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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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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当我同山胁会见后不久，又向当时已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的重藤博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说，就一般而言，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难道不可能将原子病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下去吗？对此，重藤博士回答如下：
“无论原子病医院的业务负责人如何满怀热情地去对原子病进行探索，也很难使年轻的医科学生们有兴趣只将原子病作为他们毕生的研究课题。对于一种不能根本治愈的疾病，只能以老一套的方法进行日常处置。它不会成为倾注医学热情的对象。仅仅从事原子病的研究与治疗工作，也不利于使年轻的医科学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尽管是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疾病，而又只能重复着老一套的常规治疗。我从博士的这些话里，尝受到无比的苦涩。根据山胁的情况可以看出，自从原子弹爆炸以来始终在当地坚持原子病研究的重藤博士，无疑是一个例外。一般而言，在一个连研究设备都不具备的医院里，向同原子弹有关的一切问题进行挑战，尤其是青年医生们的大忌。特别是被占领状态下的广岛，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状态下，重藤博士启发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引导他撰写论文，在原子病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又尽力使这位青年医生在获取学位和后来的实际生活中达到预期目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上述极为现实的作法中直接渗透着重藤博士的人格力量。
重藤博士还曾向我谈到山胁的论文在获取博士学位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博士的担心。就这篇论文的重大意义而言，虽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血液学会却未曾对它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人类尚未弄清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种种灾难的全部真相。
也就是说，一些拥有实力的医学权威人士根据山胁的统计，虽然承认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当中，患白血病的人数在明显增加，但是仅凭这份统计却找不出为何原子弹能引发白血病的原理，因而认为该篇论文缺乏学术价值，为固定观念所束缚的权威者们，往往是有害的，事实就是如此。
重藤博士自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开始，战后２０年来，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２０年来，始终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日常治疗的负责人。从原子病医院创立之前就是如此，而且，他在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之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兼任广岛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职务。
原子病医院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而是坚持日常治疗的医疗机构。至于重藤博士本人则是战斗在医疗第一线的医生。因此，从重藤博士为核心的原子病医院医生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同临床医疗相结合而进行的。对此，我们应该将它同ABCC相比较而铭记在心。因为ABCC原本就是一个同治疗完全无关的纯研究机构。
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在同侵蚀着人类肌体的这一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怪物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面对患者进行治疗，一面向着具体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核心靠近的战术。同时，他们所能采取的也只有这种战术。这些医生所从事的放射性障碍的具体的研究历史，着实令人感动。他们在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曾经犯过试验性错误。然而，那是他们向着更为光明的前景，满怀极为自然的期待而犯下的试验性的错误。他们往往因发现一线曙光而作出错误的前景判断。它会为患者们、一般市民，甚至医生本身带来某些暂时的动摇。但在广岛２０年来的每一天这或许是完全必要的。
今堀诚二在其《原子弹氢弹时代》一书中曾记载了当时一度出现的情况。由于原子弹爆炸当年的冬天，因受到原子弹伤害而死亡和患病的人数在减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连那样可怕的原子病，估计也会得到根治”。在有关鼠疫、霍乱的记录或小说中，往往有这样的证述：“瘟疫的蔓延一旦进入平静状态，便会中途缓和下来。在现实的广岛也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市民们遭受到疾病的最初的严重打击，接着便进入平静状态，它使市民们看到一线希望。但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打击，却使市民们的心灵遭到更为彻底的蹂躏。
１９４５年秋美军关于原子弹灾害调查声明曾作出如下分析：“因受原子弹放射能影响必然死亡的人已全部死去，残存的放射能已不会再为人们造成生理上的影响”。尽管这一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意图所歪曲的，而今堀在该书中所指出的市民、医生和新闻工作者们的如下反应，将是广岛人在疾病蔓延过程中出现暂时平静状态时，所持有的人类极为正常的心态，
“市内医院住院患者的减少，也是使GHQ①安下心来的原因之一。而它却同下述情况有很大关系。医院的门窗全部敞开着，一块玻璃也没有，住院的原子弹受害者忍受不住寒冷而纷纷逃回家去了。而医院本身也认为原子病已获得根治，采取了过分安心的乐观态度。同时，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也受到市民和原子弹受害者的欢迎，因此，新闻媒介也有人愿意刊登医院方面的预测。日本医疗团广岛医院在２月６日的《每日新闻》曾发表如下消息：‘在３０万６千名原子弹受害者之中，１１月份接受治疗的人数为３００人，而目前只有２００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放射能的直接受害者，而是由于烧伤或其他原因引起并发症，又未得到应急处理而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的原子病患者可以说几乎不存在’。此外，日本红十字会广岛医院妇产科还在２月１６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条几乎可以说是为原子弹唱赞歌的未免过于乐观的消息。其中指出：‘最近仍有原子弹受害者前来就诊，但他们都是由于恐惧而导致的神经系统疾病。在距离爆炸中心一公里以上的地方，发现有许多妇女怀孕；月经也都正常。在距离３公里以上的郊区，由于受到轻度放射能照射，对于结核和胃溃疡等疾病反而起到良好作用’。广岛邮政医院是同医疗团和日本红十字医院相提并论的最优秀的综合性医院，而它却始终持乐观态度。曾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３日的《中国新闻》上介绍当时的情况，报道中指出：内科除一人外，白血球全部恢复正常，腹泻也已治愈。妇产科无畸形儿出生，也未发现不孕症，因而提出了‘小姐们，请放心！’的口号。外科虽然在忙于施行整形手求，但由于效果突出，残疾也将会治愈。前景是十分美好的。此外，还有一种见解。蜂谷院长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８日的同一报纸上断言，原子病在一年前就已不复存在，所以可以说一切问题都已获得解决。”
①统帅部——译者。
重藤博士是一位头脑冷静的学者，他根据山胁的统计和广岛医生们努力工作的成果，将白血病纳入原子病的范畴。但是就是这位博士也未能从试验性错误中摆脱出来。如上所述，当通过统计，将原子弹同原子弹受害者所患的白血病确实联系起来的时候，医务界的权威人士对此轻易不肯接受。但事隔不久，重藤博士却根据同一份统计数字，满怀喜悦地公布说，白血病正在减少。但他却不能不立即发现统计表上的曲线在重新上升。我不禁为这一试行错误所震撼。
医生们在接触现实的原子弹受害者过程中，通过摸索一一证实，从而揭示怪物的真相。然而另一方面，这一尝试也并非同自由的想象力毫无关联。勿宁说，他们只有在这一想象力的支撑下，才得以在具体的患者病痛后面，看清那巨大怪物的可憎魔影。
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想象力？他们在思索着，如果没有原子弹的影响，这位病人将是健康的。因此，这位受到原子弹灾害的病人目前的疾病，显然是由原子弹爆炸引起的。他们还认为，在那场非同凡响的大爆炸之后，受到辐射的人体很难说不出现任何问题，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一种不为固定观念束缚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
我们可以设想原子弹受害者出现某种症状，东京的医务工作者们或许会反问，这一症状从病理学角度而言为什么同原子弹有关？实际上，广岛的医生们往往无言以对。而且，也可能医学史会很快证明其中的若干病例确实同原子弹无关。然而，真正为广岛原子弹提供救助的只有那些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工作着的医生们。因为他们拥有自由的想象力，认为原子弹可能引起任何症状。
这种不受任何束缚的想象力和具体的积极治疗成果的积累，使单纯的对脱发者的统计，发展到将原子弹同白血病联系起来，并引导眼科医生对原子弹白内障的探索。那么，未来的广岛医生们将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通过因癌症而死亡者的统计，将癌症同原子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同时，作为未来的问题，还将以不屈不挠的努力，去探索有关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
然而，原子弹为人类所带来的影响，直至２０年后的今天，仍有某些问题尚处于无法解释的怪异状态，只能说是原因不明。正因为如此，就更加永远需要拥有不僵化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的医生们。
例如，我曾听到过有关一位妇女的传闻。她在距爆炸中心八百米处被炸，并获救。以后生下两个健康的孩子，平安度日。在那一个可怕的早晨，她正在女子中学的操场上和同学们一同玩耍。对照广岛市原子弹受灾地图，那里可能是广岛县立高等女学校。同学们全部死去，幸存者只有她一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无法说清。听过这件奇闻之后，重藤博士只是说，我很高兴。这句话，至今仍使我在内心深处保存着一种足以燃起熊熊之火的热源。但是，这位当年幸运的女中学生、今天的母亲却出现在重藤博士面前了。那是因为在原子弹爆炸近２０年之后，在她那无比的幸运之上投下了最初的阴影。重藤博士的话是语重心长的。尽管他知道这位妇女目前的稳定状态已经遇到威胁，也只能以极为苦涩的心情为她那转瞬即逝的稳定而高兴。这种现象在广岛也是存在的。
谈到苦涩的心态，应该说广岛医生们的自由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想象力。将白血病同原子弹爆炸联系起来的想象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恐怖。而且，我们尤其不能忘却的是这些医生们本身就是原子弹受害者。广岛的医生们根据其想象力坚持探索原子弹造成的灾害，其实他们自身也是身陷地狱深渊的人，但却仍然力图对这一深渊的真相进行更为深入和透彻的探测。这一悲壮的双重性，使人们从广岛医生们的想象力和他们所取得的具体而扎实的成果中，获得了名副其实的诚实而威严的印象。
重藤博士设想以广岛市内的高中学生为对象，对下一代的原子病进行综合调查。但他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这项调查是绝对必要的，但同时又惟恐在广岛的高中学生，即原子弹受害者的后代中引起严重的不安和动摇。问题在于这项调查涉及到诸如白血病之类的疾患，而人类至今尚未掌握足以攻克它的手段，从而使博士更加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
然而，对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追究是绝对需要进行的。因为它不同于逐步死去人们的原子病，而是仍将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原子病问题。美国最早向ABCC派来的也都是优秀的遗传学家。这就是说，从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原子弹医疗史的初期开始，关于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便已成为全世界所有医生们关注的焦点。只不过是由于这一设想足以令人产生极为强烈而又深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才采取“小姐们，请放心”之类的乐观态度。然而，今天当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尽管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人性的难题，重藤博士也将尽快地将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付诸实践。我确信，广岛的高中生们将会怀着最具有人性的信赖，去协助这位向一切困难挑战的原子病医院院长的工作。敢于探测无底深渊的人，并为了获胜而坚持艰苦斗争、拥有岩野泡鸣所说的“绝望的匹夫之勇”的人，也就是广岛的医生们。我不认为，在广岛会有怀着深深的疑虑而不信赖他们的年轻人。因为，内心深感忧虑的广岛青年们（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曾将脸上的疤痕有效地用作恐吓敌人的凶器，从而成为一个幼稚的恶棍。隐藏在他那带有疤痕的皮肤下，并反过来用以作为恐吓敌人的资本的东西，不外是他那最为天真的不安心理）唯一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就是和他们共有同样忧虑，而又坚强不屈的广岛医生们。
这或许是我最为乐观的推测。以广岛市内全部青年为对象的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是否会将这些青年从惶惑和孤独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走进一个团结互助的新天地呢？
我曾经采访过两位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从广岛来到东京的青年。其中的一位是一条腿残废的小个子。他和同样受到原子弹灾害的朋友们一道，在东京的一个教会学校的附属机构中做工，缝制向美国出口的服装。他是一位文静而沉着的青年，我从他那恬静的眼神中只发现了已被战胜和驯服了的不安。尽管他不善言辞，还是热情地向我倾诉了他和他的伙伴，对于白血病和婚后种种问题的担心。
另一个青年是一位浑身散发着粗犷气息的体力劳动者。他曾在京都有过未婚妻。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白血球数量已经增大时（那是为履行结婚手续而进行的血液检查），便不辞而别，默默地离开未婚妻来到东京。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东京港周围仓库前的露天工地上为包装箱打钉。那正是盛夏季节，青年每劳动三天后，便买下大量的维生素和造血剂，第四天精疲力竭地躺倒把自己浸泡在药物的海洋里，注射他以在炎炎烈日下的重体力劳动换来的药物，手臂皮肤变色，甚至变得同赛璐珞一样僵硬。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第四天，像死人一样躺上一整天，便会同那三天身体的过度疲劳相抵消。他只是认为这一天可以在药物的支撑下得到休息，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安定感而已。但是，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实际上要在损害自己身体的情况下，足足从事三天的重体力劳动。我们不能说他是愚蠢的。这位青年是在利用这一并不高明的作法，同他内心的不安进行抗争。据说，这位青年不久便辞去了码头仓库的工作，当上了长途卡车的司机。他可能更加疯狂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去寻求那可以稍许逃避不安的“第四天”。
如果将这两位青年的安定的生活和充满危机的生活所导致的后果加以比较，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孤独，而后者只能如同一只离群的狼。我时常怀着悔恨的心情想起，当初我未能请求那位沉稳的青年制衣工人将这一狂热而粗暴的人吸收到他们的集体中去。但是，无论是我，还是那位钉包装箱的青年都很清楚，青年制衣工人也为他自己和他同伴们的问题而自顾不暇。
对于是否是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不加区别地以全部广岛青年为对象，进行下一代原子病的综合调查，从中发现他们拥有的某种共性。如果扩而大之，则由《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等人制定的《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就必须完成如下的使命。那就是以广岛为中心，在全体日本人中发现他们具有的共性。这在原理上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为了理解重藤文夫博士在战后２０年中所拥有的威望，必须特别注意到他始终在坚持经营原子病医院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然而，即便对此姑且不论，仅仅通过以上的几个小故事，许多真实的人们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敢于正视广岛的现实，既不过分绝望，也不抱有幻想。我愿将具有这一形象的人们称之为正统的人。２０年来广岛的情况始终是严酷的，即使有数以百计的正统的群体，也不足以与之相对抗。但是，尽管如此，真正敢于同这一毫无胜利希望、最为险恶的现实相抗争的，仍然只是这些正统的人们。我认为重藤文夫博士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典型。
关于中国的核试验，它被视为革命之后，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大发展成果；核弹被视为充满新的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族主义的象征。我也赞成这种分析和理论。但同时，我认为应该以让广岛继续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义，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在与将来拥有核武器的一切国家提出作为否定象征的、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换言之，就是亟需确立一种在原子弹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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