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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的精神-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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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一体联通变得可触可感。它既是整一的地理板块、区域板块、民族板块，又是整一的风情板块、文化板块、经济板块，它在不可分割也从未分割过的意义上，成为中国的信仰大陆、福音高地。而西宁就是高地的门户，是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的尊师宗喀巴的诞生地，它发祥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并在一块八宝莲花的福地上，生长出了一棵十万叶片上自然描绘着十万狮子吼佛像的菩提树。六百多年前的西宁人意识到这是震惊世界的奇迹，在奔走相告的激动平息之后，垒起石板，围树造塔，于是有了“世界一庄严”的塔尔寺。
塔尔寺是信仰的灯塔，为的是把众生引向光明与和平、高尚与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塔尔寺从来不仅仅是藏族人的圣地，汉族人的心灵也大都有着对它的依附和崇敬。有一次，我拣了一把塔尔寺大金瓦殿前菩提树的叶子，带给一个汉族朋友久病不愈的母亲，告诉她这种树叶有祛除病魔的作用，这在我不过是给她一种心理安慰。但一个月以后，朋友告诉我，自从喝了那些树叶泡的水，母亲的病渐渐好了。我知道这位汉族母亲的心里早就耸立着神奇的塔尔寺，所以塔尔寺的树叶才是灵验的，是她和藏族人共同的信仰治好了她的病，而不是我或者树叶。
从格尔木到青海湖
格尔木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我把它称做瀚海之星。
五十多年前，彭德怀的民运部长慕生忠将军带领数万头骆驼往西藏运粮，听说有个地方叫格尔木，可以作为转运站，就穿越八千里瀚海的柴达木一直往前走。到了昆仑山下一个有草有水的地方，他把旗杆一插，告诉大家，这里就是格尔木。慕生忠的选择恰好契合了这个名字的内涵：格尔木，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
这就是这座城市的起源，这样的起源在流行“形而上”的青藏高原很容易变成神话，变成“创世纪”：疲惫不堪的行路者，把拐杖杵到地上说，这里将有一座城市，于是城市就拔地而起。伟大的事情都是不经意做成的，伟大的人也是不经意伟大的。格尔木最初是一座帐篷城、骆驼城，后来由于运输工具的变化和进藏物资的飞速增加，骆驼城变成了汽车城。再后来，为利用丰富的地下水，机关、厂矿和居民点纷纷打井，一时间水井密布，水塔遍地，这里又成了水塔城。接下来更是几年一变，因为察尔汗盐湖的开发和可以给地球人口提供一亿年食用盐的储量，它成了盐城；因为淘金人的拥入，它成了淘金城；因为输油管线和大型炼油厂的建成，它成了动力城。而现在，叫什么都已经不确切了，它就叫格尔木，一座被建设者和拓荒人用青春和生命架构而起的年轻的城市，一个在茫无际涯的戈壁瀚海之上，无可替代地枢纽着青海和西藏、和新疆、和甘肃、和北京乃至所有内地省份的航标式的西部大要塞。
需要提到的是，当年慕生忠的驼队是举着火把走进格尔木的，火把的意义除了照明和取暖，还有驱散蚊蝇和预防野兽。那是用遍地生长、易着耐燃的莰芭拉草制作的火把。后来驼队又举着火把走向了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走向了拉萨以及贯通整个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以令人惊羡的浪漫和勇敢，开通了天堂之路——青藏大通道。
我曾经许多次来到格尔木，把那些和我打过交道的人串连起来，就能看出这个城市的人群组合是如此奇特，人生是如此斑斓。他们之中有在铺设“格拉（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而青春早逝的士兵，有青藏兵站部运输团因高寒缺氧而落下后遗症终身痛苦的军官，有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的在昆仑山口冻坏了双脚最后截肢的老司机，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牵着骆驼送十世班禅进藏和给粮荒时期的西藏运送“救命粮”的老驼工，有迄今仍然在格尔木的广阔天地春种秋收的山东知青，有在青藏公路改建中（1973年至1985年）十二年没洗过澡、没吃过青菜的工程师，有活到十六岁还没见过绿色植物的盐湖工人的后代，有在戈壁滩上三十年栽活三十棵树的两代道班工人，有去可可西里拿生命赌博人生的淘金客，有在抓捕盗猎藏羚羊、藏野驴的犯罪分子时九死一生的英雄。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在戈壁大坟场里看到的那些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墓碑的人，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为了这座城市的耸起和发展，把血汗、生命、后代统统留在了这里。无法统计在形成一座城市的过程中需要牺牲多少人，只能感觉到人类的精神在开拓、创造、冒险、破天荒的层面上从来没有止息过，人类对自己的描述在每个时代都可能是崭新而悲壮的。
从格尔木往东直到柴达木的尽头，便是青海湖。
如果说格尔木是瀚海的心脏，青海湖则是一块闪闪发光的护心镜。这不仅是因为青海湖处在青海的腹心，更在于它的海拔高度和涨落大小直接描述着冰川的状况。而青藏高原——地球第三级的冰川，每一方的消融，每一滴的流淌，都准确预示着地球环境的优劣走向，预示着三江之源的青海有多少积冰给了长江，有多少古雪给了黄河，有多少储水给了澜沧江。由于冰川退化带来的资水不足，我们的青海湖——中国最大的咸水湖，多少年来，都是面积越来越小，水位越来越低的趋势。但就从前年开始，它涨了，大了，真的涨了，大了，而且直到今天还在涨，还在大。这是报答，是自然的恩惠！它的启示永远都那么朴素简单：只要我们给它一点点关爱，它就会给我们满怀的欢喜、无边的希望。
青海湖，古称青海，青海省因它而得名，它瘦了，青海就瘦了，它胖了，青海就胖了。
静夜三章
戒肉
很突然就把肉戒了，这是我和善的缘分。有人说是“立地成佛”，想到上一句是“放下屠刀”，倒也信然。
我是举过屠刀的，猎过蛇，杀过鸡，打死过乌鸦麻雀蜜蜂蜘蛛苍蝇蚊子。食杀更不用说，猪羊牛鸭以及水族，没有不入口的。大概是到了时候，戒肉前一个月，我赴宴空前，总是推脱不掉，没吃的都吃了一遍。最后一宴是在一个林场，很阔的一个汤盆里，甲鱼头对着我似在乞求；汤水蓦地摇晃起来，它活了似的在划水。我想到我自己水深火热的时候，不就是一只汤盆里的甲鱼吗？一下子我就不吃了。说不吃就绝了欲望，从此不谗。这是1989年8月间，很快就发展到不吃所有动物肉，也不是克制，自然而然就是不想吃。我很满意自己终于放下了屠刀。
大千世界，人和动物是平等的，干嘛要吃掉人家呢？这个简单的道理许多人听不懂，说我愚昧。于是我就想出一些不愚昧的道理来经常说教。我说，所有大个头的动物都是食草的，比如骆驼、长颈鹿、大象、牛等等，可见植物并不缺乏营养。大凡食草动物繁殖能力都很强，比如羊，一茬一茬地往外冒，漫山遍野都是；而老虎是食肉的，都快绝种了。一只公羊能够同四十多只母羊交配，食肉的虎豹豺狼你试试？所以希腊人把公羊的头颅作为情欲的象征。动物体内贮藏着许多病毒，死前的恐惧会使这些病毒变得非常激动，食肉就等于病从口入。食肉还会造成营养过剩，而大凡老年性疾病诸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肾衰竭等，其病根都是营养过剩；肉类难以消化，肠胃负担过重，血液下降，大脑空白，造成人睡眠过多，精力不佳。这些都是养生的妙道，亦即养生是戒肉的第一境界，苟同者十有八九。
有时候我又会这样说，人必素食，才有风调情致；不素食则拜佛等于没拜，练功等于没练，为善而无善，信道而无道，一切箴言义规不过是口是心非，背向异辞。高洁的人不可不素，不可不全素，亦不可不弘扬食素。如是者，天不佑地佑，神不佑鬼佑，人不佑兽佑，世不佑自佑。素食有乐，乐极生喜，喜而忘返，不走黄泉。素食之美，美在今生来世也。这些都是人生的妙道，亦即素食人生是戒肉的第二境界。苟同者十有一二。
极个别的时候我会以此为说，以最明朗的态度崇拜自然万物，以最纯粹的感觉亲近自然万物，以最彻底的行为博爱自然万物，走向人类最后的宗教。这是信仰的妙道，亦即情感投入是戒肉的第三境界。苟同者无。
戒肉是大善之举，愿天下引以为同道。
反对以羊头牛头做装饰
远古的图腾多是飞禽走兽的头颅，那里有先民的全部精神。战争、繁衍、狩猎、采集、寻找火种，生存的一切都在那头颅的瞩望中走向丰饶或走向衰残——伟大的无所不在的神啊，请赐给我后代和食物吧。或允许，或拒绝。
今人没有图腾。他们把崇拜动物看作是愚昧，却又保留了悬挂动物头颅的习惯。虎头豹头是不可能的，法律有所限制，羊头牛头就在别无选择中走进了千家万户。那雄性的犄角经过一番精工装饰后攀卧于墙上，谓之艺术品，有卖有买，兴旺得很。
要问的是，在羊头牛头装饰的环境里是否掺杂了一丝血的腥气？在羊头牛头陶冶的性情里是否多了一些对屠戮动物的麻木？欣赏艺术和创造艺术一样，是善良人的事。
熟人间流传着一个悲剧：一户人家的羊头从墙上掉下来，犄角尖恰好戳进了他爱人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只眼瞎了。这是死了也要顶你一头的意思。而羊活着时，犄角无论怎样威武雄壮，对人都是异常温顺的呀。
在江河之源，在人迹罕至的雪的世界里，一个为了保卫自然而成为“右派”流徒的人告诉我，他曾看到一些用羚羊蹄子踩出的文字，连缀起来是：“把人头挑上天空的下一个纪年。”不寒而栗！
如果我能够代表动物，我将祈求：你们可以吃我的肉，但不要欣赏我的死。如果我能够代表人类，我也将祈求：你们可以吃我的肉，但不要欣赏我的死。
在此我郑重提议，国家应制定一条不准以动物头颅作装饰的法律。
什么时候思考宇宙
牙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牙。
古人所谓“堂上春秋已高，望之形销骨立，乃大骇，遂置棺柩于中廊”中的“大骇”，即是猛然的惊讶。平日观老父，虽老却未朽，司空见惯，不往心里去。忽一日，竟见其蹒跚摇摆，几欲仆地，始才想到人已衰，花正残，大限近矣，准备送终便是了。
当然牙疼不一定给牙送终，一剂败火散、几粒消炎片，或可挽救它的命运。但如果下次还要疼，你去问医生，医生就会说：“干脆拔掉。”拔牙就是给牙送终，牙就不疼了，恰如无风不起浪，无树不成林然。
以此类推：胃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胃；腿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腿；头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头。疼处叫病灶，它发出这种叫你不舒服的信号迫使你关注它。但牙疼可以拔牙，头疼未必就可以割头。怎么办？治理它，尽管未必就能治理得好。
牙是理想信念，胃是社会制安，头是官僚政治，腿是婚姻家庭，如此类比，当然是不一而足的。什么地方落了病才往什么地方想，才往什么地方使劲，书上说“亡羊补牢”，口语说“贼走了关门”，都是晚了的意思。坏事已经酿就，一包一包吃着后悔药，但只要下不为例，就可以勉强过得去。总之，是还没到病入膏肓即“男怕肿脚，女怕肿头”的时候。
但是，冰川要是退化了呢？水源要是污染了呢？大气要是腐败了呢？土壤要是沙化了呢？植被要是破坏了呢？动物要是死尽了呢？
没有喝的水，没有吃的粮，没有了生存的条件，又来一个白垩纪，喘息如将死的恐龙。如此病灶，我们难道还有机会思考？
先人曾经提醒过大家：日不升而患于天狼吞阳，月不明而患于河汉昭彰。天不雨，水必亡；地不荣，人必荒。如今，伴着月落日出，望着烂漫星群，我们什么时候思考宇宙？
第十三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1）
西部人
写下了“西部人”这三个字才觉得它如此沉重。沉重不是因为质量，而是它的庞大。如同常识告诉我们的：同样的体积，金比铁重，铁比石头重。庞大的西部占有了大半个中国，中国因为有了西部才显得壮阔而辽远。
因此，描述西部人，就不能像描述“上海人”或“北京人”或“广东人”，或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人那样轻松，那样目标集中、特色鲜明、一抓就准。西部人不是一条流域内的男女，不是一座海湾旁的人等，也不是一片里弄中的居民，更不是几条胡同里的住户；那是人群的汪洋，是浩瀚的人类无穷的特色之花盛开不衰的一部分，是闪烁异彩的面孔繁星般地照耀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片天空。
面对这片天空，所有想用简短的文字说清楚西部人特色的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只试图吃天而又无处下爪的老虎。就拿西部居民之一的藏族来说，他们既是马背上的迁徙者又是田野里的收获者，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双重背景，苍茫的草原帝国和同样苍茫的青稞庄园几千年的流变，使他们具有了难以概括的丰富性和幻变无象的不定性。光谈这一个民族，哪怕仅仅谈论他们的人格特征、行为习惯，就是一部大书而不是一篇小文。况且这样的谈论很可能会变成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比较，变成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比较，而绝不是关于西部人一般行状的概括和描述，也不是关于我对“西部人”这样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如此便违背了本文的初衷，跑题十万里，专欲难成文，贪多不得，务大不逮，我又何苦如此呢？好在古人早就为我们想好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王安石也说：“有所不为，为无不果，有所不学，学无不成。”那么，就让我举起“有所不为”旗号为我的避难就易开脱塞责吧：非我不能也，孟老师和王老师的教诲不可违也。“可以有为”的时候，我有必要声明，此文中所谈的“西部人”，就民族来讲，以汉族为主，就地域来讲，以青藏高原以及陕、甘、宁、新为主。别的，暂且不“为”，或尽量少“为”。
一
据我的经验，常年待在西部的西部人其实并不知道西部人有哪些特点，一是因为缺乏跟外地人的比较，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见过小个子的人怎么知道自己是大个子呢？二是因为地道的西部人都羞于自夸自命，与生俱来的腼腆和羞涩让他们谨言慎行惯了，常常是卑以自牧的，哪里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三是因为西部人虽然不矜不伐但也懒得检讨自己，检讨是一种人生体检，搞得好了可以两处得益，既发现了弱点也看到了特点，可惜他们不擅此道。有了这三点，西部人对自身的认识就难免糊涂，很难有一二三的列举、甲乙丙的说明。然而自觉的“列举说明”并不等于表达的全部，表达既可以是语言和文字的，也可以是行为和肢体的。他们可以不说却不能不做，西部人就是西部人，只要活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让自己仿佛领有使命般地通过举手投足把那种西部味儿浓浓烈烈地表现出来，表现得就像1976年的春天那样充满了飙尘万里的苍凉和寄世人间的幸运。
197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右派陈源从祁连山深处的八宝劳改农场逃跑。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但逃跑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兴奋，面对茫茫原野，他顿时有了举足维艰的感觉：他从监狱来，他到哪里去？偌大一个世界，竟想不出一个可以容留他的地方。他顶着阳光照耀下的劳改犯的光头，穿着污迹斑斑的劳改犯的蓝色棉衣，标志鲜明地来到了祁连县城，目的似乎已经不是逃跑而是为了让人发现。但让他意外的是，所有看见他的人虽然都带着诧异的目光，却没有丝毫不友好的举动。他甚至在地质队的食堂门口一伸手就要到了八个大馒头，又在县委招待所带火炉的门房里找到了暂栖一宿的床铺。就这样，在那么多温情的眼光绵绵不绝的关注下，他大大方方地在祁连县城待了两天，然后向东而去。向东的路上，他就像一粒被风掀起后不知落往何处的尘埃，飘过了辽阔冷凉的俄博草原，飘过了茂密阴暗的仙米森林，飘过了水势盛大的大通河，飘过了冰天雪地的达坂山，最后飘到了西宁。漫长的两个多月里，他不停地得到人们的帮助，不仅没有挨饿受冻，而且有了一顶遮盖光头的皮帽子，换掉了一身格外扎眼的劳改棉衣。等他走在西宁的大街上，张望着省会的繁华拥挤时，他已经和别人没什么区别，再也不是一个具有“罪孽”标记的劳改犯了。在西宁的日子里，他躲在先他释放的难友老贺家里，完成了促使他逃跑的两件大事，一是带着怨尤写出了自己的申诉材料，二是流着眼泪写完了一首酝酿了几个月的长诗：《悼念周总理》。他说：“老贺，借给我点钱，我的目标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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