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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的精神-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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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的结局并不乐观，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要是不离开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仅仅待了两天，就又一次成了一个劳改犯，一个被押回祁连八宝劳改农场后加了刑的劳改犯。好在不久就是“四人帮”的粉碎，两年后又是改革开放，“右派”陆陆续续得到了改正，陈源出来了。出来后的陈源直到去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以为“厚道”的青海，尽管他是山东人，在山东可能会活得更滋润、更舒服。
这是一个发生在特殊年代里的故事，它也许并不能说明同情心、厚道、人情味等这些一个落难右派所能敏感地捕捉到的美丽存在，在西部人身上具有普泛的意义。但如果就我狭窄的接触、极其有限的视域，在二十年之后还能遇到同样的事情，那就不能说它仅仅是个特例孤证了。
1979年冬天，在拉萨从事太阳能产品推销的王力明接待了两位素昧平生的客人。客人从成都来，拿着一张白纸条儿，对王力明说：“这个人你认识吗？”王力明看了一眼说：“好像去年来过西藏，我们见过一面。”客人说：“他让我们来找你，说我们晚上可以住在你的店铺里。”王力明说：“我的店铺已经盘出去了，要住只能住我家。”两位客人住下了，白天出去旅游，晚上回来睡觉。王力明忙，也不陪着他们，只请他们吃了三顿饭。五天后客人要走，说：“我们想走一趟青藏公路，路上你有没有认识的人？”王力明说：“格尔木有一个，也姓王，叫王什么贵，他是老师，你们可以住在学生宿舍里。”说罢就写了地址，也是一张白纸条儿。三天后，两位成都客人坐着长途公共汽车来到格尔木，拿着白纸条儿去找老师王什么贵。老师王什么贵说：“王力明还记得我？我们已经四五年不联系了？他怎么样？还好吧？你们想住学生宿舍？那不行，学生都放假了，宿舍不送暖气，要住就住我家吧。”两位客人在他家吃住了两天，要走了，说：“我们想去西宁，西宁你有没有认识的人？”王什么贵说：“有啊。”说罢，从备课本上撕下一溜儿纸，写了地址。两天后，成都客人到了西宁，住在了王什么贵介绍的朋友家，他就是我的中学同学刘钧。刘钧后来告诉我，在他们家住过几天的那两个四川人一个叫高海涛，一个叫李伟，都是成都一家电动工具厂的工人，厂里没活儿干，跑出来转转。走的时候他们一再地说：“青藏高原的人真是太厚道了，认识不认识就敢让人在家里住，这在我们四川是绝对不可能的。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成都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再到西宁，将近一个月，行程四千多公里，才花了不到一千块钱。”这样的事情太平常了，我和刘钧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即使不是朋友，那也得靠啊，不然你就寸步难行。
厚道就是“厚”之“道”，就是以“厚”为“道”。厚道之于西部人如同鸣啭之于布谷鸟，是声誉的依托，它像一座大厦的基础既普通又重要，普通得让人忘记了强调，重要得让人失去了对不良后果的警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昆仑山脚下、柴达木腹地的格尔木有个叫郝志东的干部因贪污公款而自杀，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去为他吊唁并对他的妻子女儿说：“头抬起，脸别红，谁说他是贪污犯？我们不承认。”一副挽联这样概括了他短暂的一生：对来客鞠躬尽瘁堪为高原大方人，够朋友死而后已不是人间贪污鬼。郝志东是个不抽不喝不吃不穿的人，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接待来客上。这是他的嗜好，是出于性情、本于乡土、源于祖先的举动，几乎是情不自禁的。来客有旅游的，有探险的，有采访的，有写生的，有什么目的也不抱胡乱瞎转的。一拨接着一拨，一拨传给一拨：“你们去找郝志东吧，那人特好特热情。”于是就不断有人来“麻烦”他，他也就不断地“不亦乐乎”起来，常常是这样说的：“哪有什么过路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家了到家了，千万别客气。”他的接待当然少不了好烟好酒好茶好饭，有时候还要管住，还要陪他们上路——租车的费用、路上的吃喝、宿营的帐篷、急救的氧气袋、御寒的皮大衣等等，等等，都是由他主动提供的。他不是旅游局，不是政府接待站，他哪儿来那么多钱？只有借工作之便一点一点挪用，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累土成山，积水成渊，漏洞越来越大，等到不补不行的时候，挪用已经变成贪污了。
这样的“厚道”顾此失彼，这样的“人情味”功不补患，是西部人为人处世的畸变之属、异化之种，当然也就不应该是我们所钦佩、所仿效的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郝志东的同情，放弃对“厚道”的激赏，因为不是其“厚道”之精神错了，而是其“厚道”之方法被贫穷扭曲了。救困扶危、仗义疏财本是中国人美中之美的道德，可你是一个工薪阶层，你没有多少余钱，你仗什么义疏什么财？经济是永恒的依托，没有这个依托，美德之大厦就不可建立，人格之桥梁就无从架起，为了“厚道”而挪用贪污或者倾家荡产的变数，就只能是一个好事变成坏事的可怕过程，你的悔恨、妻子儿女的眼泪，早已使“厚道”成了法律的祭品，忏悔者的法庭在审判金钱之罪的同时，也让“厚道”站出来陪着被审，虽说只是影子，但也是脱不了干系的阳光下的阴影。西部人，什么时候能够富起来，什么时候不再为“厚道”付出损害自己甚至毁灭自己的代价，什么时候能够坦坦荡荡地“厚道”一把，如释重负地“仗义疏财”一回呢？要知道“厚道”不仅仅是付出，更重要的是享受，是无边幸福笼罩下的精神享受，是光荣之路更是光明之道，是得其所哉，其喜洋洋者也，而不是郝志东式的绝望，永远不是。
我曾听一个河南警察对我说：“西北人有点傻，好骗。”什么意思呢？又是一个让人难以评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探险家，谁也不认识他，但是他来了，也是投靠，也是张三托李四，李四再托王麻子，王麻子又把他从西宁托到了柴达木。柴达木的人热心接待，然后又接力棒似的托了下去，先是锡铁山矿物局，后来是花土沟油田，再后来是茫崖石棉矿，最后托到了新疆的若羌县。警察一路追过来，让那些传递接力棒的好心人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什么探险家，而是一个四处行骗的犯罪嫌疑人。厚道的人们一个个都受到了追究，一个个都感到委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骗子？他脸上又没刻着字儿。”河南警察一脸的不理解，说：“他都住到你们家里了，你们怎么连他的身份也不问问清楚？你们真是太老实、太好骗了。”
其实西部人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太老实，太容易受骗上当，太喜欢不分青红皂白地厚道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真是无用，我们比起外地人简直就是傻子。”但他们又日日夜夜面对着一个不太容易让人随机应变的环境，面对着一些过度地欣赏着他们，廉价地赞美着他们，当然也极其不希望他们改变自己的人。这种环境、这些人、这些欣赏和赞美的存在，促使西部人有了坚守自我的信心，就像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说的：“我们怎么能因噎废食呢？我们不能因为丢了钱就认为天下所有人都是贼。一个人做人的本钱是偷不去的，除非自己放弃或者抛弃。”
不放弃做人的本钱，这对西部人的人格建树来说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别人，有利于那些不断地、安全地、卓有成效地行走在西部的坦途险道上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来到西部，首先体会到的是无助的尴尬和无奈的恐慌，接着就有了峰回路转的激动——帮助来临了。是的，就像一出戏剧，演了一半西部人才迟迟登场，才让人感到了他们的存在，而且是结实牢靠的存在，是具有大丈夫魅力的胸襟宽广的存在，是带有使命般的胜造七级浮屠的存在。正如一位我的西部同行（记者）告诉我的：人家开车在大荒原上行走，车坏了，方圆几百公里不见村店，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坐着长途汽车翻越冰大坂，大雪封路，无吃无喝，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从内地来这里旅游，一登上昆仑山才发现衣服带得太少，马上就要冻僵，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去西藏猎奇，高原反应让他气憋胸闷，浑身酥软，难以支撑，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要翻越唐古拉山，偶感风寒，一咳嗽就变成了肺气肿，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在沙漠里寻访胜迹，一阵沙暴过后，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方向，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高高兴兴走向牧家的帐房，突然听到几声低吼，一只猛恶的藏獒朝他扑去，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来拉萨走访三大寺，面对一尊尊金身法像、一幅幅奇幻壁画，他什么也看不懂，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要去阿里考察古格王朝遗址，不知道路怎么走或者已经走错了路，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等等，等等。在这些外地人面临绝地，如暗望灯、如旱望云的时候，西部人兴奋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好像是说：你们终于需要我们了。在这里，厚道的重要就在于，它让你在走出绝地之后发现你的存在形式依然是一个血肉丰盈的躯体，而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骨殖；让你在越过死亡线之后发现你的生命境界正在接近高海拔的明亮，从此你将不甘心仅仅盘根于潮湿的洼地，在弥漫不散的阴暗中蝇营狗苟。
二
然而——我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写出了这个表示转折的词汇，我想告诉大家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时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得到了帮助，并不是所有西部人群居的地方都依然纯粹是厚道的原野、人情的高地。不太容易让人随机应变的环境毕竟打熬不过时代的变迁，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工业化时代、现代主义这些足可以让原来的风土人情天翻地覆的潮流，绝对没商量地以强劲的气势改变着西部那些民族杂居的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随之而来的是物质生活的有限丰富和人情的颠覆、民风的嬗变、旧道德水准的动摇，是西部人——确切地说是西部城市人——的道德哗变、精神超越。是的，变了变了，不知不觉就变了，西部的城市一个个都变了，城市里的人也都变得让那些老去的眼光不熟悉、不亲切了——头发多彩起来，衣着缤纷起来，神情淡漠起来，行为神秘起来。与此同时，人们或惊喜或悲哀地发现，他们，不，我们自己已经不那么实在、不那么厚道了，已经是一些动着心眼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左右摇摆的人了。正是这种或惊喜或悲哀的发现，让西部人用意识和眼光在城市和乡野之间画出了一条中间地带，越过这条中间地带走向荒凉和开阔——那就是回到过去，越过这条中间地带走向繁荣和热闹——那就是面对未来。而我们脚踏实地的“今天”，将永远不伦不类地停留在中间地带上，将始终不胜纷扰地处在何去何从的选择中左顾右盼，直到失去一切选择的机会。
说实在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中间地带，哪怕它仅仅是意识的藩篱。我曾经快快走了出去，走向喧闹和繁荣，惊喜地偷窥了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好处；如今，我又走向城市之外，投身于辽阔的原野，在过去的日子里发酵我的情绪，是伤感，是怅惘，是恋旧，或者是别的什么。
是的，真的是过去的日子，真的让我在“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树林里看到了往日的窝巢，真的有许多旧有的情绪突然来访让我情不自禁地唏嘘不已、流连不已。在贫瘠的山乡、简陋的村庄里，在辽阔的草原、无数的帐圈内，在无垠的戈壁、遥远的定居点中，在漫长的公路和铁路沿线，在那些以开发资源为目的的大型企业，在兵站哨卡，在农场牧场，我看到那里的人和那里的生活依旧是原来的样子，人情味一如既往地浓烈着，厚道就像亘古的山脉绵延而去。义气之重、同情之心还似昨天那样给人一种透心透肺的亲切，人与人的关系在原始的明朗和纯粹中定格，吃喝拉撒以简单粗朴的形式打发着一个个毫无变化的复印出来的日子。我每每来到这些地方，无论怎么简陋都有家的感觉，都会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在平静和宁和中送走一个个类似的太阳，迎来一个个不同的月亮。但是，毕竟我已经奢华过了，毕竟我无意把物质享受的标准放在随时都会断裂的生存底线上。我常常会泪如泉涌，为他们的偏然一隅的“一天等于二十年”，为他们小国寡民式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取”。他们似乎也已经警醒到这种没有变化的日子是不对的，却又无能为力，感叹而已。怀头他拉农场的赵伟志不无酸涩地对我说：“瞧，我们还是老样子。”我说：“老样子好啊。”我几乎是流着眼泪说：“这么厚道，这么实在，还是老样子好啊。”但是我紧接着又问自己：“真的是老样子好吗？是厚道的老样子好，还是贫穷的老样子好？”
当城市里的西部人摩登起来的时候，我感到了失去人情、失去厚道的悲哀；当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时候，我感到了贫穷如故的悲哀。难道厚道只应该属于贫穷？难道摩登就应该搭配薄情？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的“一个脖子两张脸，怎么看都是正的；一个茶壶两只嘴，怎么看都是歪的”，所谓的“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所谓的“取龟必坏塘，求鼠必发屋”，所谓的两难境地，所谓的人生悖论，都是上帝用来难为人类的，就不要再纠缠了吧。临界点上的西部、得失之间的历史，苍茫于我们的眼前，我们还无法作出任何盖棺论定的评说，因为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我们自始至终都处在踌躇不定的选择当中。我们只能安慰似的告诫自己：当思想面临选择的时候，选择本身就是思想。
西部人变了，至少城里的西部人已经变了；西部人没有变，至少乡间牧野、戈壁沙漠中的西部人没有变。该为西部人失去的宝石唱挽歌的时候，我不应该沉默；该为西部人得到的珍珠唱赞歌的时候，我更不应该沉默。但如果他们既失去了宝石又没有得到珍珠呢？是不是应该唱一首惋惜之歌了？不，惋惜是多余的，我只能说一声：再见——再见了，我的声音。
三
2003年夏天，陕西卫视科教文频道《开坛》栏目热热闹闹地谈论着一个既空灵又现实的话题：什么是西部精神？邀我去谈的时候，主持人一开始就问：“你认为西部人有哪些特点？”这个问题听着浅显其实很难把握，我啰里啰唆谈了一大堆，事后想起来殊觉难以自圆，只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大概是不会即可成废的：整体素质上的坚忍不拔、通达乐观、忠于信仰、崇尚自然、助人为乐、感情深笃。主持人当时希望我说得具体一点。我说：“一个人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养路段一待就是二十年，并且还要了无终结地继续待下去；一个人在沙漠里种草种树三十年，并且还要披星戴月地种下去甚至子子孙孙都要种下去，这就是坚忍不拔。一个人在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百分之五十甚至不到五十的冰凉环境中认认真真活着，不在繁华似锦的外界面前自暴自弃，不在雪灾来临的日子里惧怕死亡，也不因为奇迹没有出现而气恼沮丧，这就是通达乐观。一个人投身于世俗而又超拔于世俗，纠缠于贫富而又脱离于贫富，贪婪着生与死的思考，痴迷于自然和偶像的膜拜，忠于未来，忠于内心，忠于自己的精神活动，这就是忠于信仰。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把最迫切的诉求附丽在高山大湖的圣洁之上，寄托于风雨雷电的幻变之中，以为草木的存在、动物的存在就是安全的存在、幸福的存在，这就是崇尚自然。一个人付出的时候，能在对方的愉悦中看到自己的欢喜，能在他人的美好中发现自己的内心，这就是助人为乐。一个人把对恋人、对故乡的爱变成了一首从心里长出来的歌：兰州的木塔藏里的经，拉卜楞寺的宝瓶，想烂了肝花花疼烂了心，望麻了一对大眼睛。这就是感情深笃。”
不知道我说得是否恰切，但有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我的概括仅仅是一部分西部人的表现而且是在本土的表现，对原来就不甚了了的外界人来说，它完全是一种陌生化的表述、意象化的勾勒，仿佛把西部人隔离在了一个花玻璃制造的房子里，朦胧起来，概念起来，当然也就诗意起来，哲理起来，怎么看都是一幅大写意，而绝不是他们期待中斑斓工笔的纤毫毕肖。实际上，外界的人对西部人的真正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来过西部，而是因为西部人纷纷然背井离乡，笔直地走向了他们，执拗地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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