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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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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她的女权论的界限。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妇女来讲，这种女权论并不牵涉到政治行动。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随大流，还是逆潮流，他们都要受到同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或者与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乔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继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号召社会革命。
1847年，乔治·桑的个人生活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中断了同肖邦的来往；出现了克莱森热与索朗芝的婚姻悲剧。这些打击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悲伤压碎了，我相信，这是无法医治的忧伤。因为，我越是能够暂时忘记忧伤，忧伤越是向我袭来。往后，我就更加阴郁不快，心碎欲裂……〃
尽管这样，她仍然继续工作，而且显得很愉快，有时也会真的心情舒畅。
乔治·桑终于为她的奥古斯蒂娜找到了一个丈夫，三十六岁的图画教师卡罗尔。他是流亡法国的波兰人，维克多发现了他；乔治·桑曾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对奥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这对年轻人没什么财产，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为了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乔治·桑给了新娘三万法郎的陪嫁，又为新郎找到一个税务员的职位。
乔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疯狂的克莱森热挥霍浪费，结果负债累累。为了使收支平衡，她写了十卷本的《我的自传》。
1847年，乔治·桑几乎没有见过皮埃尔，勒鲁，十分宽宏大量的乔治·桑很严肃地批评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勒鲁的事，我开始习惯做这样的设想：他在与世隔绝的、想象的钢丝绳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将会变成怎样，但他总可以找到办法，一方面，他办事情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坚持不懈。而且，他很善于从他不承认的这个世界，取得必需的帮助。多年来，他心甘情愿地过着穷困的日子；但是，他一家老小，那么多人吃饭，却从来不缺少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拖延下来，他并不那么担忧，他有令人赞叹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过难关。他也有令人赞叹的才智，使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年轻的维克多此时成了诺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将在巴黎举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乱。乔治·桑起初还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惊，全法国也为之一震。乔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于一种女性的强烈愤慨。
她写信给儿子，劝他不要再去那里闲逛了，因为人们会被砍伤，而且这对正义的事业毫无好处。她见儿子没听她的劝告回诺昂，感到很吃惊。莫里斯喜气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热。乔治·桑很担心，于是决定去找她的儿子。
到了巴黎后，乔治·桑突然感到，这是伟大的日子，不仅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她发现朋友们都已上台掌了权。
共和国是坚强的。大家不再放弃它，为了保卫它，必要时就战死在街垒上。正直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许不能胜任只有拿破仑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部分人都尽力去工作。
乔治·桑看到临时政府的首脑，被工人和资产阶级拉来拉去。他们用工作服反对礼服，用鸭舌帽反对礼帽，将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立。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乐观，尤其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她使她的朋友们被任命为共和国在拉夏特尔等城市的专员。旧情人米歇尔已被澈职，因为他害怕作蛊惑人心的宣传，背叛了民主。乔治·桑还使莫里斯成了诺昂的镇长。
她有一张长期通行证，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随时去找临时政府的成员。她成了革命的缪斯。革命行动使艺术家们大为振奋，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危险，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容易任人塑造。
美梦是不会长久的，这就是美梦本身的含义。富人们害怕，穷人们也一样，人民对一八三○年怀着惨痛的记忆。那时候，国王从人民手中抢走了共和国，人民仍然握紧武器。
乔治·桑1848年3月写道：〃我看见了不信任和怀疑已经钻进了富人的心窝，我看见了野心和欺骗戴上了赞同现政权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诺昂，为的是陪莫里斯回去就职，并了解一下外省的情况。一个乡间的庆祝集会就在市镇广场上举行。但是，在拉夏特尔，资产阶级表露了敌对的情绪。〃我回到这里，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们，变革那已经变得相当麻木的贝里。不管怎样，并不因为拉夏特尔不同意，共和国就失败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顽强，变得更好斗。回到巴黎后，她十分自豪，自命为政权的智囊和笔杆子。
伟大真诚的信仰在她的心头掀起了波涛。
巴尔扎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权的运气：共和国维持不了多久，顶多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尽量不失时机。要是他有钱的话，他也许会像他的小说中的投机者一样，趁着人心惶惶之机，低价买进债券和田产。他写信给情人说：〃为了建立共和国，要摧毁一切，重建一切。这事业没有人支持。因此，我们将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巴尔扎克本来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乔治·桑有分歧。
普选临近了。乔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权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说去选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选人。但是。全省除了几个属于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尔一样保守。
不过，乔治·桑不承认被击败了。她撰文威胁道：
如果选举不能使社会真理取胜的话，如果选举只代表一个人民不真诚信任的特权集团的利益，那个本应是拯救共和国的选举就将会失败。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大概只有一条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过去建起过街垒，他们也许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意志，使错误的国民议会决议推迟实行。这是最后的、可悲的办法。法国愿意迫使巴黎再求助于这个办法吗？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这是号召举行暴动。
乔治·桑不害怕暴动。在她看来，政府、报刊、整个法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纯粹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们与君主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派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派，她是其中的一员。她想，唯有战斗的结果才能区分两大阵营。
然而，在等候选举时，政府中思想先进的人，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政权。很多人把造成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乔治·桑的文章。
乔治·桑在别的报纸上力图解释说，她不主张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说的，不主张〃特权集团和小集团〃。〃特权集团〃就是所谓的领导阶级，〃小集团〃指的是狂热鼓吹暴力的小集团。但是，实际上，她是鼓励〃小集团〃，而公众反对她的叫骂也是很厉害的。
这时，乔治·桑还能到一些部长的家里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乔治·桑劝告他们的那样做了。巴黎的起义者们闯进了彼旁宫，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紧急动员令，富人区的国民卫军挽救了国民议会。
5月15日，乔治·桑在哪儿呢？波旁宫旁边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看见，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在发表演讲，并博得众人的喝采。她就是乔治·桑！
5月15日晚上，乔治·桑断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失败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诺昂去。
但是，她等了两天，因为有人说她将要被捕。她不愿意显出逃走的样子。在等待搜查时，她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没有任何人想要为难她。于是，在17号晚上，她平静地口诺昂去了。
当乔治·桑回忆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况时，她就会觉得，诺昂就是她的避难所。但现在却应该改变这种看法。在混乱的巴黎，人们都把她给忘了，而在这乡间，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反动派把她当作攻击目标，邻居们指控她犯了种种过失和罪行。
诺昂新镇长奥拉尔是乔治·桑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私交。他劝乔治·桑离开家乡，直到各种谣言和愤怒平息之后再回来。
乔治·桑去了图尔，报纸讥笑说：〃乔治·桑到哪里去了？她狼狈不堪，六月事件的时候，收拾好家具和雪茄烟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图尔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义失败和六月的血腥屠杀之后，有上千人被流放。社会共和国被推翻了。一道新的血腥的壕沟挖好了，横在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乔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报上发表文章。她说：
〃我不给任何报刊写了，至少是现在不写。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想。所谓当务之急，就是要做些让步，而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但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崩溃了，还未复原，我要等它康复。〃
这时，肖邦在伦敦越来越恶毒地谈论他旧日情人的不幸：〃最近这段时间里，她陷进泥泞里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进泥潭。人们认为，燃起内战之火的公告是她写的……〃
除了外界的责难，乔治·桑的心中也充满了痛苦的斗争。奥古斯蒂娜的父亲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为《当代女人——乔治·桑的传记及其阴谋》。他在文章中指责乔治·桑把奥古斯蒂娜拐到诺昂，做莫里斯的情妇，然后把这姑娘随便嫁给一个男人。
乔治·桑去请教了大律师谢·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说，他儿子和养女之间，只有圣洁的兄妹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乡间，家庭里充满亲密的友情，我一直看着他们长大。〃
谢·戴斯丹日恐吓了那位父亲，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没有发表。
但是，轮到肖邦来指控了。他说：〃总之，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议论这桩最肮脏的丑闻。做父亲的虽没有尽责，但那都是事实。这就是那桩善举！当这姑娘来到这个家时，我是竭力反对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并且经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乔治·桑写给索朗芝的信：〃对于他，我不能以怨报怨，以怒报怒。我经常想到他，就像是想起一个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为了迎击敌对派的进攻，乔治·桑再次把自己的书桌变成防卫的堡垒。她重新开始写《我的自传》，并又挖掘乡间题材小说。
这种新的田园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好感。那并不是因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确实放弃了激烈的政治观点。她说，她从此也许可以接受两种所有制：一种是个体制，只有阶级调和才能使它为人们所接受；另一种是集体制，她希望它能够实现，并且范围尽可能广泛。
□ 作者：安安
第六章 乔治·桑的另一种生活
第二节 丈夫·情人·朋友
●肖邦临终前，有几个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
●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
1848年12月底，伊包利特去世了，他病了将近两年，在酒里找寻一种人为的刺激。他什么也不吃，每天喝酒，越喝越多。死神来到了，他却没有察觉到。
1847年，奥古斯蒂娜生了个儿子，取名乔治。
玛丽·多尔瓦尔的外孙也叫乔治。玛丽·多尔瓦尔变老了，她退出情场，断绝了一切来往，只是一个热心的祖母。她的女儿卡罗琳娜，嫁给了喜剧演员勒内。小夫妇俩在事业上并不成功；但已有三个孩子了。玛丽的丈夫已经瘫痪，成了残废。沉重的负担压在多尔瓦尔的身上。她勇敢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巡回演出。因为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里，除她这个流浪女演员的演出报酬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收入。小乔治身体很虚弱。
为了使多尔瓦尔能带孩子到南方去调养，乔治·桑给孩子出旅费。孩子却因患大脑炎而夭折，多尔瓦尔也只比孩子多活了一年。
临死前，多尔瓦尔曾叫人通知大仲马和桑多，说她想见见他俩。大仲马跑来看她。玛丽担心会被抛到公共墓穴中去，大仲马安慰她，并答应为她买块墓地。但是小于勒错过了这最后的会面，他来得太迟了。在她的墓前，竖着一个黑色木十字架，上面写着：〃玛丽·多尔瓦尔，死于悲伤。〃
在她被诅咒、被抛弃和被侮辱的一生中，她是艺术和命运的牺牲品，乔治·桑慷慨地照顾她的外孙们——雅克和玛丽长期在诺昂度假。
肖邦没有再见到乔治·桑。1849年10月17日，他与世长辞。有人说他斯喃喃地说：〃乔治·桑对我说过，我只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肖邦临终时，有几个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乔治·桑得知这个死讯时，把肖邦过去给她的一绺环状鬈发，放在一个小纸袋里，在上面写道：可怜的肖邦！死于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两年之后，小仲马在俄国与波兰边界，发现了乔治·桑给肖邦的全部信件。肖邦的姐姐把信从巴黎带到了密斯罗维奇，因为怕信被那里的海关截去，就把信留在朋友那里。那些人为了让年轻的小仲马开心，让他看了一个法国女人的情囊，而他们根本不认得她。
自从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之后，玛丽住在巴黎。她同家里的人（除了丈夫）言归于好，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主持政治沙龙，发表了一些严肃的作品：《论自由》《共和主义者的信》《伦理学提纲》。在写三卷《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的时候，她想和乔治·桑接触，希望这个当年参与这出历史悲剧的演员能帮助她回忆这段时间的历史。可是，这两个女人不和已经有十一年了。
1850年11月，玛丽·达古尔给乔治·桑写信：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人代表您向我淡了些知心话，说到我心坎上。但我还不敢沉浸在它带来的欢乐里。要是您是单身的话，我本来随时想去向您了解一下，我们间事实上破裂了的、美好友谊，是否还给您留下某些惋惜之情？您是否也和我一样觉得那友谊是永恒的，并且是一点也不能替代的呢？
公众误以为我们相互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如果您发现我对不起您，我随时准备忏悔。但说实在的，我认为我们两人，只有一件事情是可责备的，那就是我们少不更事。我们那时年轻，就是说我们轻信，爱挑剔，又太暴躁。我们曾天真地相信了那些恶毒的，或至少是轻率的谣传。我们自以为强烈的温情被人出卖，流露过激烈的言词。但我怀着不能夺走的坚定信念：因为如果我们在那痛苦的年代的每时每刻，透过所有愤怒的谣言背后，都能了解对方真实的思想，那么我们的友情就会真挚深厚和牢不可破。
刚才提笔给您写信，我还很犹豫。我对您的感情对您是否还有些魅力呢？
岁月也许是把我改变得比较好些了，但也使我变得没有那么可爱了。金发女郎翅膀不知留在哪里了，神奇的公主脱下了她蓝色的裙子，神圣的光芒已经离开了她的额头。在您充满才华的一切幻觉中，只剩下一个女人了。她性格倔强，更加勇敢，慢慢地走在一条孤独的路上，走在长长的送葬行列的最前头。
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我还是写信给您了。您将会感到这些话严肃而又真诚。我感谢您住日真诚地对待我。
乔治·桑，在我写这个如此亲切的名字时，我似乎看到自己又回到青年时代。所有疑虑都消失了，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们的友情将会复活，不仅亲密，而且更加坚强。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热烈的希望了。
而您呢，乔治·桑？
乔治·桑并不反对这种半和好的想法。但是，在同意和解之前，她坚持要把脓肿挤干净！要澄清一切事实。她给玛丽·达古尔写信，说明了这层意思。
说实在的，这两个女人间的友情，不可能继续存在。她们互相说得太多，写得太多了。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手与伙伴对自己的看法。过分直率，就不能相互原谅。它使对方大清楚别人的评价。这评价过去残酷无情，现在可能依然如故。没有信任就没有友谊。而且，尊重对于友谊来讲，即使是虚情假意，也比严厉的真诚更有利。此外，真诚常常也只是一种生气或怨恨的表示。
乔治·桑的孩子们几乎没有变。索朗芝和她的丈夫在爱情与离异之间摇摆。他们因支付不了抵押的利息，法院根据债权人的请求和申诉，把纳博纳公馆贱价出卖了。女儿自己的陪嫁挥霍光了，母亲仁慈地答应给她每年三千法郎的补贴。1849年5月，一个小女孩降生在卡西米尔的家里。她就是让娜·克莱森热。
莫里斯还是那样优柔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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