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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腹-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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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子并不新鲜了，但郑局长是领导，大家还是很卖力地笑了笑。郑局长有几分得意，摸摸杨聂的头，说：“杨公子，你有这么懂事么？”别看杨聂还是初三学生，但现在的孩子都是吃着带激素的营养品和用激素催大的鱼肉瓜菜长大的，成熟得格外快，杨聂当然也就听得出段子里的意思，脸上立即红了。郑局长格外开心，对杨登科举起杯子：“杨主任我敬你全家，不为你当了领导，只为你有这么懂事的儿子。”几位笑着喝了酒。
杨登科因为还要开车，喝到七成再不肯喝了，郑局长他们也就见好就收，一齐吃了些饭，离了席。一家人要上车时，郑局长过来握着杨登科的手说：“路上慢点儿开，明天我们几位再上你家里去。”杨登科不免又要犯疑了，说：“去我家里干什么？过两天我们就要打转的。”郑局长说：“你就不用管这么多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上车出了县城，杨登科心里还在纳闷，自己母亲生日，他只在董志良面前说了一句，跟曾德平打招呼时只说有事回家，未提母亲二字，郑局长他们是从哪里打听到的？总不可能是董志良透露给他们的吧？杨登科多年没陪母亲过生日了，这次回家主要是尽点孝道，减轻些心里的歉疚，不想竟惊动了郑局长他们。
老家早已通了公路，近年又铺了油，路面窄是窄了点，却还算平坦，所以杨登科尽管开得很慢，三十公里的路程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下了车，就见家里聚了不少人，正在杀鸡宰羊，一派忙碌景象。跟父母见了面，才知原来他们接到杨登科要回家的电话后，喜出望外，立即忙着做些简单的准备工作。这事不知怎么被老村长知道了，他跟县乡领导过往得多，有些识见，主动过来对杨父说：“我们杨家村过去虽然出了些布衣秀才，但像登科这么正儿八经的官，几百年来却还是第一个，这可是我们整个杨家村的光荣。所以登科要回来给母亲祝寿，我们当然要举全村之力，大操大办一场，好好长一长我们杨家人的威风。”老村长说到做到，自己亲自做这次喜事的总管，把村里的精壮劳力都派到杨家，大张旗鼓操办起来。
这其实是杨登科预料之中的。他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的世道人心再清楚不过。他非常感激老村长，说：“老村长，您辛苦了。也不知怎么感谢您老人家。”老村长说：“不用谢，明天你陪我多喝几杯就是。”杨登科说：“那是应该的。”
晚上杨登科拿出两万元现金，让聂小菊和杨聂一起帮忙，装到两百个红包里。父亲不解，说：“明天你妈生日，众人要给我家送礼，你们装红包干什么？”杨登科说：“我们是按照城里人办喜事的做法，散席时每位客人都要打发一个红包。”母亲说：“我听说城里给客人打发红包，也就十元八元一个，哪有一百元一个的？”
杨登科只好掏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爸妈都在这里，我把话说白了吧。儿子离开乡下二十多年，终于混了个小官，可我是吃家乡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平时也没能力和机会报答父老乡亲们，心中不安啊。这次母亲生日，大家要来祝贺，总得送上十元二十元的礼金吧？若在城里特别是在机关里，这点钱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十元二十元并不是一个小数，收了乡亲们的钱，叫我怎么过意得去？所以才特意做了准备，凡来贺喜的人，不论他送的礼是大是小，一律回一个百元钱的红包，以表诚意。”
母亲心疼这么一大笔钱，嘀咕道：“乡下办酒想赚钱是没有可能的，但也不能倒贴那么多呀！”父亲却明白杨登科的意思，知道他是想在家乡父老前面挣个面子，特别赞赏他的做法，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一张脸重要，登科这么做，我们做父母的就更有脸面了，我举双手赞成。何况登科刚升了官，升了官还缺这一万两万的？”
父亲这话露是露了点，却把什么都道破了。
第二天日上三杆，客人陆陆续续进了杨家。在老村长的指挥下，司仪员吹鼓手严阵以待，几处大灶烟正浓，二十多套桌凳已分别安置在左邻右舍上房下屋。用老村长的话说，这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齐上。按照地方风俗，杨母已端坐于堂屋祖先牌位前，只等午时将至，鞭炮点燃，鼓乐声起，受过跪拜之礼后，就可大开筵席了。
此时与杨家对望的山前忽冒出一串小车，沿着蜿蜒公路呼啸着开过来，徐徐停在杨家屋前。乡下公路通了多年了，平时跑的多是大车和农用拖拉机，只偶尔有一部两部小车自此经过，这么十余部小车整整齐齐招摇而至，大家好像还是第一次见过，感到很是稀奇。客人们于是纷纷跑出屋子，上前来看热闹。连忙忙碌碌的勤杂人等也扔下手中活计，奔到了路旁。
杨登科正在屋里帮身为总管的老村长登记客人送来的礼金，忽见大家都往外面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出了屋。见屋前长蛇阵般停了十多部小车，杨登科就明白是郑局长他们了。但转而一想，县农业局也就三四台小车，一下子从哪里来了这么多小车？
纳闷着，杨登科几步迎到了路边，原来除了郑局长他们，曾德平也带着胡国干刁大义小钱还有已退下去的老郭几位兄弟，一人开着一部小车赶了来。农校马校长等市农业局下属几个单位的头儿也在。杨登科又惊又喜，上前跟各位一一握手，感谢大家老远跑来捧场。来到曾德平前面时，杨登科说：“曾主任我就知道是你的主意。只是我并没跟你说过我母亲生日的事呀？”曾德平笑道：“是董老板亲口告诉我的，我跟兄弟们一说，大家踊跃得很，争先恐后要来给伯母祝寿，我看又是星期天，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
杨登科禁不住心里一阵热乎。董志良真是关心下属，这一辈子能跟上这样的好领导，也算是自己天大的造化了。
杨登科这里正在招呼客人，那边老村长已叫人燃响爆竹，还带着吹鼓手吹吹打打迎过来，分立两旁，将这批高贵的客人往中堂请。机关里人去宾馆参加喜宴，都是先给主人递上红包，然后各自找位置落座，哪来乡下这样热闹隆重的场面？大家感到新鲜，欢欢喜喜来到杨母前面，按照乡下的规矩，给老人家行跪拜大礼。
礼毕，曾德平和郑局长还有马校长他们便把身上的大红包掏出来，塞到杨登科怀里。杨登科谢过，让司仪人员安排各位入了席，再到后堂去跟老村长登记红包。曾德平他们的红包有两种，一公一私。公家三个，市农业局六千，农校等几个下属单位和县农业局各五千。私人方面，曾德平几位同事的钱装一个红包，人平一千；郑局长和马校长两拨人分别装在两个包里，人平八百。董志良单独送了一个红包，两千。几项加起来已是三万。
这些红包比乡下人送的十几二十几元一个的红包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登在一起不免别扭，杨登科特意登到了另一个本子上。
登记完红包，杨登科出了屋，要去打曾德平他们的招呼，只见马路上又开过来几辆小车。大家兴奋起来，说：“又来贵客了。”怂恿鼓乐手做好出迎的准备。杨登科再也想不起还会有谁要来，还以为是过路车呢。岂料那几部小车到得屋前，都停了下来。
杨登科便迎上去，同时注意了一下那几部小车的牌号，发现都是县里的号子。
此时县农业局的郑局长跟了过来，告诉杨登科，那是县委县政府和乡政府的车。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只得在郑局长的介绍下，跟从车上下来的客人握手见面。原来除了书记县长在市里参加市委全会之外，其他七位县委常委领导都到了场。乡里是几位书记和乡长，其中两位过去到市里找杨登科办过事，彼此认识。带队的是一位分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属于常委里的第三把手。他告诉杨登科，他们是受两位老板之托，特意来给杨母祝寿的。县里的两位老板当然就是书记县长了。喊书记县长太生硬，喊老板显得既亲密又实在。
县里领导也这么捧场，杨登科自然也觉得风光无限。就有几分陶醉，自己一个副科级干部，何德何能，母亲生日竟然将县里和乡里的核心领导都惊动了。旋即杨登科就明白过来，他们一定是知道董志良就要进市委常委了，见自己跟董志良关系非同一般，提前在自己身上投资，今后想要投靠董志良了，也好有一条内线可以利用。这些人都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了，见的世面大，深知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佛脚是抱不住的。
这么一想，杨登科接他们递上的红包时，就理直气壮多了。
父老乡亲们当然不可能知道杨登科心里这些想法，只知道杨登科出息大了，给他们也挣了面子。是呀，一个偏僻的乡村，一位老人做生日，村前公路上长龙般齐整整停了十七八辆小轿车，市县乡有关领导都到了场，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大家一边对这一溜照得见人影的小车指指点点着，一边打心眼里敬佩起杨登科来，还讨论起了杨登科的官位。他们对当今那三六九等的官级不甚了了，有人说看这阵势，杨登科的官跟县长县委书记应该是一个级别了。其他人不同意，县里领导都来了，没来成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都托了话，杨登科的官也许在县长县委书记之上呢。年级大的人还借题发挥，教育在场的晚辈，做人就要做杨登科这样的人，做了官连父母和地方上的人都跟着沾了大光。
县委常委和乡里领导给母亲行过礼，被安置好之后，杨登科又连忙跑到后堂去跟老村长一起登记他们递的红包。县里两个红包，一个是以县委政府名义送的，一万元整；一个是包括书记县长在内的九个常委领导的，共九千，也就是说人平一千。乡里公家和私人的加在一起也上了三千。将前面市县农业系统的三万加在一起，已过了五万。
望着这厚厚几叠钞票，杨登科眼里都要冒绿火了。他只是一个小小副科，给母亲办一回酒，光市县乡三拨人马的礼金就上了五万，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办一回酒，岂不要数十万上百万地进？怪不得手中有权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办酒，乔迁要办，生日要办，娶儿媳嫁闺女要办，儿孙出生和周岁要办，死爹死妈更要办，原来办酒的奥妙就在这里。
对此有人说是腐败之风，有人说是人情世故，各有各的理由，政府也不好硬性规定不准办酒。有意思的是前不久市纪检会作出庄严而神圣的决定，定期给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发送反腐倡廉短讯，杨登科提拔副科以来，已荣幸地收到好几条了，其中一条说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要能做到四不：用权不用计，过节不失节，进步不进钱，生日不生财。杨登科当时就笑起来，心想如今的人都放聪明了，对上面的精神尤善于正话反用，这不恰好提醒了大家，用权用计，过节失节，进步进钱，生日生财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趁在台上好好用足自己手中的资源，加大力度加强“四项建设”，以后下了台，那就再没机会了。
这是闲话，不说也罢。还是说这天的老村长，他算是大开了眼界，这辈子他恐怕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对杨登科不免又敬佩又羡慕，说：“看来还是要做官啊！登科你一做官，回来给母亲做回寿，一下子就收了这么多钱，我们当农民的，在田里土里刨上几辈子也别想刨这么多钱出来。自古说升官发财，不升官，哪来的财可发？”
杨登科无言以对。半天才笑笑，说：“老村长，这些钱我可是不能往自己袋里一塞就完了的，我的官还太小，只有官做大了，肚大量大了，才吞得进，咽得下。”
老村长不懂了，说：“你不吞进去，咽下去，难道给人家退回去不成？乡下是不兴退礼的哟。”杨登科说：“当然不是硬邦邦退回去，我有我的办法。”随即叫过聂小菊，吩咐她拿二十个空红包出来，每个里面装上两千元，领导们上车前再给他们。
老村长望望杨登科，一脸的迷惑，说：“你这不是没赚什么钱了？”杨登科说：“老村长，我这次回来给母亲做寿，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的。”
老村长似乎懂了杨登科的意思，觉得他不是一般角色，翘了大拇指夸奖道：“看得出来，登科你是个干大事的人才，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出息。”
午时即至，三声震天动地的铁炮响过，欢快的鼓乐声一齐奏响，正式开席了。杨登科在老村长的陪同下，代表母亲，带着老婆孩子，一桌一桌去敬酒。先敬市县乡来的客人，再敬父老乡亲。酒宴随之进入高潮，一派喜气洋洋。
就在杨登科在酒桌间来回穿梭的时候，外面又来了一位客人。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却很快进入了杨登科视线。其时杨登科正举了杯准备敬一位亲戚的酒，那位中年妇女一出现在门口，杨登科的目光就僵住了。
虽然已二十多年没见，杨登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位客人就是邓桂花。
杨登科放下杯子，缓缓朝邓桂花走过去。不用说，如今的邓桂花已不是当年的邓桂花了，脸上刻着岁月的沧桑，微胖的身子稍稍佝偻着。杨登科心里像是被什么一蜇，隐隐有些作痛。他努力想像着当年的邓桂花，这才发现她那混浊的目光里依然闪动着杨登科永远也没法忘怀的真挚。杨登科仿佛有许多话纷纷跑到嘴边，要对她尽情倾诉似的，可最后却只这么淡淡的一句：“你怎么也来了？”
邓桂花望望杨登科，笑了笑。这一笑，让杨登科一下子找到了从前的邓桂花。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邓桂花，笑起来也是这么个样子。邓桂花说：“我是今天上午接到前进的电话，才知道你回来给母亲做寿了，所以迟到一步，很对不起。”
说着递一个红包给杨登科。杨登科犹豫着接过红包，好像这才明白她是来祝寿的，要给她安排席位。邓桂花说：“别忙，我还没见过伯母呢。”找到杨登科母亲，行过礼，才入了席。杨登科有话要说，可席上又不是说话的地方，只得说：“一路辛苦了，多喝几杯。”邓桂花说：“我不会喝酒，这你是知道的。别管我，你招呼别的客人去吧。”
杨登科当然不好老守着邓桂花，只得走开了。
热闹了两个小时，酒宴接近尾声，老村长安排人将那一百元一个的红包分发给各位客人。这个规矩，上面来的客人见得多了，接了红包，就塞进了口袋。乡下的百姓还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事，觉得有趣。平时拿一包主家事先准备好的糖果，已经非常客气了，现在见给的是红包，好奇心顿起，就在桌前将红包开了。
这一开，眼睛就都圆了。谁能想到，里面竟然是一张百元的大钞。
就在众人不可思议之际，市县乡的客人离席准备告辞了。杨登科忙跑去送客人，又不忘说些感激的话。聂小菊也追来了，又给每位客人递了一个大红包。大家就有些稀奇，都说：“聂老师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席上已经拿了红包了，还要给呀？”杨登科忙笑道：“席上是席上的，这是各位远途劳顿，路上买矿泉水的。”
其中性子急的早已把厚厚的包打开了，粗粗一点，竟有二十张大钞，心头暗喜，嘴上则说道：“杨主任也太客气了点，你是要我们买矿泉水，还是买金条？”杨登科笑道：“惭愧惭愧！下次我发了财，我一定给各位领导买金条，怎么样？”
说话间，聂小菊又将县长县委书记的大小两种红包，给了领队的县委副书记，拜托他转给两位未到场的领导。至于董志良的红包，杨登科本来想让曾德平转交，临时又改变主意，扯住了聂小菊，打算自己回市里后当面交给他本人。
客气着各位上了小车。长长的车队蠕动起来，首尾相衔，缓缓往来时方向驰去。杨登科的手不自觉地抬了起来，朝着车流扬着扬着，脸上溢满笑容。他心里念叨着董志良，这些不是看在董志良就要进市委常委的分上，怎么会把自己放在眼里，一个个开着小车跑到乡下来给母亲做寿，让你扎扎实实地风光这么一回？
车队即将消失在远处，杨登科的手这才放了下来，转身准备回屋。却见身后站着黑压压的人群，每人的手都不自觉地高高地挥着扬着，目送着那已然消失的车流。原来是席上的客人都离了席，下意识地随杨登科一起来送别市县乡里的领导。杨登科从那还高扬着不肯放下的众多的手臂上看到了一份无形的虔敬。那是在权力面前才可能产生的发自内心的虔敬，也许像基因一样在我们的血液里潜藏了千百年了。
下了席的乡亲们不再入席，用手抹抹嘴巴，再捏捏兜里的百元红包，跟杨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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