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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特工“T”逃亡西班牙不知所终

下面要介绍的这名特工当年供职于军情六处，他的遭遇同戴维·谢勒和汤姆林森一样，让人有殊途同归之感。根据英国《保密法》明确之规定，凡是被解聘情报人员与任何记者的联系内容都必须向管理部门报告。这名特工是军情六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而军情六处又是“英国最机密的一个情报机构”，因此这位特工的真实姓名一直没有透露，媒体就称他为“T”。

西方的一些情报机构向来喜欢到名牌大学征募特工，英国也不例外。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学校。但是，当读剑桥大学三年级的T被问到“是否想做刺激些的情报工作”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时他“更希望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

T以剑桥大学工程学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得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在美完成了另一个学位。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南美洲的一家规模较大的民航公司做职员，但因该公司走私毒品，他也受了牵连。作为嫌疑犯他被警察扣留，但没多久就被放出来，因为他满足了当地警察局的一个条件“帮助我们打一场橄榄球赛”。

回到英国后，他找到一份普通工作，每逢周末作为消遣，他都去英国特种部队反恐怖团参加训练。这是一个能让他展示特长的机会。与所有参训者相比，T的体育技巧、耐力、顽强的竞争精神得到全方位的体现。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参加撒哈拉沙漠汽车越野赛和海上快艇比赛，并在滑冰业余组的竞赛中夺取冠军。

雄心勃勃的T在得意洋洋之余觉得自己该为国家做些什么，怀着这样的心情，他来到了军情六处的招聘办公室，很快就成为一名学员。训练课对T来讲一点也不吃力，据说他照常上夜总会，有时会对人吹牛说“我会制作麻醉剂，我喝一杯威士忌也不会醉”等等。他也经常对别人说“非常喜欢这一工作，因为情报职业的稳定性和高退休金同它存在的危险性一样具有吸引力”。

最优秀学员T在训练结束后，立刻被派往“一线”执行任务。T的第一个行动是秘密潜入莫斯科，侦察俄导弹军事秘密。在1991—1995年的四年中，他先后到过欧洲不少国家，并且在中东和战火纷飞的波斯尼亚执行过极敏感的行动，包括征募当地的情报人员。

然而没过多久，T这颗闪烁的新星突然熄灭了，他莫名其妙地被开除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原来，T在这段时间遇到两件不幸的事，给他造成了精神创伤，使他一蹶不振。

第一件事是他曾经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她一直希望早日同他结婚生子。但T还想在工作上大干一番，不愿早结婚。不久他的女友被医院诊断得了癌症。T恰在这时接到前往波斯尼亚执行任务的命令，考虑再三，选择了工作，抛开了女友。等他半年后完成任务回来时，他听到的消息是“她已经死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波斯尼亚。他在执行任务时，亲眼目睹走在自己身边的一位妇女被炮弹击中，他曾想为她做些什么，如包扎抢救，但一点用也没有，她当场就死了。这两件事深深地刺激了T，所以当他回到泰晤士河西岸军情六处的总部后，心情非常沮丧。但是他又不想把自己的不幸和想法告诉上级。总部大楼上有一露天酒吧，他经常独自一个坐在那里喝闷酒。同事见他老是这副借酒消愁的样子，认为他内心矛盾，软弱无能，甚至有什么事情在瞒着组织。

然而，T的上级虽然也发现了他的情绪有些不对头，但并没有什么反应，而是照样分配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打入中东一个私售军火组织，找到并去破坏他们的化学工厂。可是，就在T即将完成任务准备返回时，他接到一个通知“你的可靠性评审鉴定有疑问”，人事部门指责他经常“自我放纵，容易出错”。

接到这样的通知后，一开始T还以为是人事官员无事生非，也就没有往心里去。但是，当他1995年初返回总部大楼上班时，却发现情况真的变了，他居然被军情六处拒之门外。他一连三天把自己的通行卡插入大门的电子检身器都无济于事。后来一个警卫走出来对他说：“你的这张通行证已经作废了。”

T就这样被开除了，他简直不能相信，他认为自己每项工作都完成得很不错，而且“随时准备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献身”。后来，他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被炒鱿鱼的原因——他曾对他的朋友说过，“这一切都是在我向上级指出军情六处的一些情报手段‘不道德’后发生的”。

T绝望地回到伦敦城南的家中，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他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按照惯例，军情六处对解聘人员，包括违反法律的特工都帮助找到其他工作，但唯独对T不这样，更不用说有“丝毫补偿”。

当时他还天真地一再申诉，但得到的仍是含混不清的回答：“你一直在单独行动，没人可以证明，所以无法评价，没有任何具体问题可说。”

T是军情六处中第一位要求职业仲裁法庭（1994年成立）仲裁的官员。然而，仲裁法庭没有站在他的一边，而且没有说明任何原因。T认为，这唯一的一次职业仲裁法庭的听证“非常荒谬”，使他和律师都无法为自己辩护。据说这是因为主管军情六处的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坎德已事先通知这个仲裁机构，“不要插手此事”，里夫坎德同时还警告媒体“报道T的事情，就是泄露国家机密”。

在投诉无路的情况下，T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但英国警方的追捕也开始了。为了防止情报部门杀人灭口，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只是对他要好的一位朋友说：“我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他们解雇了我，我要用受训时学到的本领好好地对付他们。”

当时情报部门向他所有朋友打听他的去向，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原来他已经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海岸的德尔索尔小镇一片凄凉，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这位瘦高个子的英国人驾着一辆轻骑摩托驶进了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弃的小镇。他的旅行包里有台全功能电脑和一双老名牌冰鞋。

在一所破旧的农舍里，T落了脚。日复一日，T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生活，从镇上小杂货店买份英文报纸，在潮湿的酒吧凝望大海，几个表情忧郁的老人从他身边经过彼此不打招呼。偶尔他也玩玩台球，看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他在通往农舍的小路上偶尔徘徊一会儿都会提心吊胆，总是疑心那些追踪的人已在那里等候自己了。

然而，更多的时间他还是坐在电脑前，一幕幕地追忆在军情六处工作时，他的顶头上司是如何耍自己的，使自己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有时他也会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去报复。

1996年春天，T终于鼓起勇气，通过电话把自己的遭遇向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反映了。尽管报社也认为，他的遭遇完全可以写成一篇吸引读者眼球的报道，但是《星期天泰晤士报》最终却没有勇气公开此事。

秋去冬来，T还是那样一直待在那个荒凉的小镇，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时他已经变得囊中羞涩，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于是他给报社打电话的次数更多了，他希望得到经济赔偿。因为，为了维持生计，他已经抵押借款8000英镑。后来经报社再次向上级请示才被允许报道T的故事，但“不许把全部实情曝光”。

1996年9月14日，T通过移动电话，警告军情六处的官员，他已经把自己当特工时所干的一切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间谍生涯》。里面不仅有英国秘密情报活动内容，而且有所有他认识的秘密特工的真实姓名。T说，他已将此书稿存在“另一个世界的两部电脑里”，这两部机器如果哪个星期没有定时得到T（若被捕或暗害）的秘密指令，就会把书稿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自动发表出去。T说：“我要求重新开庭，公正审理。如果得不到重新开庭的机会，这本书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新闻媒介。如英国新闻协会、路透社或者是《观察家报》等等。”

半个月后，T再次告诉英国《观察家报》：“这本书披露了我从事的秘密工作的极为详细的情况，包括所有官员的真实姓名。这些问题极为敏感，绝对是一枚炸弹。”“我无非是想上法庭，我已经写信给我原来的上司，如果有公正的裁决，我将不出版此书；否则，网上的所有用户就会知道英国的秘密。”

T还在电话里告诉军情六处的那些官员，已有别国情报机构的人找到他，要求他为他们干，不过自己暂时还没有最后决定——T的这些话当然有恐吓的意思，但是军情六处的官员听了之后却信以为真，并且在猜测是俄罗斯或者是以色列的特工在活动。他们非常紧张，担心T会投靠敌国，马上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英国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们既怕T的书出版后会公开那些不能告人的内幕，又担心某一个敌对国的情报组织派人来“搭救”他。尽管T是个小人物，但他毕竟曾是军情六处的一名特工，掌握许多重要的机密，这些东西对英国以外的那些情报机构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而这将会威胁到英国国家的利益甚至是安全。

为此，有关当局命令军情六处马上采取以下措施：一、主动与T建立“热线电话”先稳住他；二、命令为T出书的代理商马克·卢卡斯交回书稿，中止合同；三、派人秘密前往西班牙将T逮捕回国；四、赶紧疏通英国最高法院，得到最高法院的上方宝剑——阻止T谈工作秘密，对“已经非常烦琐”的《保密法》做进一步的充实。秘密情报局发言人说：“任何泄密都将对其他特工造成威胁，情报部门将继续做不开庭的努力。”

1996年11月17日，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这样报道：“秘密情报局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一名前情报官员出书泄密的问题……政府一直非常担心秘密情报局的那名‘无赖’侦探将出版《我的间谍生涯》一书和把书稿存入国际电脑网络，以及背叛祖国的行为发生。政府唯恐1987年《反间谍者》的旧事重演。”

《星期天泰晤士报》还在报道中说，“秘密情报局局长大卫·斯佩丁证实：为了追捕他，早就成立了专门行动队，而且可以肯定地说，T已与一个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工取得了联系。据说已经有人在西班牙见过他”。

不知《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是真是假，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叫“T”的英国特工的消息，包括他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

这就是英国情报机构某些特工人员的命运——尽管他们并不是“鼹鼠”。

第十九卷　“师生”联手，虐囚丑闻惹火烧身

第六十五章　“X训练营”培训了5名中情局局长

英国情报机构当年不仅帮助美国人创建了中央情报局，而且一直同美国情报机构合作到今天，但是他们也给自己惹下了不少的麻烦。

威廉·史蒂芬森是英国谍报界的首脑，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创建者。他是西方情报界一位传奇的人物。

史蒂芬森原是加拿大一位巨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他加入了加拿大陆军，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飞行员，并被调到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由于作战英勇，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无畏”。

1936年4月，史蒂芬森得到消息说，希特勒正在疯狂扩张军力，并对外隐瞒了8亿英镑的军费开支。他觉得这严重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将对欧洲乃至国际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就把这些情报报告给了当时英国反对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得到了丘吉尔的高度重视。丘吉尔后来以此为炮弹，在议会里炮轰时任英国首相阿瑟·尼维尔·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史蒂芬森一直从事无线电和破译密码工作，参加谍报活动，曾多次赴北欧执行任务。1940年4月，已经出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任命史蒂芬森为自己的全权特使，到纽约同罗斯福总统商讨两国情报工作的合作计划，从此英美两国的情报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丘吉尔命令史蒂芬森在美国秘密建立了“英国安全协调局”，由他出任局长，代号“勇士”，并将总部设在纽约，负责整个南、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情报活动。

整个二战期间，史蒂芬森领导的英国安全协调局一直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进行全程合作，直到1945年底二战结束后，威廉·史蒂芬森才撤离纽约。当年英国安全协调局曾成功地探明了挪威的“重水”工厂，毁灭了德国人的原子弹美梦，还破获了德国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让许多犹太人获得逃亡的机会。

二战结束后，史蒂芬森重回商界，曾任加拿大政府的工业发展顾问，后来在丘吉尔的多次邀请下重出江湖。虽然为英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史蒂芬森却不拿英国政府一分钱的报酬。他雇用了数百人，大多数开支都是自己掏腰包。

威廉·史蒂芬森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开山始祖”。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英国护照控制官员”，私下里却是丘吉尔安排在罗斯福身边的私人代表，他很快赢得了罗斯福的信任。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给史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当史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给英国，而不让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因为当时美国军方的情报机关一直反对同英国人合作。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发现，他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别人信件，于是就派特工人员向英国人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当时史蒂芬森也把他们搜集到的大部分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双方合作一年后，英国人给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多达10万件。

由于战争的需要，罗斯福决定建立美国战略情报局，任命自己的好友威廉·约瑟夫·多诺万担任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和史蒂芬森的关系很好，彼此信任，史蒂芬森认为多诺万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那种对情报工作很内行的人，从此就帮助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开展工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战略情报局后来发展成了现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史蒂芬森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在加拿大成立了“X训练营”，这是北美地区第一所培训战时秘密情报人员的学校。多诺万选派了一大批青年特工到“X训练营”接受专门的特工训练。英国情报机构因此成了美国情报机构的“老师”。从1941至1945年，约有2000名英、美、加等国的特工在此接受过培训，其中有5名学员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后来中央情报局几乎在全世界搞秘密活动，只有三个国家例外，英国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那些刚刚接触秘密情报行当的美国青年对这一行还显得很陌生，但都充满着热情，一个个都认真好学。英国人在国内外开设了六处大型秘密训练基地，给他们传授基本的谍报经验，包括暗杀、格斗、擒拿、爆破、审讯、伪装、野外生存、侦察与反侦察等等，从而为美国情报机构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从1966年开始出任美国中情局第六任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当年就是“X训练营”的学员。

赫尔姆斯对他最初在训练营里接受的教育一直记忆犹新。在那里，他们被告知，不许用真姓名，要设法了解同学的真实出身。英国著名突击队的训练官费尔巴恩上校教他们在生死关头如何自救，费尔巴恩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对付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他说，第一步是威胁她，要毁她的容；如果这一招不能奏效，就揪住她的下嘴唇，狠狠打她的耳光！

年轻的赫尔姆斯和他的同伴一样，被这种与大学里迥异的讲课方式和内容惊得目瞪口呆。很多技术或者说是手段并不令人愉快，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但上校说，用绅士的方法置人死地，这是自卫的态度。后来，当这些美国徒弟告别老师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毛头小子了，在很多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X训练营”毕业后，他们都活跃在欧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敌后战场，为盟军取得二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史蒂芬森后来也一直被认为是“007”的原型之一。詹姆斯·邦德这个形象诞生后，“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对谁是“007”原型的猜测一直不置可否，他唯一一次的表态是在1962年10月。当时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称：“詹姆斯·邦德是一位真实间谍的传奇版本，那个人也许就是威廉·史蒂芬森。”

有“007之父”之称的伊恩·弗莱明还说过，是“我创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这句话看似有点狂妄，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二战期间，弗莱明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