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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天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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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很多政治领袖其实表现并不好，为什么要敬畏他们呢？这就牵扯到心理学了。孔子是很了解心理学的，有时候政治领袖是因为愈被别人尊重，愈认真看待自己的职务，从而愈努力地为百姓服务。如果不敬畏他，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会影响他照顾百姓。譬如台湾很多政府高官，在立法院里被立法委员骂得头昏脑涨，回去之后就胡搞瞎搞。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骂得没有尊严了。所以孔子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敬畏政治领袖是希望借此机会敦促他们善尽职守。
孔子第三个敬畏的是“圣人之言”。所谓“圣人之言”是古代圣人所留下来的言论，这种言论无不标举完美人格的理想，指出了人生应行之道并且昭示祸福吉凶，需要我们去敬畏并好好实践。但也有人觉得，圣人之言都是唱高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的好听，做得到吗？孔子认为，不管做不做得到，首先要敬畏圣人之言，敬畏之后才可能认真去想，去问自己真的能做到吗？怎么样才能做到呢？这是君子修身的方法。
“小人”正好相反。小人没有志向，就活在现实生活里，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拉关系讲面子讲人情，搞得“大人”不能够秉公办事。“狎大人”的“狎”有亲热的意思，就是没大没小，公务私务分不开。最后还侮辱圣人的言论，认为古人说的话何必在意呢？时代不同了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从三畏和三不畏上，可以看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孔子自己心存敬畏的表现，从两句话可以看出来。一句叫“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傩”是一种民俗信仰的仪式，用以驱逐疫鬼。乡里人举行这个仪式时，孔子穿上正式的朝服，站在自家东边的台阶上。古时候房子坐北朝南，台阶分为东西两边，客人走西边，主人走东边。孔子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东阶，表示自己是主人，对乡人的仪式虽不参与，但态度尊重。还有一句叫“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孔子遇到急雷狂风，必定要改变容色，表示对上天的敬畏。朱熹批注《论语》说，孔子这样做是敬天之怒。有人就觉得奇怪了，明明打雷刮风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为什么说代表天的忿怒？朱熹的一家之言只作参考。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对做人做事都有谨慎的考虑，对于自然界发生的一切，也保持着戒慎的态度。
6。少说为妙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生病还能治好，但说出来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恐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论语》有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后来就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子不语》，里面全是各种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诞事迹。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谈这一类的事，并不表示这一类的事不存在或不能发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谨慎态度与理性精神。他曾劝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对于“怪、力、乱、神”正应该根据“不知为不知”的原则，闭口不谈。
简单分辨一下这四个字，第一种“怪”代表反常的、怪异的现象。譬如《左传》出现过有一次“六鹢退飞过宋都”，六只鹢鸟退着飞过宋朝的都城。鸟是往前飞的，怎么往后飞呢？因为风速大于它的飞速，看的时候觉得它是退着飞的。又譬如，古人不明日蚀之理，等到天文知识增加，疑问自消。古代有阴阳家，喜欢在自然界与人世之间寻找相关联的线索，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跃”之说，即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因此，理性昌明、科学进步之后，我们可以见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释。最怕的是自己对怪象加以玄妙的臆测，造成庸人自扰。而孔子对这类事情是不谈论的。
第二“力”代表勇力。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我用力量来让别人听我的话叫做霸道，我用德行让别人听我的话才可以称王。武力或霸道不符合儒家的原则。有人问孟子，说你跟我们谈谈齐桓公的事情吧。孟子说孔子的学生没有人谈齐桓公、晋文公这些春秋五霸的事情。因为儒家认为靠武力征服别人不是正途，将来一定会有不当的后果，譬如等你衰退的时候，别人也可以用武力把你征服。儒家“尚德不尚力”，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则必有后患。证诸史实，完全无误。
第三“乱”在古代专指作乱造反的事情。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昏上乱相固然不少，乱臣贼子随处可见。孔子不去谈论这些事情，因为谈多了，好像心里也跟着受到干扰，人性的负面情绪受到刺激，以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坚持原则呢？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孔子维护及稳定社会秩序都来不及，当然绝口不谈“乱”了。
最后“神”这个字比较值得注意，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迹。有人说孔子不谈鬼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不对的。孔子谈“鬼神”谈了很多次，譬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你去祭拜，那就是谄媚；也即人对鬼神不应该有谄媚或求福之心。孔子说禹很伟大，“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自己吃得很简单，对鬼神祭品却办得非常丰盛。这些都是在谈论鬼神。孔子从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及意义，那是属于信仰的领域。信仰需要诚敬之心及实践之志，光靠言谈是不够的。孔子不谈的是一些灵异事件，包括算命迷信这些事情。说实在的，算命的事不能说完全不准，像有些人可以预言将来如何。只是通常一个人算命算十次准一次，九次不准都没人说，那一次准的却被很多人加以宣扬。以今日来说，求神拜佛或者烧香算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责任，无法活出人的尊严。
总之，孔子为什么不谈怪、力、乱、神？是因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人生有正路要走，你不要费太多心思在“怪、力、乱、神”上面。在人的能力所及范围，绝不逃避责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内，则乐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强为说词。
《论语》里还有一段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很少主动谈起有关利益、命运与行仁的问题。“罕言”不是不谈，是很少谈，有时学生问到这些问题，孔子也会答复。但他很少主动去说，表示慎重之意。为什么慎重？因为这三者皆为世人所关怀，又由于听者有个别差异而容易引起误解，所以不宜做泛泛之论。第一，“利”代表利益。利是人之所欲，孔子并不盲目反对利，而是强调“见利思义”，利须与义配合。但义与利的分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直接谈利，容易使听者误入歧途，如“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看到小的利益就很难规划大的目标，因为很多人听到“利”，马上就心动了，所以孔子不愿意多谈。
第二，“命”，人生际遇的穷达顺逆以及生老病死等很多时候非理性所能解释。孔子认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能耐，努力完成天赋的潜能，要坚持既定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多谈“命”，难免使人妄图侥幸或灰心丧志，以为一切既已注定，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这与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刚健态度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孔子所谓的“命”，兼指命运与使命；命运是盲目及被动的，使命是清明和主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命运时，把握自己的使命。但命运与使命的分辨更是微妙，不能不慎重言之。
第三，“仁”，孔子也很少谈。大家觉得奇怪，“仁”不是说的很多吗？“仁”在《论语》里出现一百零四次，怎能算罕言呢？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孔子很少主动谈“仁”，都是学生问了，他才回答，而且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譬如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学生们纷纷请教什么是“仁”，孔子才回答。换句话说，孔子很少主动谈“仁”，是因为“仁”代表道德理想，而道德以“实践”为主，多谈无益，“我欲仁，斯仁至矣”，我要走上“仁”的路，“行仁”的机会自然出现。而且“仁”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关，谈“仁”要因材施教，看这个人处境如何，怎样做对他而言才是正确选择，因此最好留待学生请教时再做说明。
总之，“罕言”并非像“子不语”一样，完全不谈，但是要谨慎。因为多谈“利”将使人忽视“义”；多谈“命”将减低理性成分及奋斗意志；多谈“仁”于事无补，因为“仁”必须终身力行。
第二章 孝敬父母
1。孝出于天性
谈到孝顺，很多人认为，那是儒家的专利吧。其实不然，道家也强调“孝”。庄子说：“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庄子·人间世》）子女爱慕父母，这是命中注定的，是你内心不能解除的；你再怎么说我有超脱的智慧，我有不同的人生观，你还是会爱自己父母。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父母如果过得不快乐，做子女的一定会担心，这是天生的。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父母亲的年纪，做子女的不能不记得；一方面为了他们得享高寿而欢喜，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日渐老迈而忧虑。这句话很让人感动。因为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三岁父亲过世，十七岁母亲过世，他根本没有机会感受到父母年老时做子女的心情，但却说出如此贴切子女之心的话，可见他过人的感通能力以及对人生现象的深入观察。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看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做子女的会越来越担心，这是人之常情。
孟子以舜做例子，“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舜当了天子，天下人都喜欢他，尧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他自己既富且贵，但仍然不快乐；只有父母都顺心了，才能让舜解除忧愁。为什么？因为总觉得父母亲没有顺心，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孝顺，一定要做到让父母亲都开心了，他才没有忧愁。孟子称赞舜是孝顺的最大榜样，“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舜到了五十岁还在思慕父母，一个人能够如此不忘本，无怪乎成为圣人。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孝顺是不分年龄的。一个人年纪不论长到多大，也不要忘记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情况。那时我们吃喝拉撒全靠父母照顾，跟父母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啊。我常劝一些年轻的朋友，有空可以把小时候的照片翻一翻，看看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父母是什么样子。小时候的照片大都是跟父母合照的，你看看当时父母多么年轻健康，现在呢，开始衰老了，也可能生病了。你多看看这些照片，会使自己的生命连贯起来，不会有了今天就忘了昨天。一个人一定要把握生命的整体意义，才能觉悟到一些做人的根本道理。
儒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孝”呢？因为孝顺出于人性，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基本的品德。只要是人，都应该孝顺，也愿意孝顺。古代有所谓“五伦”，也就是《中庸》里说的“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其中三项：父子、夫妇、昆弟都属于家庭。家庭是一个人的脉络，离开这一脉络，人就无法定位自己、定义自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又为何在这个世界上。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又是家庭的基础，如果父子之间不能够做到“孝”，夫妇、昆弟的关系也不容易相处得好。把家庭这三种关系推到外面，才有朋友之间的交往；再进一步推到社会上，才有君臣之间的关系（在今天这个社会，所谓君臣是指老和员工或长官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是一切人生关系的基础。一个人一定是从家庭出发，再到社会、国家，到为天下人去努力奋斗，在历史上留下功业和名声。你说你要报效国家，想在历史上留得好的名声，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都不能够对父母孝顺的话，其他一切都是空谈。有一次有人劝孔子做官，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为政》）
《书经》上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再推广到政治上去。”这就是参与政治了，不然，如何才算参与政治呢？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一个个生命的圈圈，从内往外，由核心往四周扩散，而圈圈的核心，自然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小单位，一家人和和乐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最令人羡慕的。如果家庭能做到这一步，再向外推广到社会上，社会的风气就会慢慢改善，政治自然会走上轨道。因此，在家庭中对父母孝顺也等于是从政了，可以发展出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子女与父母之间要如何相处，才算得上孝顺？其实，不只是孝顺，人与人相处要合乎“善”的要求，都要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内心感受要真诚。你一定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真心希望父母快乐，是不是真诚由内而发希望孝顺父母。换言之，孝顺需由内而发，若无内在情感，只有外在形式，任何事情都是虚伪的。人是由内心和外在一起表现的生物；若内外不能配合，就容易产生人格分裂。第二、对方期许要沟通。父母对你有什么要求、期待，要跟他们沟通一下，了解他们的需要，再设法回应，尽量做到。像我们小时候读《二十四孝的故事》，看到王祥“卧冰求鲤”，吴猛“脱衣饱蚊”，都很孝顺，但现在还需要你这么去做吗？真的这样做，父母会说你孝顺吗？他们会认为你读书把脑子读坏了。第三、遵守社会规范。父母要我做一件事，如果违背社会规范，我做不做呢？譬如父母亲生病了，要我想办法弄钱给他们治病，那我想什么办法呢？如果是违法的事怎么办？无论如何你不能违背社会规范，否则就算你做到孝顺，将来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这三点是包括父子在内的任何人际关系都要考虑到的。三方面发生冲突怎么办？以真诚为主。我们讲孝顺重要是因为它出于人性最自然的情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每一个人都欠父母的深情，平常并不自觉，直到自己身为父母时，才知道它的重要，即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因此，谈到孝顺时，并非提示教条，而是要指出一条最适合人性发展所需的途径。
2。敬爱父母
没有人会反对孝顺，但怎么样做才算孝顺？这是一个大问题。有个故事，公公年纪大了，吃饭时手发抖，经常把碗摔破，媳妇为了省钱，就买了个木碗给公公使用。有一天这媳妇下班回家，看见自己的儿子坐在门槛上，拿个小刀在刻木头。媳妇问，儿子你做什么呢？儿子说，我在刻两个木头碗，将来一个给爸爸用，一个给妈妈用。媳妇听了，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做了坏的示范，给公公用木碗固然摔不破，事实上却是对公公不尊敬，只考虑到金钱的损失，而没有想到他的尊严。因此，孝顺只满足父母的需求是不够的，还要有尊敬之心，照顾到父母的尊严。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子游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是指能够奉养父母。就连狗与马，也都能服侍人。如果少了尊敬，有要怎样分辨这两者呢？”
“能养”包括饮食起居的照顾与侍奉。有人把“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理解为：我们如果只是养活父母而没有尊敬他们，就等于把父母当作犬马来养一样。这种翻译是不对的。在古代社会，犬替人看门，马替人拉车，两种动物都是可以为人类服务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说，你对我真好，将来我要效“犬马之劳”。孔子在这里以犬马做比喻，是说如果子女奉养父母就像犬马服侍人一样，只是完成任务，而没有尊敬之心，那跟犬马又有什么差别呢？譬如我们成家立业之后，每月按时送上生活费，但心中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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