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经济的深海里踏波走浪的渐渐多起来，而且是卓有成效的——眼见着洽谈会开得如火如荼，贸易风吹得漫天彻地，高层建筑比肩接踵，形象工程闪亮登场，旅游探险渐趋火爆，酒楼饭店吃客盈门。相对而言，潜心搞文化的人似乎变得稀稀拉拉了。这大概也是发展变革的一个标志，只有在那些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搞活搞火经济的地方，识字的人才会成群结队钻到文化里去寻找出路，殊不知文化要是没有经济做支撑，就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鸟，飞都飞不起来，哪里还有什么出路？

现在该说说陕西人了。因为陕西以汉民族为主，所以我就没有必要使用“陕西的‘西部人’”这样一种表述，又因为西部的文化含义应该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兼有、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杂交，而陕西只有单纯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凭借的汉文化格局，所以我考虑更多的是陕西人是不是离“西部人”太远了些，而离中原人更近了些？离中原人近了又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是西部人或者不是正宗的西部人了（确曾有人在讨论西部文学时认为，陕西自古就是中原的核心，和文化层面上的“西部”根本就没什么关系）？还是让我们丢开迷彩似的抑或是阴霾似的文化，面对平平常常、朗朗净净的现实吧。现实的陈列是：陕西在经济和行政上是大西北的龙头大省，过去的西北局就设在西安小寨，加上陕北老区的存在和关中丰富的干部资源，1949年以后西北各省的领导干部大都要从陕西派去，所以陕西人的身影在大西北的官场上是来去最多的，各省区厅级以上的干部中撇着关中腔说着陕北话的人没有一大半也有一小半，厅级以下的干部就更多了，多得就像拉网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老百姓只要听到谁在滔滔不绝地说陕西话，那一定是在下指示或者作报告。用官员们的语风便是：陕西人对大西北的建设是作出了贡献的，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不会忘记的标志之一是大西北的老百姓都听得懂甚至都会说陕西话尤其是关中话，标志之二是如果没有别的诸如热歌劲舞、美国大片的消遣而只有戏，老百姓一般都还是喜欢那种“唱戏和吵架分不开”的秦腔的。各省区过去也都有秦腔剧团，这固然与历史上的“秦陇一家”、“文化西向”分不开，但更有赖于各地陕籍干部的倡导和垂范，所谓上行下效、家至户到而已。既然陕西以及陕西人对大西北有着如此深广的影响，陕西人是不是正宗西部人的问题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况且这不是一个你认为怎样就怎样的问题，正如一个陕西人对我说的：早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就明确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包括在西部地带中的省区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九个省区。国家早已决定了的事情，你们怎么还能煞有介事地讨论呢？一想也对，这么大的问题，国家能让咱文化人说了算？说了不算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吧。

陕西有着西部各省区无法比拟的地理优势，所以它迄今仍然是大西北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一个省。但是西部人对陕西尤其是西安的标准向来都是苛求而超高的：按照你的基础、你的优势、你在西部人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呢？过去西部腹地的人到了西安就觉得到了最了不起的地方，现在他们还希望这样，还希望到了西安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西安是个大都市，是个雄霸霸的古地方，有十二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在这里发布政令统治着全中国。这样一个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升起着太阳的中心都市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装载着陕西人的全部骄傲，装载着这些骄傲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流布四方的全部光耀：有巍峨的城墙，有辉煌的陵墓，有奇伟的兵马俑，有华丽的宫殿，有先民的村址，有数不清的遗迹遗物。但是再辉煌的陵墓也是活人不羡慕的，再奇伟的兵马俑也是真人不愿意为伍的，再华丽的宫殿也是今人所无法亲合的。对真实、自我、创造、现代、心灵、自由这些更为贴近时代的词汇来说，历史的骄傲似乎可以减免成无，因为它作为远去的刚健只能衬托出今天的软弱，作为陈年的辉煌只能衬托出今天的平淡，作为旧有的经典只能衬托出今天的遗憾。在我们必须热情而敏感、智慧而理性地把握住迅变的今天而不是盲目地享受以往、陶醉古老的时候，一种时尚的装束、一个现代的眼神、一副自信的做派比巍峨的城墙、先民的残址、价值连城的遗迹遗物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品貌和一个人群的格调。所以包括陕西人在内的西部人都知道，城墙、陵墓等等都不应该是今天人们的骄傲，要骄傲也是替古人骄傲，骄傲完了你还得面对你自己，面对你那忧伤的怀想——怀想荡荡乎八水绕长安的秀丽，怀想皎洁灵潭、参差画舫、八街九陌、丽城荷香的都市人文。他们怀想的是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己曾经的居住环境，是一个才丢失不久的梦，是深深憾恨中的浓浓迷茫，那意思便是：留下来的可以骄傲，破坏了的怎么办呢？如今的陕西人，最深最长的叹息便是河流的干涸、水资源的流失，以及由于河道年久失修而突然泛滥起来的洪水。为此他们本能地想抓住梦的手，抓住了也没用，既然是梦，丢失了就再也不能原模原样地回来了。陕西人都特别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就变得十分谦虚：我们不行，我们比不上东部省份，更比不上沿海，尤其是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落后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总是剑拔弩张的。

有个陕西朋友对我说：“我觉得我们陕西人有点尴尬，现代里靠不上，落后里又没有，说东不东，说西不西，说是在西部的前沿，可真正需要你风风火火面对世界的时候却又显得过于腼腆。”

如前所说，陕西人在西部官场中行走的比较多，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习惯，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个一官半职，应该在时来运到的时候跳到风云里头叱咤一番。这当然是大好的事情，谁不想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博得个封妻荫子乃至青史留名呢？再说了，领导大家搞工作毕竟要比听从别人搞工作爽得多，气派得多，就像俗话说的，是虎就想吃兔，是猫就想吃肉，是猴就想上树，是人就想进步。但是，如果太多的人热衷于官场大事业而不屑于经济小文章，那事业真正的发展、生活真正的兴旺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再加上文化，文化这东西，太古老，太厚重，太值得骄傲——骄傲得舍不得放下了，反而会变成累赘。人家是光着膀子、光着腿，就穿个裤衩往前跑，你是穿了西周的裤子，还要套上秦时的布衫，还要裹上汉朝的青衣，还要罩上隋代的锦袍，最后还要缠上一圈杨贵妃不小心丢掉的腰带，你说你累不累？你还能跑到前头去？对仕途的迷醉和对古董的流连拖累了他们，使他们显得不那么新锐，不那么前卫，不那么鲜活，不那么异类，不那么潇洒，不那么灵动，不那么“冷娃”，不是蹦蹦跳跳自由尖叫，而是背着两手迈着方步一副老成持重循规蹈矩的样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陕西人都这样，陕西人中的陕北人就显得不那么为厚重的历史和同样厚重的文化所累，也不那么认可唐城的布局一样齐整、兵马俑的排列一样有序的规矩方圆。他们从黄土地的沟沟壑壑里拼命往外爬，左冲右突，始终保持着一股令人感动也令人恻隐的倔强之气，那便是即使吃糠咽菜，也是贫而牛，贫而骄的。其中的优秀分子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和一颗不就义不罢休的匪石之心，且能在欲望的实践中充分表现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但是浑厚的黄土地对他们毕竟有着无法抗拒的引坠之力，金属般光亮的故乡的桎梏以及秉性、语言、人际关系的限制毕竟太牢太重，他们往往走不了多远便要停下来。东山的狮子东山跳，就在陕北当地或者陕西境内寻找擂台，施展武艺，不像新疆、青海、宁夏的西部人，为了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一腿就能从天山、从昆仑山、从贺兰山迈到广州、深圳、海口，普通话一说，别人就不知道他是哪座山里来的神仙了。

然而，如果有人把“伟大”这个词汇交给我同时又限定我在此文中只能使用一次的话，我仍然要把它献给陕西人。陕西人的肩膀是绝对担得起这个词汇的，无论是秦人的后代，还是匈奴的子孙，都在这块黄土的大地上把中国历史上最有青铜色彩和碑石分量的人力巨车推拉到了今天，让我们依稀看到，强秦之锋锐是如何不可挽回地消磨老钝了，大唐之流韵是如何不可阻挡地僵化残败了，而人却依然如故，直立着，昂起头，走啊走。尽管我们谁也无法预言未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未来的日子里，陕西人，不，我们，会依然如故，直立着，昂起头，走啊走……

这篇文章就要结束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知道西部的概念除了习惯上的西北五省和西南四省外，还应该加上内蒙古和从四川走向直辖市的重庆，甚至还要更大。但我所谈到的“西部人”只涉及西北五省，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以及和青海连为一体的西藏的部分居民，对别的省区的人，我非常遗憾地放弃了，因为我不能谈论我并不熟悉的人群，而且有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比如说贵州，谈何容易。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西部人”的认识是冰冻三尺的积累，而不是一天两天的记者功夫，尽管我一直是个记者，所以未必就能考虑到老一代、中一代、新一代的差别。比如说，我向来认为，西部人缺少的是扩张的意识，是进取的精神，是创造的姿态；富余的是对自我展示的封闭，是内心世界的回缩，是走向精神自恋的惯性，这大致是适合老青年和中老年的。但新的一代呢？二十七八岁以内的人呢？那就未必了，也就是说，西部人未必永远都是含蓄的、内向的、呆板的、后发制人的。正在从新西部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和新近从四面八方来西部淘金的一代，有着正在刷新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杂交。这种新生代的杂交文化也许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当代开放文化，由这种文化熏陶塑造起来的人，应该说恰恰具备了扩张、进取、创造的心理准备和行动技巧。他们带着这种心理和技巧，和西部人原有的文化人格进行碰撞和融合，到底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目前还看得不是十分清楚。我们只能希望它是一种张扬生命、创造“个体精神自由”和呼唤人性的东西，是对西部的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一次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的加剧倾斜；只能希望在看到西部的前途不可限量的同时，也看到新新的西部人也就是西部新人类的前途因为他们和西部亲密无间堪托死生的关系而变得不可限量。

西部人是一个体验过历史和自然的巨创深痛的人群，是对生存、极限、命运、生命、禁区、活着还是死去等最初的也是终极的目标进行过漫长思考的人群，是从苦难的旱漠里喘着粗气步履蹒跚地走来后坐在清澈的泉边无力喝水的人群。但是今天，当巨创已经结痂，当思考已经疲倦，当必须在严峻的直面中才能打发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的时候，浩浩而来的开发热又使他们走进了新一轮的体验、新一轮的思考：现代文明的冲击会不会带来人格分裂的危机？经济改革的强力会不会造成不堪负重的生存压力？现代人的高标准会不会衡量出西部人群明显的缺憾而让他们焦灼不宁失去信心？财富的武装虽然还没有条件变成可触可摸的生活现状，但财富的刺激是不是已经让他们丢失了自我、丢失了魅力？严酷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意味着西部人将有可能拿到走向现代化的钥匙而不必继续神情恍惚、六神无主，将有可能使自己从一个“西部人”变成一个现代人而不必继续领有历史的沉重感和抗争命运的孤独感。是的，仅仅是有可能，因为一切的成功——现代化也好，现代人也罢，都依赖于人的高素质。而现在的西部人，一方面面对着遥遥在望的金银财宝，一方面又面对着自身的素质危机。当最宏丽的事业必须要有最优秀的素质来成就的时候，拿着鲁迅的处方改造我们西部人的“劣根性”便是当务之急了。

第十五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3）

西部精神

有一种精神叫西部精神，有一种“西部”是精神的西部。

审视这样一种精神现象，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从时间上划分，既有历史的西部精神，也有现代的西部精神；从人群的结构上划分，既有外来人口的西部精神，更有本土居民的西部精神。

对于历史的西部精神我们当然不必追溯到古代。古代西部尽管有着莽原一样平坦的巨山，一样超拔的精神平台，但那种以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为主要内容的战争行为，并不能鼓动和启示我们今天的生存信念，更无法改变和促进我们今天以现代化为追求目标的生存方式。所以有必要说明，我所说的历史的西部精神中的“历史”，仅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我们国家有过多次支援大西北的行动，比如大批干部的西派西调、内地工厂的整体西迁，底层移民的西进开荒，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支边运动——中国知青运动的发端就是支援大西北，它最早出现在1954年，当时就有许多青年去了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那时候的特点是：国家需要、政府号召、集体行动、个人服从。个人的浪漫情怀、理想色彩以及自我追求、生活选择，都要放在国家需要和集体主义的前提之下。所以历史的西部精神，应该是以建设边疆、改造自然为目的的生命奉献，是集体英雄主义前提下的自我实现。其中不乏浪漫，不乏理想，不乏真诚，不乏感动，不乏筚路蓝缕的开拓功绩；也不乏伤情，不乏悲剧，不乏失败，不乏岁月蹉跎、青春虚过，不乏“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的理想破灭。但不管是寸功不展、坐困以待的，还是功成名立、锦旗报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国运左右着人的命运，环境支配着人的功败，正所谓：“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大马强，小马壮，高山挺，石自坚。”这些从历史的尘烟中沿着命运的轨迹走到今天的人，特别地喜欢怀旧，一有机会就会把感情沉浸在已逝的岁月里一唱三叹。2003年春天，我在青岛参加了一个老拓荒人的聚会，整整一个晚上他们都在回忆过去的事，吟唱过去的歌，到最后竟一个个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亮了明灯；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大海，

把我们无穷的智慧，献给祖国人民。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丰富的矿藏。

这是产生于1955年的《勘探队员之歌》，老拓荒人都会唱。这是社会赋予一代人的情怀，是那个时代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激动。这一代人到了西部，就成了永远的西部人（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晚年常常要落叶归根，但在感情、事业以及和单位的隶属关系上都还是西部的一部分）。他们挣钱吃饭在西部，成家立业在西部，生荣死夭在西部，甚至在给儿女起名字时也尽量表现出一种符合时代风尚的倾向：张建青，就是建设青海；李建宁，就是建设宁夏；常爱新，就是热爱新疆；王兰生，就是兰州出生；赵改荒，就是改造荒凉；陈戈花，就是戈壁之花；刘志疆，就是志在边疆。孩子是人的最爱，自然要用最美好的愿望来命名。尽管这种愿望里不免也有无奈和被动浸透其中，但更多的仍然是以社会需要为驱策的主动行为和昂扬精神。这就是历史，就是曾经给我们带来了豪迈和充实也带来了苦难和虚妄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和历史的西部精神相比，至少在理念上我们应该相信，现代的西部精神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是一代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情不自禁的投入，是对生活目标和存在意义的一次追问和肯定，它让个性变得重要，让生活多了一些悬念，让行动至少在主观愿望上少了一些平庸，多了一些崇高。近些年从内地走向西部的人许多都是多少有一点现代意识的都市知识青年，他们的生命激情一般都建立在温饱之上、生存的保障之上，这样的激情献给谁？献给家庭，献给柴米油盐醋的庸常生活，献给面积日见庞大、活动空间却日见狭小的内地城市，好像都容纳不了，而且也不甘心，那就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