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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从心灵到举动：不贪、不恨、不起恶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道德水准浸透在骨血里，自然而然地助人利他。这就是一种精神，精神来源于信仰。正是西藏让我有了坚持不懈地表达信仰的冲动，让我看到了实现信仰的可能和意义。

傅小平：在谈到为何写这本书时，你说你想通过《伏藏》来填补我们时代的精神空缺。你也说过，现在社会缺什么，就得补什么。这一方面凸显了你写作的救世情怀和使命意识。但也容易给人留下急于事功的印象，会让人认为这是你的一种写作策略，而非心灵使然。有人就把《藏獒》的走红，归结为迎合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价值。当然，如果抛开这样的成见不说，你的使命意识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也可能是悖谬的，比如你极力宣扬的藏獒精神，导致的却是藏獒成为一种富人的新宠。对于近于执拗的这么一种写作姿态，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杨志军：藏獒成为富人的新宠，甚至失去原初存在的任何意义，说明真正的藏獒已经和新宠们区别开了。当我总结藏獒的特点，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符号时，就已经有了失去的悲哀。正是由于失去的悲哀，才让我那么激动地写了《藏獒三部曲》。契合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精神趋向和主流文化价值，是我的愿望，可惜完全没有契合。难道我在《藏獒》中描写的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存法则和精神趋向？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可惜没有。正是因为空缺，所以才深深契合了读者的期待。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我倒是愿意扛在肩上的。至于是“写作策略”，还是“心灵使然”，我的新作《伏藏》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仅靠“写作策略”，只能越写越假。

傅小平：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要这么说，如果身处其中的个体有信仰，多半也是后天的修炼，而非基因和家族的遗传。在多年的创作中，你始终不渝地坚守信仰之道。我想问的是，你有信仰吗？如果有，那信仰又在何种意义上成就了你的生活和创作？

杨志军：写作，生活，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爱和信仰的确与物质世界是冲突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日益丰富的副产品，我们的焦虑就是无法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支点。物质在膨胀，人欲在膨胀，道德却在沦丧，信仰却在消失。这就是我写《伏藏》的理由。我说过，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傅小平：自《藏獒》走红以后，你一直深受媒体和图书市场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说，你是名利双收了。而你所倡导的爱和信仰，与物质世界多少是有冲突的。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很可能会面对类似晚年托尔斯泰所面对的难题。基于此，我想了解，你有着怎样的名利观？你对生活持何种态度？

杨志军：伟大的托尔斯泰应该是一切作家的榜样，但他在晚年陷入深深了自闭和忧郁，他其实非常绝望，他的离家出走和客死车站就是证明。我有时想，托尔斯泰挽救了数代人的灵魂，却没有能力挽救自己。他陷入信仰、家庭、妻子、庄园等精神和物质的冲突之中，痛苦地走完了一生。他和仓央嘉措的精神一脉相传，都是挚爱、博爱、大爱，为此有了我们早已忘却的“托尔斯泰主义”，有了我们赞唱不已的仓央嘉措情歌。

但他们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恩爱、崇敬、向往、感动，却又让我们忧惧和害怕；他们是悲壮的，我们是悲怯的。写作有时候是寄托，有时候是逃避，有时候是谋杀自己。拯救的是别人，戕害的是自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随遇而安，随遇而喜。我常常处在虚无和幻灭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启迪人的生活态度，能让自己平凡、平淡、平静地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傅小平：最后，来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吧。你在青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常年定居青岛。有意思的是，两个地方起头都是一个“青”字，给人一种纯净的感觉，跟着的“海”和“岛”似乎也有种内在的对应关系，用佛家的话说，这也算得一种因缘。然而，这份因缘，也有几分特别。你现在生活在青岛，青岛的生活经历却始终没有进入你的写作视野。而你远离了青海，笔触所及，却全是青海时期的生活记忆。这是为何？如果说，这两个地方是你生活和创作经历的两个重要关节点，不妨由从青海到青岛这样一种生活的变迁引发开去，谈谈你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杨志军：我对都市有一种天然的排拒。生活在青海西宁时，我就很少感觉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乡村和草原、大山和大漠，似乎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的理性告诉我必须生活在城市，但感觉却常常放浪不羁地跑向远处的寂寞和荒凉。可是，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不经历都市呢？当外面的喧嚣朝我频频招手时，我便从青海来到了青岛，十几年一晃过去了。我发现我仍然感觉不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不是它不存在，是我感觉不到。我仍然觉得青藏高原就在脚下，就在衣怀里面。所以我说，青藏高原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代表思念和寄托的家乡故土，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的灵魂所在。我依靠青藏高原，写出了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有时候想，我非常庆幸自己出生在那片高峻、寒冷、缺氧的原野，并在那里摸爬滚打了那么久；非常庆幸我的妈妈和兄妹以及许多亲友迄今仍然生活在青藏高原，促使我年年回归，看望他们，也看望家乡故土上每一寸不变的古老和速变的新奇。我的写作常常是为了报答，报答滋养了我的一切，《伏藏》也不例外。

关于青岛的生活经历，我现在还顾不上，即使将来顾上了，也还是一个草原游牧者走进大都市的感觉。强烈征服的欲望和无奈落败的沮丧，会让我的内心悲风阵阵。忘记说了，我的祖先是驰骋草原的蒙古人。

第十八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2）

《骆驼》：生命的价值

朋友们再三再四撺掇我为他们写一部类似于青春文学的藏地小说。于是写完《西藏的战争》以后，便把“骆驼”挂在了心上。及至竣稿，我发现我错了，我不该勉强自己写一种我根本无法中规中矩的东西。

检点自己的同时，又冒出另一些疑问来：谁能告诉我青春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有青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分？少男少女就真的不需要成人一样的阅读，成人就真的不需要少男少女一样的思考吗？诚然天真和幼稚是少年人的天性，但成人非得老谋深算、练达周到了才够意思？反过来说，难道少年人就不应该有一点残酷之情、血性之爱的储备，免得他们长大以后，面对必不可少的惨惨西风、烈烈红日的时候显得惊慌失措？

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读物是《水浒》。“文革”期间，偷着看的。我偷来了遇穷困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等，迄今还影响着我的人生。《水浒》里尽是人杀人，但我看了也没有变成杀人犯。如果我们人类丛书中见了刀子就去杀人，见了鲜血就去死亡，或者见了罂粟就去吸毒，见了剪径就去打劫，那就真该焚书坑儒了。实际上人性的向善是一种自发的趋势，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它一定是只接受美好而杜绝丑恶的。少年人有天然的道德免疫力，除非后天的扭曲超过他的免疫极限。因此刻意的励志、人为的净化以及道德说教的形象演示等等，都有可能是对文学本身的伤害。人在毫无杂质的环境里生活，最容易失去的就是抗体。过于温热绵软的成长往往会让男人丢失阳刚，让女人少了阴柔。

《骆驼》是个爱情故事，有点悲，有点沉，让人思念那时候人的爱情和动物的爱情是多么伟大啊——爱的价值，就是生命的价值。

我曾经的生活告诉我：骆驼作为人的伴侣，是所有役使动物比如牛马骡驴象中最出色的。只要你拉过它，让它为你驮过东西，或者你用缰绳抽过它的屁股，用巴掌拍过它的肚子，用呵斥让它跪下再骑上去走南走北，它就会长久地记住你。更重要的是，骆驼从来不浅薄地显示它们对人的超长记忆和由此而生的感情依恋，一辈子都不显示，它们用大智若愚的姿态把这种能耐深深地潜藏起来，致使人类在很多时候都以为它们是笨拙而低能的。

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你遇到了危险，你需要它们的求援，它们就会不要命地从远方跑来，尽其所能地帮助你。到了这种时候，你才会吃惊地发现，骆驼的感官和记忆是动物里最发达的，它们能闻出地下水的流淌，能在逆风时嗅到一百公里之外的青草，能记得十几年、几十年前走过的路、经历过的环境以及役用过它们的你。而它们记住你的目的，决不是要依赖你或者投靠你，求得你的豢养，不，它们完全不需要。

它们是在荒天旷地里吃粗粮的——梭梭杆、骆驼刺、芦苇叶、红柳枝，它们是十天半月才喝一次野水的，它们在了无草迹的沙漠里跋涉的时候是可以一连四十天不吃不喝的。它们根本用不着你为它们操心，不必恩情和宠爱相加，甚至都不需要你的一瞥青睐、一丝安慰、一种爱抚。它们记住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毫无索取地为你服务，就像你的母亲——她的为你着想完全出于一种仁爱的本能。它们活着，终生都是为了报答人对它们的信任，而且是无偿的报答，是毫无功利心的报答。

然而我要讲的骆驼，却与以上的种种优点无关。因为只有我知道，骆驼的生命里，那些出现在人类意料之外的精彩，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正如我在《骆驼》结尾时所写的那样：

现在，让我们翻开地图，仔细看看青海的柴达木，找一找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名字：

夏日哈、香日德、诺木洪、乌图美仁、格尔穆、大柴旦、小柴旦，还有库尔雷克、娜陵格勒、察汗乌苏。是的，我们用骆驼和骆驼客的名字命名了这些地方，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美丽而凄恻的故事，记住那些因爱而获得了生命尊严的骆驼和拉骆驼的人，记住在不朽的荒原，有着我们从不曾丢失的爱的流传。

人文精神的普世光亮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有些踌躇，毕竟关于“什么是人文精神”一直是众说纷纭，而且今天我重拾这个话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当我阅读周昌义的长篇小说《江湖往事》时，却被一种深刻的怜悯和关怀所震撼。这是我们当代的作家中、当下的小说里罕见的人文情怀，它就像一缕剑芒刺中了我的心，顷刻间让我抛却了那些复杂纷繁的理论探讨，从而直取简明真实的心灵意义，那就是对人类生命的普世关怀。

《江湖往事》是一部语言简洁生动、气韵饱满丰盈、故事流畅跌宕、人物真实可信、严肃的命题和通俗的手法浑然一体的小说，但在我看来，所有艺术上的成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关于底层生命艰难生存的书，它承载的是沉默的人群沉默的悲惨、绝望、希冀和抗争，是人类在现实的苦难面前应有的心灵良知和道义勇气。周昌义无疑是一个有着极为鲜明的平民视角的作家，他关注的不是某一个高尚的或卑贱的人，而是社会整体的生命，他因此得以深度探究底层生命的生存真相。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把他对社会的思考和忧虑说出来，他的声音也许不足以覆盖大地，但正是这样的声音让我们听到了厚重冰层之下的痛苦呻吟，让我们直接感知了繁华热闹的浮沫之中隐现着怎样的“原生态”。我们常常探讨什么样的人是知识分子，在周昌义的这部小说里，我看到了一种独立、真实、不虚妄的书写姿势。他站在那儿，凝神倾听来自底层的呼喊和挣扎，撞击与疼痛是同时刺入他心脏的利器，他有什么理由拒绝说出他的痛楚和忧虑？也许正是这样的姿势决定了周昌义的知识分子角色，对着世界，他说出真实的话，发出锐利的声音，以践行一个作家的良知。周昌义在遵行着他的信仰，与宗教无关，与人的生命有关，这是他思考与写作的基石，他信仰生命，所以面对生命的苦难，他不能保持沉默。

《江湖往事》触及的是我们当下的社会极其敏感而复杂的现实之一——关于农民工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早就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它所产生的持续思考也说明这是久悬未决的难题。周昌义在此时把他的目光和笔触伸向这个区域，无疑有着某种探险的意味，与其说这是周昌义的一次非常书写，毋宁说这是他对于自己勇气的挑战。《江湖往事》呈现的是一个名叫仁城的城市里的农民工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无论是赢得城市还是失去城市，都还没有进入这群农民工的期待之中，他们只要求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这是他们对于仁城的极限想象。然而这个标明“仁”字的城市，却以最大的冷漠和蔑视拒绝了他们。当穹小的哥哥穹大被钢筋穿透身体的时候，整个城市的躯体也被穿透。周昌义以一个“仁”字来为这座城市命名，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在“仁”的城市，穹大们不仅没有被仁慈地接纳，反而丧失了卑微而贫贱的生命。这是极为悲惨的事实，它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通过各种渠道知道那些在最底层挣命的农民工，是用怎样恐惧或漠然的心理面对随时降临的灾难，他们的血汗托起了一座座城市的大船，而他们自身却陷在沼泽中被淤泥吞没。

这是一种绝望的生存，它遭遇的不仅是生之艰难，更重要的是对未来无所希望的全面崩溃。穹小们是一个穷人群体的象征，这个群体散播在各个城市的缝隙，用他们沉默的力量，成为支撑城市庞大躯体的难以或缺同时又微不足道的分子。他们从事着城市最危险、最卑贱、最脏累的工作，得到的回报却最可怜，不仅身体承受苦难，个人没有尊严，就连生命都一文不值。他们在城市建起的高楼没有一间属于自己，以蜘蛛人的性命相搏擦洗的窗子没有一扇为自己打开，他们流血流汗付出劳动甚至生命的城市把他们隔绝在城市之外，他们甚至拿不到用生命搏来的微薄的血汗钱。周昌义敏锐的视角触碰到了城市震颤的神经，他没有蒙住自己的眼睛，而是用他的眼睛和他的灵魂一起喊出了底层人生的苦难。在这样的呐喊中，有他清醒而警觉的表达：一个社会的和谐与幸福取决于全民的普遍幸福，如果我们肆意地剥夺另一个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权利，无视他们的生命存在，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甚至更大的震荡。穹小们最终对生活的选择正是不幸而残酷的验证。

当穹小在医院面对垂死的哥哥因为没钱而得不到救助，用刀一点一点划开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时，也把仇恨一点一点注入了自己的身体，从这个时候起，他要完成对城市、对一切不公、冷漠和践踏的复仇。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周昌义显然更为重视这个过程，这也是他探究人性的最初视点；他看到的是人性从善走向恶的子弹是如何射出的，它所击中的又是怎样的目标。在这个艰难的路途，周昌义洞开他的人物的心灵，让我们看到里面深藏的屈辱、不甘和真实的诉求，看到一个羸弱善良的生命如何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穹小们终于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赢得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权利，却永远不可能占有城市的一寸土地——这个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用暴力来获取财富，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人应该拥有的尊重、权利、地位和幸福，殊不知这全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在获得金钱的同时，也沦为文明社会和“普世伦理”要急于清除的毒瘤，尊重、权利、地位和幸福等期待也就荡然无存。

当然周昌义的思考远比这显明的事实宽大，他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社会究竟为这个群体做了什么？对生命持有的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使周昌义在底层民众身上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也因此，他试图通过另一组农民工高粱们的图像打开另一个通道，看能否到达梦想的彼岸。高粱的出场似乎打破了穹小们制造的邪恶和恐惧的阴郁氛围，他是否会在社会认同的道德和正义的道路之上，带来农民工命运的阳光灿烂，不仅是一个悬念，也是一个令人焦灼的等待。遗憾的是，现实比我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