆空架子，想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是很不容易的，而红血无赖也并非单纯的一类人。于是他采用围棋上填空眼的战法，在选举前的一个月内，作为政治上的事业上的合作者，在他自己的地盘，网罗昔日与他有染的全部孀妇，加以利用，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作为新进的有力的地方政治家已经崭露头角。从战前起，他就幸运地具有保守派的实力。他获得了保守党议员的地位，而且为各种原子弹受害者做了大量救助工作，取得了实迹。以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为首的各种势力，用《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的话来说，在“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的问题上激烈辩论时，红血无赖为使保守党的一部分实力投入广岛，而四处奔波。红血无赖奔走的结果，很像无赖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披着圣者的光采……

就这样红血无赖在战后很走红。而老妇人的丈夫是位医生，因为他在战时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头头而被开除了。老医生慨叹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太丢脸”！在失意中，见到新药就买来全都吞下去，于是得了神经病。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几天中，老医生在广岛是最具献身精神地投入救援活动的那个街道的医生之一，本来他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他只要发现新药，就大量预购并服用，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然而，尽管如此，他对新药的兴趣也有些过火了。据老妇人的观察，老医生是让新药的各种成分在胃里重新分解合成，结果发生了猛烈中毒的现象，把内脏溶化成一锅粥而死的。因此，现在仍受伤害的老妇人，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但她断然拒绝新药，每月花五千元买中药服用，继续批判着红血无赖。因为市内医院都没有采用中医来治疗原子病，所以她虽持有原子弹受害者手册，也还是得不到国家的补贴。每月所需的五千元的中药费用就成了她自己的负担。老医生和老妇人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夫妇俩都很健康。然而，在那以后明显地都衰弱下去了，由于对新药神经质以及对中药的癖好，以至这种癖好远远超出了和一般人的差距，这对老夫老妻忍受着原子病各种症状的折磨，总算活了下来。

虽然如此，确实患有原子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国家热情的救治。在遭受原子弹轰炸之前，一些人尽管不敢说毫无疾病，但从那以后，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可身体总是不大健康。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说着这样的话。在广岛，由于人类从未体验过原子病是什么症状，所以无论什么症状，都认为与原子弹爆炸不无关系。实际上除了患上致命的原子病之外，就无法期待国库的补贴，目前普遍存在着对现实的不满。

却说这位老妇人，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来说，就真的与权威主义无缘了。她只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耳朵来听，接着才有她自己的思索。她顽强地坚持这种态度，所以她根本不受任何权威主义、既成观念的束缚。她现在面临着这样无法解决的困难，运用独特的办法生存下来，因为她很了解这种人。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广岛的道德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具有这种类似想法的人。据老妇人讲，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不久，喝过闷酒的人当中，没有患原子病的。其原因就在于酒醉之后的人体内，放射能变成了气泡，从皮肤渗出，于是解除了毒性。用灸疗法灸过脓肿处后，再经弘法大师用汤花处理的，也有不少见效的。这些都是亲自耳闻目睹的，其真实性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日赤医院院长重藤等人治疗原子病的战斗历程，明确地记录着一部拓荒史。就这样，老妇人豪爽的雄辩持续着，平素在她们广岛母亲会的人所接触的原子弹受害者中间，流传着她刚直的身影和慨叹的声音。

老妇人女儿的朋友——一位年轻的母亲，生下一个畸形儿。母亲是原子弹受害者，而且在脸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看一眼自己亲生的畸形儿。然而被医生拒绝了，她便让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时，那婴儿已经被处理过了。听说年轻的母亲慨叹着，如果能看到那婴儿，是可以迸发出更大的勇气来的！我想象着这位不幸的年轻的母亲，在她那无能为力的悲叹中，已被“勇气”这个词所击垮的情景。这是现实主义者在新的意义上的深层次的属性。医院对于死产的畸形儿所做的不许母亲过目的处置，也许是实际上的人道主义吧。为了维持人道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觉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为一个人，总会有一个挣扎着活下去的极限状态，而这样的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了赢得超越自我的勇气，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婴儿，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在广岛的极度悲惨的状况下萌发的坚韧的人道主义。有谁能够不感到心情闷窒呢？对于这位年轻的母亲，甚至死去的畸形儿，这只能是恢复她的勇气的唯一的一线希望……

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在妊娠中一直担心自己的婴儿会不会是畸形。这种担心始终困扰着她。一直到胎儿出生时，她还是被这种恐怖心理搅扰着，因而屡次妨碍了产痛时身体对胎儿出生的必要反应。到将要分娩时，生理准备仍不尽完备，这种恐惧心理也云消雾散了。这一过程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她长时间经受着折磨，最后终于生下一个正常的婴儿。从那以后，母体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一般来说，虽然被这种神经衰弱所苦恼，但为什么不做人工流产而让婴儿出生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被这些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年轻母亲的勇敢所感动。当然，还有由于原子弹爆炸的伤害而不能生育导致分手的，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我想这也应该追记。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轻的妻子们还在吗？她们被迫暗中勇敢地与神经衰弱作着顽强的斗争。

还有暗传着、极其隐蔽地暗传着的一则传闻。有一位姑娘，偶然发现她的病历上写着“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缢。我每次听到这种谈论时，就为我们的国家不笃信基督教而庆幸。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杀的道路，正是这种罪孽迫使的吧。我觉得这几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径。幸存下来的我们，谁也不能对她的自杀加以道德的非难。我们只是具有以贫乏的心态揣度至今仍未自杀的人们的自由。这虽是个人的反省，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会有什么罪孽感或下地狱的不安，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缢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够制止别人的自杀的资格这点，我不能不经常怀疑。我简直要被疯狂得疲惫的霉菌吞噬掉。而且像这样的我，在广岛仍未自杀的人们面前，我发现他们根深蒂固地具有彻底的人类的道德感，于是我的勇气便恢复了。根本不必考虑，在这个核武器的时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周的报纸上我写的一条政治丑闻，赫鲁晓夫宣称拥有“灭绝人类的恐怖手段”，耸人听闻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天后，又写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订正为复数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说法。不管这两种说法之间，差别是多么大，结果两者都使我无法摆脱武器仍是主宰我们时代的神灵的印象。）尽管如此，仍未自杀的人们的道德，难道不应当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吗？

还有一位自杀者，他是广岛市郊的慈善机构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弹受害者手册，在濑户内海从轮渡上投海自杀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状，至少在客观上，老人是没有受到原子辐射伤害的。可是，由原子弹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确实已经蔓延到老人的内心深处了。他处于应称之为原子病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状态。而且，在广岛度过孤独的晚年的人们，把患原子病神经官能症视为异常。那种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几年前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期间，《中国新闻》上刊发了特辑《广岛的证词》，报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杀更为不幸的深渊。当新闻记者去访问这位老人时，他已是８７岁高龄了。３年前，他的孙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发疯，直到如今。年轻人父母双亡，是老人独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轻人上了东京的大学，由于经济困窘而中途退学，回到了广岛。不久，就在原子病医院里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东京给孙子汇款了。年轻人不得不找个事做，然而他的身体再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广岛以后，他总是疲惫不堪，就只能躺着。随后年轻人感到视力衰退，医生发现他不仅眼睛，而且肾脏也受到损害，白血球也在减少。不久，年轻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个月以后，据报载，他开始吐血，一直哭着叫着，折腾着，接着又突然安静下来。他说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随后就“啊——啊——”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于是就停止了呼吸。这样的死，是多么残酷啊！

在年轻人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坛前沉默不语，就这样度日。后来又突然对死去的孙子唠叨开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说，你连十元钱都没有。那时你想，你该多么可怜呀，隆儿！”老人就这样回忆着年轻人的景况｜Qī｜shu｜ωang｜。他说的话总是与金钱有关，都是因穷困而十分悲惨的回忆。“你说你要卖自行车，爷爷也不生气，说卖就卖了，隆儿，谅是为了那个钱，该是多么可怜呀！”死去的年轻人，对老人来说，到他自己辞世为止（而且对发疯的老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因穷困而引起的悲惨的回忆一直让老人感到忧伤。大概这位老人的内心里，那种持续不断的悔恨，根本无法排除，终于真的走向可怜的绝路的吧。在他很单纯的意识当中，他总觉得性格内向的年轻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旷野里伫立着，把无法卖掉的自行车放在一旁，依然连十元钱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内向。而他自己则是一位禁止年轻人卖自行车，老是在那里蛮不讲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